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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笔者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中欧美学术论坛。在此次会议期间，中欧美三方最为重要的战略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均会聚于此，阵容强大，足以显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力量实体对该项活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美国，在名单上列有密密麻麻的前国务卿、前国防部副部长、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多位极为显赫的人物，而笔者则与约瑟夫·奈等大师级人物被分配到同一讨论小组。
在美国富人聚集的阿斯平市，笔者一方面忙碌地参与会议讨论，一方面在会议进程中直观地感受美国人复杂的情绪变化。其中，最鲜明的感受便是：美国“不自信”了。
不做领导：从G20到G2，再到G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国家，特别是英法等欧洲国家普遍寄希望于G20（20国集团），他们对G20拯救全球经济寄予厚望，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对此“过于乐观”了，所以一些欧洲代表转而对G2（中美两国集团）充分期望。
美国代表则反对G2观念，主张用“G0”概念。他们认为，全球不是G20时代，也不是G2时代，而是G0时代：这是一个更加动荡、更不确定的环境，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非极化（而不是多极化）趋势发展显著。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单独的国家或是国家联盟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八国集团）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或者一些新兴大国集团也不行。每个国家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因此这些力量实体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可见，美国对坚持自身领导能力的信念已经发生了某种动摇。
笔者认为，现在美欧的内向性倾向十分严重。例如美国，不论是茶党绑架了共和党，还是“占领华尔街”绑架了民主党，又或是美国大选本身，这些国内政治问题正在缚住其手脚；又比如欧洲，它们主要关注欧元区内部的整合问题，对履行国际责任等世界性议题均不感兴趣。显然，这样的状况只会使国际形势由不好的状态走向更加不好的状态。
不要谈美国“衰落”：谈多了，美国就真的“衰落”了
美国人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特别是不希望别人“看轻自己”。会议中，约瑟夫·奈希望中国人不要老是谈论“美国衰落”，因为谈多了，美国就真的“衰落”了。换言之，他尤其担心“美国衰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国学者们强调，实力“下降”或“衰落”是非常不好的描述方法，更准确的描述是主要国家或行为体在“实力上的相对接近”。因为，一旦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便会提升或动员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任何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
因此，“合作”一词成为三方谈论最多的词汇。大家共同认为，全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虽然有利益分歧，但之间的问题总体上是常态性问题，要防止一般性问题走向极端化和棘手化，必须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广泛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双方都不能接受失败的前景，两国要真正思考“相处之道”。故此，有人开玩笑地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主要取决于“两片云、三大党”，一片云来自美国、一片云来自中国，三大党分别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中国的共产党。
欧洲也“不自信”了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谈论欧洲实力的下降，很多人不会觉得敏感，更不会反感，因为欧洲曾多次出现过衰落的历史（如罗马帝国等），但是谈论中美实力的上升或下降，很多人就很敏感，甚至不喜欢这个议题本身。鉴于欧洲的“边缘地位”，欧洲代表反复强调三边合作的重要性，他们唯一要做的事件则是说服中美不要“撇开”欧洲。
与会的欧洲官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不是资本主义危机或西方民主的危机，而是欧盟一体化的危机：欧洲各国领导人忘却了欧共体成立的初衷，在应对危机时各国的团结性很差，最终导致“大难来临各自飞”的窘境。
目前，对于欧元能否幸存、怎样幸存，欧元区国家难以达成一致，也更缺乏信心。由于短时间各国难以找到妥协的方案，导致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抬头，右翼极端势力在部分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上升，这对于不断下滑的欧洲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欧洲代表感叹道：“欧洲对目前的境况总体持悲观态度，对未来也比较悲观；美国对现在比较悲观，但对未来较为乐观；中国对现在和未来都比较乐观。”
美国开始“在意”中国感受
本次会议上，笔者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美国提出“转向（pivot）亚太战略”之后，发现中国不大欢迎这个提法，很快就将此词换成了“再平衡（rebalance）亚太战略”，但它又发现此时不仅中国不欢迎，欧洲也不欢迎这一词汇，因为欧洲人批评美国太随意了，说现在“再平衡”就意味着承认之前的政策有问题，即“不平衡”。随后，美国再次将其改为“重新聚焦（refocus）亚太战略”。
同时，美国代表在本次会议中也一反常态，极有耐心地向中国代表解释上述战略的基本内涵，如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美聚焦于此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希望中国不要紧张；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亚太地区，因此谈论美国“重返”亚太是不恰当的，希望中国要适应这一变化，同美国在亚太“共舞”；美国“重新聚焦”亚太是因为美国要平衡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欧洲、中东是美国的安全利益所在，亚太则是美国的经济利益之所在，美国不希望离开一个冲突区域（中东地区等），又进入另一个冲突区域，希望中国不要担心美国是要“对付”中国。
