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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总是在观察着什么，思考着什么。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常态。但李鸣生还有一点不同，他是军人，真诚，执着，果敢，直率。30年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坐在家中虚构的，而是亲临实地，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结果。
如今，李鸣生已发表近千万字的作品，16卷文集即将出版，并斩获全国、全军20余项大奖。在报告文学领域，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独树一帜，拒绝世俗，用渗透心血的文字耕耘出一片繁茂的森林。
李鸣生被文学界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继徐迟之后第二个写科技题材的佼佼者”。他历时20年写就的数百万言的“航天七部曲”等作品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深受读者喜爱。其中，《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年）；《中国863》是国内第一部写高科技的作品，在科技界、知识界、文学界反响强烈，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全球寻找“北京人”》传播海内外，并由此刮起一股寻找“北京猿人”的文化热潮；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真实深刻，直入人心，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李鸣生因此成为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这在目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寥寥无几。
值得提及的是，鲁迅是对他的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自己最为推崇的作家命名的奖项，这或许是每一个作家都会引以为豪的事情吧。
当星空与航天相遇
出生在四川的李鸣生自十岁起就开始有了作家梦，只是这个作家梦梦得太过凄苦——有烧掉书稿，抹掉眼泪去西昌发射场当兵那一瞬；有过在工兵连一天掉一斤肉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也有过在部队学校死啃理科知识的痛苦……但最终梦想的火焰，还是冲破了一重又一重的艰辛，从杂志报纸的豆腐块起步，到慢慢被文学圈认可，作家梦终于大踏步地与他在现实中相遇。
李鸣生的成名作是《飞向太空港》，当初为何会写这部作品？他曾这样说过：“1990年3月的一个夜晚，我偶然翻到一则关于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在西昌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的消息。这消息如同一团火灼烤着我的心，令我兴奋无比、激动难抑：中国、美国，东方、西方，火箭、卫星，人间、天上……仿佛是某种神灵的启示，苦苦思索了多年的大脑突然有一种闪电划过般的感觉，一部优秀的作品在那一瞬间似乎便已形成。”
于是，采访、写作，历时三月，2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出炉。然由于题材敏感，思想观念超前，审查、审查、再审查，出版一拖再拖，书稿在抽屉里躺了一年多，最终才由颇有“眼光和胆魄”的《当代》以头条隆重推出，接着作家出版社又大胆出版了全书。至此，这部书才得以走进大众视野，不仅被《新华文摘》等全国上百家媒体转载，还一举夺得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鸣生一鸣惊人。
但李鸣生却因这次某位当权者不负责任的审稿而对报告文学生出些许伤感与失望——限制太多，发表太难，甚至萌生了再也不写此类题材的想法。时隔两年，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个人，赌气不是应有的风度，而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民族乃至超越地球的一切恩怨是非，才是应该具有的胸襟和气度。中国航天发射是中华民族的壮举，也是一部国史，作家责无旁贷。超越了自我，李鸣生继续坚持追逐“航天文学”的梦想，于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先后相继问世，由此完成了他史诗般的“航天七部曲”。
