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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到底有没有周期？有人说这个问题是金融研究中“王冠上的明珠”，经济学家无不“痴迷于此”。一段时间以来，这样的问题被不断提起：1988年、1998年、2008年都发生了金融危机，2018年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甚至有观点认为，“逢8必危机”的金融魔咒无法逃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科学依据，但当前全球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则不容忽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复苏缓慢，世界经济增长滞缓，这种情况直到2012年后才有所好转。观察分析2018年的世界经济，其中亮点让人欣慰，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人们不能过于乐观。
首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有所提升，在推动全球经济强势复苏中扮演主要角色。自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经济经过十年的底部徘徊，出现了较为清晰的拐点，全球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渐次进入复苏的长周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将步入提速轨道，全球75%的经济体增速都将加快。得益于内需增长稳定的保障，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达到五年来的峰值4.9%，预计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到77%。未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其次，超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酝酿渐次退出，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道。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陆续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而，刺激经济的效果差强人意，除美联储达到了预期目的之外，超低的利率环境对大多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作用显微，经济增速已连续多年低于2%；同时，超宽松货币政策令金融市场扭曲，使得全球经济金融风险凸显。从国际环境看，适度收紧货币已成为大势所趋。2017年，美联储加息三次，10月又开始启动“缩表”，释放长期优质资产，灵活影响长端利率，世界经济缓慢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道。这一过程最终将提振经济。
第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空间有限，步入结构性企稳，有助于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与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从2011年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下跌。自2016年开始，随着中美经济前景向好，全球制造业逐渐走强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推动等，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提供强劲的需求，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了超级反弹，代表全球大宗商品一揽子组合表现的指数节节走高，步入上升通道。专家预计，2018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保持温和增长，不会再出现暴涨暴跌的局面。
第四，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持久动力，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本世紀初期开始，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进程中将持续发挥“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可以用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方案）、中国榜样、中国风范和中国动力五个词来概括，将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仍然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希望并提供发展动力。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普遍向好，主流机构对于2018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一片看好，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风险依然存在，2018年全球经济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宜对长期增长前景过于乐观。
一是2018年全球资本流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2017年美联储三次加息，随着货币政策的逐步调整，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增长，经济活动以温和适度的速度扩张。在全球范围内量宽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情况下，可以预见2018年美联储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2018年3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跳水，黄金原油暴涨。预计年度范围内这样的加息还有2?3次，“缩表”步伐亦将明显加快。美联储加息会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会导致相当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英国、加拿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开始加息收紧货币政策。然而，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仍旧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此，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分歧就逐步显性化，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会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同时也显示出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全球金融周期大幅领先于经济周期，又潜在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时间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主要盯住“推动经济复苏”这一单维目标，在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中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开始脱节，两者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并且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双周期的错配，催生了“双高”难题：一方面是信贷过快增长。根据IMF的统计，2017年G20成员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出现大幅增长，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等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导致“高杠杆”，而“高杠杆”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资产价格过热膨胀导致“高估值”，与实体经济增长情况出现了显著的偏离现象。更为危险的是，“双高”难题通过一系列演变，极易发展成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即“资产价格震荡—债务通缩 资本外流—系统性风险”，最终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
此外，2018年国际形势复杂，还存在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量，如逆全球化思潮的继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一些主要经济体可能出现经济波动，同时货币竞争性贬值、地缘政治冲突等威胁未消，这些都给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甚至有人声称：在“逢8”年份，中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引发金融风险的源头。
当前的中国与10年前、20年前两次金融危机时的国际地位显著不同，在经济分量上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如果中国出现任何金融危机，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在有效劳动供给不断提高、大国优势进一步发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将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稳中向好，在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防控金融风险的发生。
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独特的顶层经济设计，决定了我国在预防和控制各类金融风险发生方面有先天的优势。首先，中国属于非完全交易市场，人民币如果大幅贬值，会造成国内外市场剧烈波动，导致资本流出，但这并不属于恐慌性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金融体系有较大的抗压能力，并且A股目前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运行，跌幅空间不大。而从我国的顶层经济设计看，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形成的，中国的经济设计则是依靠中央政府全局纵览形成的，一旦出现金融风险监管层很快会采取行动，避免问题扩大化。
