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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看，“数据”作为新的要素加入传统要素队列，促成“数字经济”的时代演变。那么，当数据这一生产力要素占比越来越高，数字经济向“数字化”日益倾斜时，我们的经济运行和日常生活又将会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改变？
“每一次生产力要素的改变，都会为人类的各行各业带来近乎脱胎换骨的改变与触动。20年以前，‘数据’还不叫数据，叫‘数值’。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要素在各行各业发挥效果不一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比例、架构。我们能看到，在工业领域，数据化对人力成本和结构优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不得不说，我们依然处在弱数字经济时代。”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大数据处理中心主任林辉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举例来说，一位记者在做采访的时候，会使用录音笔，录音笔存在内置芯片，芯片就是数字技术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我们会说“采访”这个环节也属于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林辉强调，即使没有录音笔，采访还是可以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即使脱离“数字化”，采访的工作依然不受影响。相比之下，数字化对金融的影响就已经“深入骨髓”。对金融从业者而言，没有了数据系统或者数字化技术做支撑，绝大部分工作都无法进行。
“比如说教育和农业，目前跟数字化的关系也不是很大。没有电脑，老师还是可以给学生上课，传播知识的本质可以得到落实；没有智能收割机，粮食还是可以进仓。但在未来，在数字经济广泛发展起来的时代，离开数据系统或者数字化就无法进行的行业与工作会越来越多。有一天，强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从采访到成稿，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这个时候，一旦断电或录音系统崩溃，采访就真的无法完成了。”林辉如此强调。
在他看来，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大多数行业对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的高度依赖。届时，数据化不仅会成为各行各业的支撑，也会成为潜在“风险点”，因为一旦停电、停机、系统崩溃，工作就无法进行。另外，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会在让一些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前段时间，院里有活动，市里领导过来参加，我们这边负责接待的‘同事’就是机器人。礼仪本身带有程序化特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做什么，提前把程序设置好，机器人不会出错。在未来，一些具有明显程序化的工作，很有可能就被人工智能取代。”西安邮电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苏锦旗这样告诉《经济》記者。
将来，如果数字经济发展到无比强大，人工智能已取代人类绝大部分劳动，我们是否需要担心自身安危？“机器人或者其他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人类，他们永远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她强调：“如果我们将工业革命总结为‘机器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和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或者数字革命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帮助’。”
最初的两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人类的劳动能力消失了吗？并没有。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精细，我们并没有对机器产生畏惧。如今，数字革命已悄然来临；未来，它还会渗透到人类生活的细枝末节，我们同样不必因此害怕或纠结。
陈文玲认为，即使到了数字经济深度完善的时期，机器或智能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情感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哪怕将来有一天，数字化完全取代人类脑力劳动，也无法取代感情的部分。你可以找机器人问路，只要程序设置对，机器人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但街上那些戴着袖章的大爷大妈们，他们除了帮你指路，还会主动辨识你的困境，主动提出帮助。很多志愿者的工作与情感陪护直接相关，这部分工作也很难交给机器去完成。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信任和关爱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也是任何技术都取代不了的。”
电子商务的推广、共享经济的出现，已经对自然人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在苏锦旗看来，产业模式和资本配置也将会因数字经济发生改变。
“在中国，气象局是事业单位，不是私人企业。但在国外，气象工作是由能够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公司承担的。对一个企业而言，你有这个实力，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将来，如果有中国企业在大数据领域发展得足够完善，中国气象领域内企业的投资模式也一定会发生改变。其他行业也如此。”苏锦旗这样分析。
截至2017年，数字产业化（基础层）在中国，尤其是信息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软件服务业、细腻通信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扩展层），即数字经济对其他非信息产业的渗透，比如智能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等的规模已经达到21万亿元。量变产生质变。上述数字也说明，太多改变已经慢慢到来。
陈文玲指出，未来，数字经济会引导社会形态与治理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智慧城市里，人与人交换信息的方式会改变，大家丢了手机肯定比丢钱包还难受。”城市与乡村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过去以城市为主题；在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国内空间布局会以城市群为主；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人工智能，加上高铁、高速公路和航空网，会将城市与乡村连接为一体。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要素，大数据会是未来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未来，当一个创业团队面临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接口和1000万现金资本，这些人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数字经济发展更加深入的时代，所有企业会将‘数据’这一项列入资产负债表。届时，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土地、房子、车子，而是数据信息。数字经济还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财政策略。当前，对中国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来说，土地项目上的收入是最重要的；未来，数据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地方政府手里最值钱的会是数据和土地。”他这样说。
王叁寿还告诉记者，当前，中美贸易形势和两国之间针对芯片进行的交流与沟通，都仅仅是一种开端，其本质是国与国在数据领域的竞争。
“现在我们讲领海、领陆和领空，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权力范围的体现。未来，‘数据主权’会出现。为什么中国企业要去海外并购一些芯片公司，因为存储服务的背后也还是数据。公众时常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会因为数据之争而起。”
王叁寿强调，数据就像地下水，大家都需要水源但没人会直接饮用地下水，我们需要自来水。自来水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政府去做一些事情，投入资金，清理数据使其更清晰，对其进行脱敏、脱密和融合，才能使数据成为企业和大众手中“可以喝的自来水”。不过，中国的数据规模过于庞大，前述过程需要时间方能见到效果。