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航天七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并非是某个部门的组织行为，而完全是李鸣生个人的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来不接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命题作文”，包括军队。其中的酸甜苦辣，曲折艰辛，或许可以足够写另一本书了。这也成为李鸣生自我修炼的过程。他说：“‘航天文学’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要写。一是我当兵就在发射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发射场，与发射场的科技工作者有了一种血肉关系，因而我获得了一种与别的作家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二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过去的文学作品一向表现的都是人类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但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人类进入了航天时代，开始了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文学对此自然应该有所表现，否则便是文学的失职。”
是的，具有家国情怀的李鸣生与航天文学有一种不解之缘。他选择了航天文学，航天文学也成就了他。凭借《走出地球村》，他问鼎首届鲁迅文学奖。
在宁静的夜晚，抬头仰望无垠的星空，是李鸣生自小就有的遐想空间，也为他选择航天文学提供了浪漫的诗意背景。星空恒久的沉默，阔朗与神秘，与航天发射绚丽的惊鸿一瞥之间的热烈交织，其中惊天动地的举世瞩目与默默无闻的挣扎阵痛，又有几个人如李鸣生那般感触深刻？幸运的是，他拿起笔，记录了一个民族那一瞬历史的激荡时刻。
当追寻与科学相遇
继“航天七部曲”之后，李鸣生的笔触又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高科技领域，这一次是《中国863》，将对中国高科技七大领域作一次全方位的滚动式叙写。采访历时一年，过程并不顺利；高科技知识浩瀚无边，光把每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弄清就很困难；再把枯燥的科技转化成生动的文学叙事，更是不易；何况采访的科学家都是各领域的泰斗，对话难度不说，光是采访时间就不好伺候。
写作《中国863》是在1997年的夏天，北京奇热，李鸣生不幸得了颈椎病。他说，这种病让人半死不活，很痛苦，有时简直就想自杀。但一想到书稿还没写完，想到澳大利亚科学家保罗·戴维斯的话：“与宗教相比，科学能为人指出一条更为明确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就宽慰自己：等写完了再自杀吧！于是就一边跑医院一边写，把颈椎牵引器架在脖子上写；可每次牵引器一架在脖子上，就全是汗水。
或许，这便是李鸣生内在心灵寻找纯净之所在的一种方式，与政治的波诡云谲人心幽深不同，科学世界中的唯美与真实，以及推动社会整体向前的原动力，是打动他的真实原因。李鸣生说过，他抵触仕途世界的升迁沉浮，更在意内心的自由与纯净。尽管科学界的书写为他提供了一方净土，但他也发出过质疑：中国的科技体制存不存在着问题？科学界是否就是一片净土？最神圣的地方有没有最肮脏的东西掺和一起？最聪慧的领域有没有最愚昧的东西混为一堆？……而这些，因为种种原因，有的并不能写进书里，只为读者留下渺渺余音，或许这也是科学界的世纪之问。 国家科技部冀复生说：“一个作家只有抓住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才能写出最有力的东西。”雨果写了法国大革命，马克·吐温写了美国的社会变化。李鸣生的《中国863》抓住了科技是全球生存与发展竞争的焦点和核心这一当代主题，在科学与文学的结合上走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全社会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中国863》，再次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当悲悯与苦难相遇
当然，必不可少要说一说《震中在人心》。这部揭示汶川大地震真相、记叙灾难对人心重创的作品，让李鸣生第三次问鼎鲁迅文学奖，其颁奖词是：李鸣生以资深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精神，“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震中在人心》不仅摄取了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而且更真切地悲悯人类生命所蒙受的重创，反思与灾害同时发生的某些存在，意味沉郁，具有强烈的情思力量。
作家夏榆说：“在破碎的山河之间，在遍野废墟、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我看到李鸣生的奔走和停顿。他随身带着相机和录音机，观察、倾听、记录，以一个成熟作家的心智思考，以一个阅尽人世的中年者体察。”天灾与人祸，尽在反省之中。他的倾力和用心，最终使这部书超越了海量的关于地震劫难的应急而平面的叙述。
为什么要不顾生死，冒险去灾区？李鸣生说：“我是四川人，故乡有难，岂能袖手旁观！我是军人，虽然没有上过战场，却亲历过危险，见证过死亡，中国的所有重大发射我几乎都在现场。于是我决定必须扑回故乡！我不为写什么文章，而只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故乡滴血的伤口，用自己的鼻子去闻一闻故乡死亡的气息，用自己的良心去贴近故乡倒塌的废墟！”
2008年5月19日，李鸣生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赴灾区，他代表作家发言说：“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作家，最宝贵的是良知与责任。面对灾难，投身于大地震的现场，感受生命，感受死亡，感受废墟，感受苦难，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因此，面对灾难，作家不应缺席；面对死亡，文学不该沉默！”
