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观之，战国时期是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大有作为的时代。社会变革，“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兴起，讲学授徒成为一时风尚，于是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产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阶层。
　　那时，各国之间，群雄崛起，人才多寡成为国家力量的权衡，如此一来，在各国统治者间，“礼贤下士”备受推崇。而在这种风气下，具备各种知识与才能的“士”，面对激烈复杂的斗争和出将入相、功名利禄的诱惑，也都卷入这一时代大潮中。他们或游说各国，喜议政事，发表政见，以干世主，来施展政治抱负，成为耸动天下的大政治家；或总结历史，研究现实，谋划未来，长于思辨，善于论说，聚徒讲学，成为名重一时的大学者。这就形成了学派林立，异说纷起，九流十家竞相争鸣的文化奇观。战国百家争鸣，养士之风大兴，私门养士、国养等的养士方式应势而生。
　　所谓的私门养士，多在权势大臣之家。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这“战国四君子”的养士可谓声名远扬，他们相互之间“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但基于他们所养之士人数众多，层次低下，据《史记》列传记载，四君子养士，都在“数千人”“三千余人”，往往“不分贵贱，客无所择”（《孟尝君列传》），所以，人们多以食客、宾客、门客称之。但私人养士的主要目的在务实和功利層面，而不在于学术和思想求取，故这些食客中学者稀少。以四君子为例，养士者，有的为了“辅国持权”，有的则为博取礼贤下士之名。信陵君就是“仁而下士，无贤与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之人，而投奔他的宾客，大多也都是慕其“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魏公子列传》）所以，人在则聚，人去则散，在门时间无定，流动性大，自然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中心。当然，私门养客而取得学术成就者也有特例，这就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吕不韦。
　　另一类养士方式是国养。战国之时，各国诸侯合纵连横，忙于攻战，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为我所用。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有“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之句，提出了稷下学宫与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是两个文化中心；现代学者钱穆先生在其《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中开篇即说：“扶持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根据有关文献考察楚之兰陵，实为远离楚都的边鄙名郡，虽然荀况晚年曾为兰陵令，并受此地特殊文化风俗的影响，写出了号为中国弹词之祖的《成相篇》，和开汉赋之先河的《赋篇》，文学在此有成，但兰陵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不会也难以成为一个学术争鸣的中心。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大夫之位，三家分晋，立为魏君，并颇能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开战国诸侯养士尊士之始，并先后任用田子方、段干木等孔门后学及吴起、李克、西门豹等法家人物实行改革，其在位五十年，使魏成为战国初期一大强国，也实为战国初期一个人才汇聚之地，但魏处中原征战之地，文侯去世后，国力渐衰，魏君忙于征战，地位不稳，文化中心地位即渐次陵夷了。
　　考察战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能够成为诸子百家争鸣中心，且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成果至丰、影响深远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了。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并说：“齐国在威、宣两代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近些年随着稷下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稷下学宫在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主要地位，因而有学者提出：“进入稷下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先秦学术才得以迅速发展到鼎盛。百家争鸣主要是在稷下进行的。”
　　（编辑/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