离不开数据的行业会越来越多
“每一次生产力要素的改变，都会为人类的各行各业带来近乎脱胎换骨的改变与触动。20年以前，‘数据’还不叫数据，叫‘数值’。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要素在各行各业发挥效果不一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比例、架构。我们能看到，在工业领域，数据化对人力成本和结构优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不得不说，我们依然处在弱数字经济时代。”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大数据处理中心主任林辉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举例来说，一位记者在做采访的时候，会使用录音笔，录音笔存在内置芯片，芯片就是数字技术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我们会说“采访”这个环节也属于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林辉强调，即使没有录音笔，采访还是可以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即使脱离“数字化”，采访的工作依然不受影响。相比之下，数字化对金融的影响就已经“深入骨髓”。对金融从业者而言，没有了数据系统或者数字化技术做支撑，绝大部分工作都无法进行。
“比如说教育和农业，目前跟数字化的关系也不是很大。没有电脑，老师还是可以给学生上课，传播知识的本质可以得到落实；没有智能收割机，粮食还是可以进仓。但在未来，在数字经济广泛发展起来的时代，离开数据系统或者数字化就无法进行的行业与工作会越来越多。有一天，强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从采访到成稿，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这个时候，一旦断电或录音系统崩溃，采访就真的无法完成了。”林辉如此强调。
在他看来，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大多数行业对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的高度依赖。届时，数据化不仅会成为各行各业的支撑，也会成为潜在“风险点”，因为一旦停电、停机、系统崩溃，工作就无法进行。另外，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会在让一些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前段时间，院里有活动，市里领导过来参加，我们这边负责接待的‘同事’就是机器人。礼仪本身带有程序化特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做什么，提前把程序设置好，机器人不会出错。在未来，一些具有明显程序化的工作，很有可能就被人工智能取代。”西安邮电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苏锦旗这样告诉《经济》記者。
将来，如果数字经济发展到无比强大，人工智能已取代人类绝大部分劳动，我们是否需要担心自身安危？“机器人或者其他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人类，他们永远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她强调：“如果我们将工业革命总结为‘机器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和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或者数字革命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帮助’。”
最初的两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人类的劳动能力消失了吗？并没有。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精细，我们并没有对机器产生畏惧。如今，数字革命已悄然来临；未来，它还会渗透到人类生活的细枝末节，我们同样不必因此害怕或纠结。
陈文玲认为，即使到了数字经济深度完善的时期，机器或智能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情感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哪怕将来有一天，数字化完全取代人类脑力劳动，也无法取代感情的部分。你可以找机器人问路，只要程序设置对，机器人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但街上那些戴着袖章的大爷大妈们，他们除了帮你指路，还会主动辨识你的困境，主动提出帮助。很多志愿者的工作与情感陪护直接相关，这部分工作也很难交给机器去完成。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信任和关爱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也是任何技术都取代不了的。”
引发产业变革
电子商务的推广、共享经济的出现，已经对自然人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在苏锦旗看来，产业模式和资本配置也将会因数字经济发生改变。
“在中国，气象局是事业单位，不是私人企业。但在国外，气象工作是由能够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公司承担的。对一个企业而言，你有这个实力，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将来，如果有中国企业在大数据领域发展得足够完善，中国气象领域内企业的投资模式也一定会发生改变。其他行业也如此。”苏锦旗这样分析。
截至2017年，数字产业化（基础层）在中国，尤其是信息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软件服务业、细腻通信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扩展层），即数字经济对其他非信息产业的渗透，比如智能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等的规模已经达到21万亿元。量变产生质变。上述数字也说明，太多改变已经慢慢到来。
陈文玲指出，未来，数字经济会引导社会形态与治理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智慧城市里，人与人交换信息的方式会改变，大家丢了手机肯定比丢钱包还难受。”城市与乡村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过去以城市为主题；在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国内空间布局会以城市群为主；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人工智能，加上高铁、高速公路和航空网，会将城市与乡村连接为一体。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要素，大数据会是未来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未来，当一个创业团队面临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接口和1000万现金资本，这些人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数字经济发展更加深入的时代，所有企业会将‘数据’这一项列入资产负债表。届时，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土地、房子、车子，而是数据信息。数字经济还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财政策略。当前，对中国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来说，土地项目上的收入是最重要的；未来，数据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地方政府手里最值钱的会是数据和土地。”他这样说。
王叁寿还告诉记者，当前，中美贸易形势和两国之间针对芯片进行的交流与沟通，都仅仅是一种开端，其本质是国与国在数据领域的竞争。
“现在我们讲领海、领陆和领空，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权力范围的体现。未来，‘数据主权’会出现。为什么中国企业要去海外并购一些芯片公司，因为存储服务的背后也还是数据。公众时常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会因为数据之争而起。”
王叁寿强调，数据就像地下水，大家都需要水源但没人会直接饮用地下水，我们需要自来水。自来水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政府去做一些事情，投入资金，清理数据使其更清晰，对其进行脱敏、脱密和融合，才能使数据成为企业和大众手中“可以喝的自来水”。不过，中国的数据规模过于庞大，前述过程需要时间方能见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