总之，美国的谦和态度使人吃惊，因为多年之前，美国的行为模式是，我提出的概念，你只能接受，不论你是否理解或喜欢。而今天，美国开始“在意”中国的感受，对自身的词汇反复斟酌，希望不要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担忧！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复杂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价。美国人反复在想，自己究竟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还是一个虚弱的中国。一方面，美国强调，中美两国在处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理突发事件等问题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们认为中国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从外部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向其盟友传递模糊信号，谁对中国强硬，谁将受美重视。 现在在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反对将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因为此举将使日本误判形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他们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无论在概念中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要将中国纳入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架构，而不是排斥中国。他们提议，美国目前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是冷战的遗产，需要进行调整，需要重新确定同盟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中国也应该考虑如何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最近，美国欢迎中国参与201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就是这一最新压力在外交领域的释放。
在南中国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美国代表宽慰中国说：我们知道历史上，玩弄大国关系的往往是小国，小国会利用大国矛盾获取利益，因此美国不允许小国甚至是亚太盟国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允许这些国家拖累美国，把美国“拉下水”。但是，美国嘴上“不选边站”、事实上“拉偏架”的政策却加剧了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国家会“铤而走险”，使对立情绪更加激化。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
如何看待美国“不自信”
首先，需要看到，美国的“衰落”是局部性衰落（如解决中东事务的能力）和阶段性衰落（5～10年），美国优势是全面的、长期的，特别是在军事、科技和软实力（信息发布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方面。
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大衰退的复苏阶段，失业率仍然较高。随着美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美国“去工业化”趋势不可避免，由于美国的政党分歧较为严重，新兴产业在未来5～10年内能否产生和壮大，很难预测。但我们仍然需要客观看待美国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美国经济的创新性很强；第二是美国经济弹性强，应对危机成本低；第三是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慢于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其他重要经济体。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是决定全球经济危机能否根本克服的关键力量，但何时能够走出这个拐点，确实难以判断。
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不自信”未必是坏事，因为强势一方的“不自信”也许是双方真正“互信”的开始。经过多年的磨合，中美之间管控分歧的意愿和能力在增强。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稳定，亚太安全就有保障，就没有太大的波动。从长远来讲，亚太地区最大的挑战是：中（崛起大国）美（守成大国）能否建议新型的大国关系。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中美之间能否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在困难时期，互信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
在美国富人聚集的阿斯平市，笔者一方面忙碌地参与会议讨论，一方面在会议进程中直观地感受美国人复杂的情绪变化。其中，最鲜明的感受便是：美国“不自信”了。
不做领导：从G20到G2，再到G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国家，特别是英法等欧洲国家普遍寄希望于G20（20国集团），他们对G20拯救全球经济寄予厚望，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对此“过于乐观”了，所以一些欧洲代表转而对G2（中美两国集团）充分期望。
美国代表则反对G2观念，主张用“G0”概念。他们认为，全球不是G20时代，也不是G2时代，而是G0时代：这是一个更加动荡、更不确定的环境，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非极化（而不是多极化）趋势发展显著。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单独的国家或是国家联盟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八国集团）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或者一些新兴大国集团也不行。每个国家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因此这些力量实体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可见，美国对坚持自身领导能力的信念已经发生了某种动摇。
笔者认为，现在美欧的内向性倾向十分严重。例如美国，不论是茶党绑架了共和党，还是“占领华尔街”绑架了民主党，又或是美国大选本身，这些国内政治问题正在缚住其手脚；又比如欧洲，它们主要关注欧元区内部的整合问题，对履行国际责任等世界性议题均不感兴趣。显然，这样的状况只会使国际形势由不好的状态走向更加不好的状态。
不要谈美国“衰落”：谈多了，美国就真的“衰落”了
美国人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特别是不希望别人“看轻自己”。会议中，约瑟夫·奈希望中国人不要老是谈论“美国衰落”，因为谈多了，美国就真的“衰落”了。换言之，他尤其担心“美国衰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国学者们强调，实力“下降”或“衰落”是非常不好的描述方法，更准确的描述是主要国家或行为体在“实力上的相对接近”。因为，一旦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便会提升或动员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任何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
因此，“合作”一词成为三方谈论最多的词汇。大家共同认为，全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虽然有利益分歧，但之间的问题总体上是常态性问题，要防止一般性问题走向极端化和棘手化，必须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广泛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双方都不能接受失败的前景，两国要真正思考“相处之道”。故此，有人开玩笑地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主要取决于“两片云、三大党”，一片云来自美国、一片云来自中国，三大党分别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中国的共产党。
