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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国人深切感到。中国的问题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而从根本上启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则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能力。
10月9日到11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联系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在安徽考察时强调的“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讲话,舆论对此抱有很高期望,央视等媒体甚至已经将之称为“新土改”。
新土改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乃是因为此举关系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中国GDP增长一直依靠投资、消费和外需这三驾马车,尤以投资为第一大引擎,叫了多少年内需拉动,但内需始终拉动不起来。这次以美国为主的金融海啸导致外需市场急剧萎缩,更增加了转变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而要让消费真正成为第一推动力,关键是提升农民和农村的消费水平。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增长16.8%,占人口比例约4成的城市和约6成的农村,消费零售额之比为67.72:32.28;今年1~8月全国消费零售总额68439亿元,创下了近年来少有的21.9%的增速,但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市场占比却进一步扩大至68.6:31.4。
中国城乡差距拉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流转,无法为其提供巨大的货币流动性和财富增值。
不需要太多数据,只要稍稍对比一下城乡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在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套已经货币化的住房,家庭资产中占比最大的还是价值百万元以上的房产;可在农村,稍微富裕一点的主要来自进城打工收入。而实际上,城市居民的那点价值不菲的房产,靠的正是住房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城镇房屋的商品化改革,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回想房改初期,我们以低廉的价格将福利房变为产权房时,也是像现在的小产权房那样,好几年都不准进入商品房交易市场。进入本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每年增长高达10%以上?说穿了就是两条:一是城镇住房改革引发房地产市场近10年持续高增长,由此带动了投资增长、消费升级、乃至各级政府财源滚滚而来;二是2001年入世后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外汇盈余。
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国人深切感到,中国的问题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而从根本上启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则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能力。
有关专家统计,中国农村土地共分为四块:(1)27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住宅、宅基地以及6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公共设施;(2)4亿亩左右的农村建设用地;(3)五六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4)18亿亩耕地,以及大批园地、林地、牧草地等。前三部分都属于建设用地。而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土地管理法》将作重大修改,修改的核心部分就是建设用地,修改后将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依法通过有偿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农民集体成员通过无偿分配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经批准后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看来,建设用地依法流转将早于非建设用地,而“农民集体成员通过无偿分配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然包括宅基地在内。据称零星分散的宅基地若按规划使用,至少可节省土地三分之二。既能省出大批土地,还能让农民获得一大块财产性收入,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前提是“经批准后”。就像所有的改革都要经过试点一样,这样的试点(应该会在城镇郊区和结合部率先推出)相信为时不远了。
10月9日到11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联系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在安徽考察时强调的“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讲话,舆论对此抱有很高期望,央视等媒体甚至已经将之称为“新土改”。
新土改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乃是因为此举关系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中国GDP增长一直依靠投资、消费和外需这三驾马车,尤以投资为第一大引擎,叫了多少年内需拉动,但内需始终拉动不起来。这次以美国为主的金融海啸导致外需市场急剧萎缩,更增加了转变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而要让消费真正成为第一推动力,关键是提升农民和农村的消费水平。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增长16.8%,占人口比例约4成的城市和约6成的农村,消费零售额之比为67.72:32.28;今年1~8月全国消费零售总额68439亿元,创下了近年来少有的21.9%的增速,但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市场占比却进一步扩大至68.6:31.4。
中国城乡差距拉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流转,无法为其提供巨大的货币流动性和财富增值。
不需要太多数据,只要稍稍对比一下城乡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在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套已经货币化的住房,家庭资产中占比最大的还是价值百万元以上的房产;可在农村,稍微富裕一点的主要来自进城打工收入。而实际上,城市居民的那点价值不菲的房产,靠的正是住房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城镇房屋的商品化改革,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回想房改初期,我们以低廉的价格将福利房变为产权房时,也是像现在的小产权房那样,好几年都不准进入商品房交易市场。进入本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每年增长高达10%以上?说穿了就是两条:一是城镇住房改革引发房地产市场近10年持续高增长,由此带动了投资增长、消费升级、乃至各级政府财源滚滚而来;二是2001年入世后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外汇盈余。
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国人深切感到,中国的问题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而从根本上启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则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能力。
有关专家统计,中国农村土地共分为四块:(1)27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住宅、宅基地以及6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公共设施;(2)4亿亩左右的农村建设用地;(3)五六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4)18亿亩耕地,以及大批园地、林地、牧草地等。前三部分都属于建设用地。而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土地管理法》将作重大修改,修改的核心部分就是建设用地,修改后将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依法通过有偿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农民集体成员通过无偿分配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经批准后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看来,建设用地依法流转将早于非建设用地,而“农民集体成员通过无偿分配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然包括宅基地在内。据称零星分散的宅基地若按规划使用,至少可节省土地三分之二。既能省出大批土地,还能让农民获得一大块财产性收入,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前提是“经批准后”。就像所有的改革都要经过试点一样,这样的试点(应该会在城镇郊区和结合部率先推出)相信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