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抢救国宝的人也称作国宝，那么，抗战时期，易培基、程沧海、马衡、吴玉章、高炎武等冒着枪林弹雨，与凶残的日寇斗智斗勇，为中华民族抢救下几十万件国宝，这些勇士当称之为国宝；在各种特殊时期，王懿荣、刘铁云、罗振玉、叶恭绰、张伯驹、张大千等人，或抢救或捐献文物，同样可称为国宝。当代不少学问家、鉴定家、收藏家，承继先辈传统，如徐森玉、启功、马承源、庄万里、潘达于、钱镜塘、顾丽江、孙伯渊等许多位，还有本文要记述的文物界学人汪庆正先生（1931.11.6－2005.10.22），都可名之为国宝。
　　对于汪先生来说，“国宝”这种极端的称誉并不在乎，他说称誉不重要，重要的是力所能及地多抢救一些国宝。一个文物工作者，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文物不断流出，看着飘零海外的中国文物无栖可居，是一种失职。在汪先生眼里，冠冕堂皇的话显然多余，大道至简――抢救国宝是文物工作者的天职和本能。
　　能够说这种话的人是幸福的。所有抢救过文物的专家、学者以及普通人都是幸福的。抢救文物而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拒绝过去的屈辱，是提升中国人文明状态的重举。
　　中国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无论是玉器、青铜器、还是漆器、陶瓷，其成就皆处在世界文明的顶峰，而令世人顶礼膜拜，又彷佛是不落之日，永泽人间。去欧美旅游的国人都会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履迹，连民间普通的古玩店也常能见到精美的中国瓷器用金铜镶口裹足，这小细节大有深意。此法皮相之见乃加固之需，其实昭示了西人的热忱与恭敬，甚至可以说是以其文明之绿叶来衬托中国文明之花。元末明初青花“鬼谷出山”故事纹大罐以2.3亿元人民币成交，从经济学、美学上佐证了中华文明的魅力。
　　无论哪种文明，一旦到了灿烂的地步，伴随着推崇、礼遇的同时，也会受到觊觎，甚至是掠夺。文物的流失，如世事聚散无定一样。流失未必是罪过，但作为一个被伟大的华夏文明养育出来的学者、专家，对文物流失无动于衷才是罪过。所以，汪先生反复说，他参与了不少文物抢救工作，这些都是他份内之事。当然，作为中华文明的子孙，谁都有这种义务与责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这种责任，所以，汪先生能参与文物抢救，就是一个拥有幸福的人。
　　20年前，汪先生出访菲律宾，与收藏家庄万里先生后人有了接触。之后，汪先生主动邀请庄氏族人来上海参加上海博物馆新馆落成典礼，此为与庄家“亲密接触”的开始。说庄万里是国宝，是因为他不忘养育他的华夏文明，不忘古代中国许多名画飘落东洋，于是千辛万苦地寻觅，每逢相遇，他会说：“这是属于我们的，焉能错过？价钱再高也得把它收买回来。”庄万里先生日积月累，“遂不择绵薄，广事搜求，”终至收集几百幅中国古代名画，可谓泱泱大观。庄万里先生可说是中华文明的孝子，他长期生活在海外，“孝顺”这一个词一定是他所有的人生词语中最敏感最活跃的一个，也成了他链接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
　　行文至此，我想将国宝这个称呼改变一下，称以上所列之人为文明的孝子。孝子意为恭敬、规矩、服侍等。再伟大的抢救者、文化人，在伟大的文明面前只能显示恭敬的一面。孝敬之后，才小心地服侍。作为泽受文明的一分子，抢救了一点文明的碎片归来，对整个文明来说，正如庄万里哲嗣庄长江所感慨的仅仅是“蚁负一粟”。
　　能说“蚁负一粟”的人，一定具有宽广的胸怀。正因为庄万里们的博大情怀，才会主动与汪庆正先生接触，商讨捐赠事宜。理解文明与个人的关系，正如理解大自然与宝石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下，一个再伟大的人，也会变得谦逊，踏实，所有的浮夸都会消失。最终庄家决定把所有的名画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尽庄氏家族的桑梓之情。
　　如果历史要给21世纪起始的中国文物界留下一笔，那么，“《淳化阁帖》事件”不可或缺。此事件的中心人物，正是汪庆正先生。