此后10天时间里，李鸣生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在灾区奔波采访。采访团结束后，他又独自留下，第二次进入灾区，奔走了10天10夜。两次行程近7000多公里。“我曾强行冲进北川；我曾遭遇6.4级余震；我曾在四台推土机的夹缝中躲闪拍照；我曾两次进入成都军区陆航团；我曾四次进入成都市儿童医院；我曾五次进入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曾走遍了灾区重点倒塌的学校；我曾在弥漫着尸体腐烂气息的废墟中掏出一个个打满红勾和100分的作业本；我曾与800多名学生家长在废墟上度过了最悲惨的儿童节；我曾在雨中跪在数百个孩子的坟前以泪洗面；我录下了120多个小时灾民的哭泣与诉说；我拍下了5000多张现场真实的照片……”
李鸣生说，站在地震废墟上，他几乎流尽了一生的眼泪。回到北京，他开始写作。写作前，他对自己说：必须坚守一种纯粹的写作动机，捍卫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必须以诚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故乡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500万苦难苍生、40万伤残者和近10万个被毁灭的生命；必须对得起故乡的父老乡亲、全国的救援大军、全世界的慈目善举以及永远埋葬在废墟下的孩子和所有的亡灵！
作家的良知与责任，又一次激励着李鸣生。他所能做的，唯有书写与记录。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在他写作航天文学系列时，他被宇宙的浩渺和大自然的神奇所折服，感受着人类的渺小；而深入汶川地震的废墟中，大自然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与破坏力再一次让他震惊。对大自然的敬畏感，焦灼的无力感，以及对生命本体的热颂，都化作他笔端的文字，汩汩流出。正如评论家王凤英所言：《震中在人心》不啻以一种还愿式写作直抵内在感知的个性彼岸，将报告文学的表现理解极为用心地镌刻出不凡的深度和品质。……李鸣生深怀悲天悯人，把在别人不自觉的心灵中的隐象赋予形体和生命，构起人所共感的情感交融性，使其艺术的冲击波更为汹涌，超理性地葆有不多见的内容真实。
又一部沉甸甸的报告文学出版，面对家乡的废墟，李鸣生的内心是否会就此平静呢？肯定不会，大地震的剧痛，岂是一部书能够抹平的！不久，他又四次奔赴灾区，甚至住在灾民家里，再次为我们奉献出了地震系列的第二部、第三部（《绝地重生》和《发现龙门山》）。
当作品与鲁奖相遇
获得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李鸣生，如今面对鲁奖，已有足够的淡然。这位深受屈原与鲁迅影响的作家，思想上也有着屈原式的忧国忧民；个性中的桀骜与清高也能从《离骚》中找到因由；而鲁迅不朽的人格，则成为他写作的标杆。
在第二次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李鸣生这样说道：“作家，其实就是一个制造“精神钙片”的个体户。人格既是作家的根基，也是作品的前提；人格不仅应该渗透于作家的作品，更应该支撑着作家的整个生命；人格既是作家独立审美的前提，也是作家独立写作的必需。”
在微博上，李鸣生很活跃，他属于敢说敢言的作家。面对社会的不公，他鞭挞；面对各种问题，他毫不讳言自己的立场。他没有所谓名家的顾虑，以及立场的谨慎，他直言心声，敢说真话。这也是他人生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之境界。
今年鲁迅文学奖争议很大。很多作家缄口不言，李鸣生在博客上却直言：“评委的素质决定获奖作品的品质。评委的素质主要是两点：良知与水平。二者缺一不可。但，有的人可能有良知，没水平；有的人有水平，又没良知。最可怕的是，既没水平又无良知。因此，如何选定评委是关键。不过，在世风败坏、监管无力的中国，想做一个公正的评委，就我个人做评委的经验而言，的确非常困难！”并在微博上公然呼吁：“文艺界反腐，应从评奖开始！”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话李鸣生
《中华儿女》：能与读者分享一下您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心情吗？
李鸣生：我的真实心情是：最初，很高兴；后来，很平静；现在，无所谓。我的观点是，作品能获奖，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的作品；但写作的目的不是获奖，一个真正的作家与奖无关。再说了，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肯定有好作品。事实上，我因获过三次奖，这次评鲁奖时，把我评奖的资格都取消了。
《中华儿女》：您认为，中国的文学未来发展空间如何？中国的报告文学呢？
李鸣生：中国文学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但希望很可能越来越大。文学的希望与空间大小无关，只与作家的胸怀有关。中国的文学，我寄希望于“80后”、“90后”以及之后的作家。至于报告文学，空间更小，且越来越小。因为报告文学是说真话的文学。这和整个社会风气有关。本来，这是一个应该产生大报告文学的时代，中国更是一个产生大报告文学的国度，可惜缺乏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
《中华儿女》：如果您有一个机会向鲁迅提问，您会问什么问题呢？
