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　历史人物　标准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想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　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层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2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又是忠君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时还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谋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清朝沉没的命运。
　　2.2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李鸿章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对内残酷剥削、对外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不可赦。
　　2.3　在经济上，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不仅在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躯体，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 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2.5　在外交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至在当时外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鉴于封建的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列强，李鸿章主张以“羁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从实际上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极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諸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因此说他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当然李鸿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禄驱众”等独特的性格特征，决定他在建设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如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也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漩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和有严重的脸谱化倾向，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以偏概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为，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