基于对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和政策需求的综合分析，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向好，全球经济将在动态中加速复苏。即使有危机发生，也将是小区域、小范围的。
（亓燕单位：华夏银行济南分行；田帅单位：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
主要经济体都增长，全球经济将保持高景气度
首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有所提升，在推动全球经济强势复苏中扮演主要角色。自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经济经过十年的底部徘徊，出现了较为清晰的拐点，全球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渐次进入复苏的长周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将步入提速轨道，全球75%的经济体增速都将加快。得益于内需增长稳定的保障，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达到五年来的峰值4.9%，预计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到77%。未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其次，超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酝酿渐次退出，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道。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陆续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而，刺激经济的效果差强人意，除美联储达到了预期目的之外，超低的利率环境对大多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作用显微，经济增速已连续多年低于2%；同时，超宽松货币政策令金融市场扭曲，使得全球经济金融风险凸显。从国际环境看，适度收紧货币已成为大势所趋。2017年，美联储加息三次，10月又开始启动“缩表”，释放长期优质资产，灵活影响长端利率，世界经济缓慢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道。这一过程最终将提振经济。
第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空间有限，步入结构性企稳，有助于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与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从2011年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下跌。自2016年开始，随着中美经济前景向好，全球制造业逐渐走强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推动等，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提供强劲的需求，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了超级反弹，代表全球大宗商品一揽子组合表现的指数节节走高，步入上升通道。专家预计，2018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保持温和增长，不会再出现暴涨暴跌的局面。
第四，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持久动力，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本世紀初期开始，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进程中将持续发挥“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可以用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方案）、中国榜样、中国风范和中国动力五个词来概括，将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仍然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希望并提供发展动力。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犹存，须谨慎对待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普遍向好，主流机构对于2018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一片看好，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风险依然存在，2018年全球经济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宜对长期增长前景过于乐观。
一是2018年全球资本流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2017年美联储三次加息，随着货币政策的逐步调整，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增长，经济活动以温和适度的速度扩张。在全球范围内量宽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情况下，可以预见2018年美联储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2018年3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跳水，黄金原油暴涨。预计年度范围内这样的加息还有2?3次，“缩表”步伐亦将明显加快。美联储加息会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会导致相当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英国、加拿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开始加息收紧货币政策。然而，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仍旧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此，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分歧就逐步显性化，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会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同时也显示出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全球金融周期大幅领先于经济周期，又潜在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时间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主要盯住“推动经济复苏”这一单维目标，在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中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开始脱节，两者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并且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双周期的错配，催生了“双高”难题：一方面是信贷过快增长。根据IMF的统计，2017年G20成员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出现大幅增长，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等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导致“高杠杆”，而“高杠杆”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资产价格过热膨胀导致“高估值”，与实体经济增长情况出现了显著的偏离现象。更为危险的是，“双高”难题通过一系列演变，极易发展成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即“资产价格震荡—债务通缩 资本外流—系统性风险”，最终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
此外，2018年国际形势复杂，还存在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量，如逆全球化思潮的继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一些主要经济体可能出现经济波动，同时货币竞争性贬值、地缘政治冲突等威胁未消，这些都给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预防和控制各类金融风险，中国有先天优势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甚至有人声称：在“逢8”年份，中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引发金融风险的源头。
当前的中国与10年前、20年前两次金融危机时的国际地位显著不同，在经济分量上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如果中国出现任何金融危机，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在有效劳动供给不断提高、大国优势进一步发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将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稳中向好，在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防控金融风险的发生。
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独特的顶层经济设计，决定了我国在预防和控制各类金融风险发生方面有先天的优势。首先，中国属于非完全交易市场，人民币如果大幅贬值，会造成国内外市场剧烈波动，导致资本流出，但这并不属于恐慌性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金融体系有较大的抗压能力，并且A股目前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运行，跌幅空间不大。而从我国的顶层经济设计看，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形成的，中国的经济设计则是依靠中央政府全局纵览形成的，一旦出现金融风险监管层很快会采取行动，避免问题扩大化。
基于对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和政策需求的综合分析，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向好，全球经济将在动态中加速复苏。即使有危机发生，也将是小区域、小范围的。
（亓燕单位：华夏银行济南分行；田帅单位：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