李鸣生：我会问鲁迅先生两个问题：第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8年了，为什么中国还没出第二个鲁迅？第二，当年先生深刻批判过的国民劣根性，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根深蒂固有增无减？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如今，李鸣生已发表近千万字的作品，16卷文集即将出版，并斩获全国、全军20余项大奖。在报告文学领域，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独树一帜，拒绝世俗，用渗透心血的文字耕耘出一片繁茂的森林。
李鸣生被文学界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继徐迟之后第二个写科技题材的佼佼者”。他历时20年写就的数百万言的“航天七部曲”等作品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深受读者喜爱。其中，《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年）；《中国863》是国内第一部写高科技的作品，在科技界、知识界、文学界反响强烈，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全球寻找“北京人”》传播海内外，并由此刮起一股寻找“北京猿人”的文化热潮；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真实深刻，直入人心，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李鸣生因此成为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这在目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寥寥无几。
值得提及的是，鲁迅是对他的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自己最为推崇的作家命名的奖项，这或许是每一个作家都会引以为豪的事情吧。
当星空与航天相遇
出生在四川的李鸣生自十岁起就开始有了作家梦，只是这个作家梦梦得太过凄苦——有烧掉书稿，抹掉眼泪去西昌发射场当兵那一瞬；有过在工兵连一天掉一斤肉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也有过在部队学校死啃理科知识的痛苦……但最终梦想的火焰，还是冲破了一重又一重的艰辛，从杂志报纸的豆腐块起步，到慢慢被文学圈认可，作家梦终于大踏步地与他在现实中相遇。
李鸣生的成名作是《飞向太空港》，当初为何会写这部作品？他曾这样说过：“1990年3月的一个夜晚，我偶然翻到一则关于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在西昌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的消息。这消息如同一团火灼烤着我的心，令我兴奋无比、激动难抑：中国、美国，东方、西方，火箭、卫星，人间、天上……仿佛是某种神灵的启示，苦苦思索了多年的大脑突然有一种闪电划过般的感觉，一部优秀的作品在那一瞬间似乎便已形成。”
于是，采访、写作，历时三月，2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出炉。然由于题材敏感，思想观念超前，审查、审查、再审查，出版一拖再拖，书稿在抽屉里躺了一年多，最终才由颇有“眼光和胆魄”的《当代》以头条隆重推出，接着作家出版社又大胆出版了全书。至此，这部书才得以走进大众视野，不仅被《新华文摘》等全国上百家媒体转载，还一举夺得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鸣生一鸣惊人。
但李鸣生却因这次某位当权者不负责任的审稿而对报告文学生出些许伤感与失望——限制太多，发表太难，甚至萌生了再也不写此类题材的想法。时隔两年，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个人，赌气不是应有的风度，而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民族乃至超越地球的一切恩怨是非，才是应该具有的胸襟和气度。中国航天发射是中华民族的壮举，也是一部国史，作家责无旁贷。超越了自我，李鸣生继续坚持追逐“航天文学”的梦想，于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先后相继问世，由此完成了他史诗般的“航天七部曲”。
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航天七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并非是某个部门的组织行为，而完全是李鸣生个人的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来不接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命题作文”，包括军队。其中的酸甜苦辣，曲折艰辛，或许可以足够写另一本书了。这也成为李鸣生自我修炼的过程。他说：“‘航天文学’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要写。一是我当兵就在发射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发射场，与发射场的科技工作者有了一种血肉关系，因而我获得了一种与别的作家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二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过去的文学作品一向表现的都是人类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但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人类进入了航天时代，开始了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文学对此自然应该有所表现，否则便是文学的失职。”