欧洲也“不自信”了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谈论欧洲实力的下降，很多人不会觉得敏感，更不会反感，因为欧洲曾多次出现过衰落的历史（如罗马帝国等），但是谈论中美实力的上升或下降，很多人就很敏感，甚至不喜欢这个议题本身。鉴于欧洲的“边缘地位”，欧洲代表反复强调三边合作的重要性，他们唯一要做的事件则是说服中美不要“撇开”欧洲。
与会的欧洲官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不是资本主义危机或西方民主的危机，而是欧盟一体化的危机：欧洲各国领导人忘却了欧共体成立的初衷，在应对危机时各国的团结性很差，最终导致“大难来临各自飞”的窘境。
目前，对于欧元能否幸存、怎样幸存，欧元区国家难以达成一致，也更缺乏信心。由于短时间各国难以找到妥协的方案，导致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抬头，右翼极端势力在部分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上升，这对于不断下滑的欧洲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欧洲代表感叹道：“欧洲对目前的境况总体持悲观态度，对未来也比较悲观；美国对现在比较悲观，但对未来较为乐观；中国对现在和未来都比较乐观。”
美国开始“在意”中国感受
本次会议上，笔者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美国提出“转向（pivot）亚太战略”之后，发现中国不大欢迎这个提法，很快就将此词换成了“再平衡（rebalance）亚太战略”，但它又发现此时不仅中国不欢迎，欧洲也不欢迎这一词汇，因为欧洲人批评美国太随意了，说现在“再平衡”就意味着承认之前的政策有问题，即“不平衡”。随后，美国再次将其改为“重新聚焦（refocus）亚太战略”。
同时，美国代表在本次会议中也一反常态，极有耐心地向中国代表解释上述战略的基本内涵，如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美聚焦于此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希望中国不要紧张；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亚太地区，因此谈论美国“重返”亚太是不恰当的，希望中国要适应这一变化，同美国在亚太“共舞”；美国“重新聚焦”亚太是因为美国要平衡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欧洲、中东是美国的安全利益所在，亚太则是美国的经济利益之所在，美国不希望离开一个冲突区域（中东地区等），又进入另一个冲突区域，希望中国不要担心美国是要“对付”中国。
总之，美国的谦和态度使人吃惊，因为多年之前，美国的行为模式是，我提出的概念，你只能接受，不论你是否理解或喜欢。而今天，美国开始“在意”中国的感受，对自身的词汇反复斟酌，希望不要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担忧！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复杂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价。美国人反复在想，自己究竟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还是一个虚弱的中国。一方面，美国强调，中美两国在处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理突发事件等问题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们认为中国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从外部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向其盟友传递模糊信号，谁对中国强硬，谁将受美重视。 现在在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反对将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因为此举将使日本误判形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他们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无论在概念中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要将中国纳入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架构，而不是排斥中国。他们提议，美国目前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是冷战的遗产，需要进行调整，需要重新确定同盟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中国也应该考虑如何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最近，美国欢迎中国参与201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就是这一最新压力在外交领域的释放。
在南中国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美国代表宽慰中国说：我们知道历史上，玩弄大国关系的往往是小国，小国会利用大国矛盾获取利益，因此美国不允许小国甚至是亚太盟国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允许这些国家拖累美国，把美国“拉下水”。但是，美国嘴上“不选边站”、事实上“拉偏架”的政策却加剧了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国家会“铤而走险”，使对立情绪更加激化。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
如何看待美国“不自信”
首先，需要看到，美国的“衰落”是局部性衰落（如解决中东事务的能力）和阶段性衰落（5～10年），美国优势是全面的、长期的，特别是在军事、科技和软实力（信息发布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方面。
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大衰退的复苏阶段，失业率仍然较高。随着美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美国“去工业化”趋势不可避免，由于美国的政党分歧较为严重，新兴产业在未来5～10年内能否产生和壮大，很难预测。但我们仍然需要客观看待美国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美国经济的创新性很强；第二是美国经济弹性强，应对危机成本低；第三是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慢于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其他重要经济体。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是决定全球经济危机能否根本克服的关键力量，但何时能够走出这个拐点，确实难以判断。
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不自信”未必是坏事，因为强势一方的“不自信”也许是双方真正“互信”的开始。经过多年的磨合，中美之间管控分歧的意愿和能力在增强。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稳定，亚太安全就有保障，就没有太大的波动。从长远来讲，亚太地区最大的挑战是：中（崛起大国）美（守成大国）能否建议新型的大国关系。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中美之间能否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在困难时期，互信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