是的，具有家国情怀的李鸣生与航天文学有一种不解之缘。他选择了航天文学，航天文学也成就了他。凭借《走出地球村》，他问鼎首届鲁迅文学奖。
在宁静的夜晚，抬头仰望无垠的星空，是李鸣生自小就有的遐想空间，也为他选择航天文学提供了浪漫的诗意背景。星空恒久的沉默，阔朗与神秘，与航天发射绚丽的惊鸿一瞥之间的热烈交织，其中惊天动地的举世瞩目与默默无闻的挣扎阵痛，又有几个人如李鸣生那般感触深刻？幸运的是，他拿起笔，记录了一个民族那一瞬历史的激荡时刻。
当追寻与科学相遇
继“航天七部曲”之后，李鸣生的笔触又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高科技领域，这一次是《中国863》，将对中国高科技七大领域作一次全方位的滚动式叙写。采访历时一年，过程并不顺利；高科技知识浩瀚无边，光把每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弄清就很困难；再把枯燥的科技转化成生动的文学叙事，更是不易；何况采访的科学家都是各领域的泰斗，对话难度不说，光是采访时间就不好伺候。
写作《中国863》是在1997年的夏天，北京奇热，李鸣生不幸得了颈椎病。他说，这种病让人半死不活，很痛苦，有时简直就想自杀。但一想到书稿还没写完，想到澳大利亚科学家保罗·戴维斯的话：“与宗教相比，科学能为人指出一条更为明确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就宽慰自己：等写完了再自杀吧！于是就一边跑医院一边写，把颈椎牵引器架在脖子上写；可每次牵引器一架在脖子上，就全是汗水。
或许，这便是李鸣生内在心灵寻找纯净之所在的一种方式，与政治的波诡云谲人心幽深不同，科学世界中的唯美与真实，以及推动社会整体向前的原动力，是打动他的真实原因。李鸣生说过，他抵触仕途世界的升迁沉浮，更在意内心的自由与纯净。尽管科学界的书写为他提供了一方净土，但他也发出过质疑：中国的科技体制存不存在着问题？科学界是否就是一片净土？最神圣的地方有没有最肮脏的东西掺和一起？最聪慧的领域有没有最愚昧的东西混为一堆？……而这些，因为种种原因，有的并不能写进书里，只为读者留下渺渺余音，或许这也是科学界的世纪之问。 国家科技部冀复生说：“一个作家只有抓住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才能写出最有力的东西。”雨果写了法国大革命，马克·吐温写了美国的社会变化。李鸣生的《中国863》抓住了科技是全球生存与发展竞争的焦点和核心这一当代主题，在科学与文学的结合上走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全社会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中国863》，再次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当悲悯与苦难相遇
当然，必不可少要说一说《震中在人心》。这部揭示汶川大地震真相、记叙灾难对人心重创的作品，让李鸣生第三次问鼎鲁迅文学奖，其颁奖词是：李鸣生以资深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精神，“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震中在人心》不仅摄取了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而且更真切地悲悯人类生命所蒙受的重创，反思与灾害同时发生的某些存在，意味沉郁，具有强烈的情思力量。
作家夏榆说：“在破碎的山河之间，在遍野废墟、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我看到李鸣生的奔走和停顿。他随身带着相机和录音机，观察、倾听、记录，以一个成熟作家的心智思考，以一个阅尽人世的中年者体察。”天灾与人祸，尽在反省之中。他的倾力和用心，最终使这部书超越了海量的关于地震劫难的应急而平面的叙述。
为什么要不顾生死，冒险去灾区？李鸣生说：“我是四川人，故乡有难，岂能袖手旁观！我是军人，虽然没有上过战场，却亲历过危险，见证过死亡，中国的所有重大发射我几乎都在现场。于是我决定必须扑回故乡！我不为写什么文章，而只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故乡滴血的伤口，用自己的鼻子去闻一闻故乡死亡的气息，用自己的良心去贴近故乡倒塌的废墟！”
2008年5月19日，李鸣生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赴灾区，他代表作家发言说：“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作家，最宝贵的是良知与责任。面对灾难，投身于大地震的现场，感受生命，感受死亡，感受废墟，感受苦难，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因此，面对灾难，作家不应缺席；面对死亡，文学不该沉默！”
此后10天时间里，李鸣生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在灾区奔波采访。采访团结束后，他又独自留下，第二次进入灾区，奔走了10天10夜。两次行程近7000多公里。“我曾强行冲进北川；我曾遭遇6.4级余震；我曾在四台推土机的夹缝中躲闪拍照；我曾两次进入成都军区陆航团；我曾四次进入成都市儿童医院；我曾五次进入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曾走遍了灾区重点倒塌的学校；我曾在弥漫着尸体腐烂气息的废墟中掏出一个个打满红勾和100分的作业本；我曾与800多名学生家长在废墟上度过了最悲惨的儿童节；我曾在雨中跪在数百个孩子的坟前以泪洗面；我录下了120多个小时灾民的哭泣与诉说；我拍下了5000多张现场真实的照片……”
李鸣生说，站在地震废墟上，他几乎流尽了一生的眼泪。回到北京，他开始写作。写作前，他对自己说：必须坚守一种纯粹的写作动机，捍卫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必须以诚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故乡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500万苦难苍生、40万伤残者和近10万个被毁灭的生命；必须对得起故乡的父老乡亲、全国的救援大军、全世界的慈目善举以及永远埋葬在废墟下的孩子和所有的亡灵！
作家的良知与责任，又一次激励着李鸣生。他所能做的，唯有书写与记录。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在他写作航天文学系列时，他被宇宙的浩渺和大自然的神奇所折服，感受着人类的渺小；而深入汶川地震的废墟中，大自然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与破坏力再一次让他震惊。对大自然的敬畏感，焦灼的无力感，以及对生命本体的热颂，都化作他笔端的文字，汩汩流出。正如评论家王凤英所言：《震中在人心》不啻以一种还愿式写作直抵内在感知的个性彼岸，将报告文学的表现理解极为用心地镌刻出不凡的深度和品质。……李鸣生深怀悲天悯人，把在别人不自觉的心灵中的隐象赋予形体和生命，构起人所共感的情感交融性，使其艺术的冲击波更为汹涌，超理性地葆有不多见的内容真实。
又一部沉甸甸的报告文学出版，面对家乡的废墟，李鸣生的内心是否会就此平静呢？肯定不会，大地震的剧痛，岂是一部书能够抹平的！不久，他又四次奔赴灾区，甚至住在灾民家里，再次为我们奉献出了地震系列的第二部、第三部（《绝地重生》和《发现龙门山》）。
当作品与鲁奖相遇
获得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李鸣生，如今面对鲁奖，已有足够的淡然。这位深受屈原与鲁迅影响的作家，思想上也有着屈原式的忧国忧民；个性中的桀骜与清高也能从《离骚》中找到因由；而鲁迅不朽的人格，则成为他写作的标杆。
在第二次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李鸣生这样说道：“作家，其实就是一个制造“精神钙片”的个体户。人格既是作家的根基，也是作品的前提；人格不仅应该渗透于作家的作品，更应该支撑着作家的整个生命；人格既是作家独立审美的前提，也是作家独立写作的必需。”
在微博上，李鸣生很活跃，他属于敢说敢言的作家。面对社会的不公，他鞭挞；面对各种问题，他毫不讳言自己的立场。他没有所谓名家的顾虑，以及立场的谨慎，他直言心声，敢说真话。这也是他人生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之境界。
今年鲁迅文学奖争议很大。很多作家缄口不言，李鸣生在博客上却直言：“评委的素质决定获奖作品的品质。评委的素质主要是两点：良知与水平。二者缺一不可。但，有的人可能有良知，没水平；有的人有水平，又没良知。最可怕的是，既没水平又无良知。因此，如何选定评委是关键。不过，在世风败坏、监管无力的中国，想做一个公正的评委，就我个人做评委的经验而言，的确非常困难！”并在微博上公然呼吁：“文艺界反腐，应从评奖开始！”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话李鸣生
《中华儿女》：能与读者分享一下您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心情吗？
李鸣生：我的真实心情是：最初，很高兴；后来，很平静；现在，无所谓。我的观点是，作品能获奖，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的作品；但写作的目的不是获奖，一个真正的作家与奖无关。再说了，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肯定有好作品。事实上，我因获过三次奖，这次评鲁奖时，把我评奖的资格都取消了。
《中华儿女》：您认为，中国的文学未来发展空间如何？中国的报告文学呢？
李鸣生：中国文学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但希望很可能越来越大。文学的希望与空间大小无关，只与作家的胸怀有关。中国的文学，我寄希望于“80后”、“90后”以及之后的作家。至于报告文学，空间更小，且越来越小。因为报告文学是说真话的文学。这和整个社会风气有关。本来，这是一个应该产生大报告文学的时代，中国更是一个产生大报告文学的国度，可惜缺乏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
《中华儿女》：如果您有一个机会向鲁迅提问，您会问什么问题呢？
李鸣生：我会问鲁迅先生两个问题：第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8年了，为什么中国还没出第二个鲁迅？第二，当年先生深刻批判过的国民劣根性，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根深蒂固有增无减？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