　　《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或称《宫帖》，简称《阁帖》，为丛刊帖始祖。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刻于“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人将内府所藏自汉至唐名迹摹刻为《淳化秘阁法帖》。《淳化阁帖》计十卷，有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诸家古法帖，其中重头戏是两王父子之书。自它之后的历代书帖刻本，皆据其增删而成，才流传至今，故有“丛帖始祖”之美誉。是次上海博物馆从美国购回的《淳化阁帖》四卷，递嬗有序，如宋人王准、贾似道等，元人赵孟頫，还有明清、民国法家庋藏之跋、清玩之章。
　　《淳化阁帖》流失海外是著名的文化事件，期盼其回归自然是几代学人的梦想。说来也巧，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20年前他以30万美元从香港拍得《淳化阁帖》四卷）在看到上海博物馆2002年底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特展”报道后，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至宝善归故国。于是收购《淳化阁帖》的计划，提上上海博物馆的议事日程并于2003年初秘密启动，安思远先生答应以450万美元出让。从美国纽约起飞到上海落地，每个环节严格保密，以致一向嗅觉灵敏的国际文物艺术品公司也毫无察觉。直到上海博物馆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后，国际文物商们才如梦初醒：“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角度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看，《淳化阁帖》叶落归根，也算是得善其终……”巨资收购引起反响实属正常，汪庆正先生凭他出众的口才，渊博的知识，厘清了事实，让众人晓得这是一件不可替代的丛帖始祖。
　　在抢救文物的生涯中，汪先生最为遗憾的，就是20多年前，在美国一家拍卖行与“宋元二十四家尺牍”擦肩而过。我当时听了，不免本能地一动。这难道仅仅是遗憾？“宋元二十四家尺牍”是中国文学灿烂的重要部分，宋朝名家荟萃，但实际遗留者甚为稀少，过去一帖陆放翁的《祭侄稿》曾情动全世界的华人，如今，汪先生面对的宋元名家几十号，如此重量的系统存世，那一定会撼动书画界啊！为何失之交臂？主要原因是钱。如今能拿出几千万收购《淳化阁帖》，昔日掏出几十万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是用严格控制的外汇！钱这个字困扰了汪先生，几万美元的额度使上海博物馆无力可使。这点小钱使得汪先生铩羽而归，实出于情理。这个“败绩”使汪先生感慨万千，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哲人，从古代的孔子到当今的罗兰?巴特，都发表过对孔方兄的微词。可如今，在很多人眼里孔方兄比文明更重要，这是当今世界的生存逻辑，有点儿残酷，但已放之四海而皆准。孔方兄多多益善，即使没有文明传统，照样庋搜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钱虽然有着自身铁的规律，但我们相信有情人心想事成，这件宋元国宝与《淳化阁帖》一样，有着不同一般的灵性，终会识途知返，寻迹而归。
　　此事一直使汪先生焦虑，这也是一个幸福的焦虑，就像有资格承担幸福的责任一样。当然，在物欲昌炽的当今，这幸福、焦虑，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承担的。因为任何一种承担，都得花费大量的精力，特别是文物这种学科，不焚膏继晷，皓首穷经，是不能获得特别的学养的，况且时下文物市场糅杂纷纭、真赝歧出，在浩瀚的华夏文明海洋里，若非长时期地浸润涵濡，是不可能养育出一颗拳拳之心的。因此不能指望一个不学无术、不具慧眼又无责任性的浮夸之辈，来承担这种幸福。
　　在汪先生的语汇里，很少用到“我”这个代词。汪先生病后，我去看他，在稍见清瘦的脸颊上，不见丝毫的惊慌。他去世前一个月，我又跟他聊了好多次，在毫无倦意的谈话中，涉及到的中心词、关键词就是抢救文物、保护文物。他总是家长里短一般地谈论着中国的文明，当话题一转到抢救国宝，便双目炯炯，谈锋出鞘，这时，没有人会感觉他是一个大病中的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推出他的学术论文，在资料搜集中，许多文章被他删掉了，他认为把所有印成铅字的篇什拢在一块儿美称“文集”，是名不副实的，最终，一本文集比原先设想的“瘦弱”许多。他之如此这般，并不在想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而在于不想进入一个“名人出书”所常见的兑水泡沫的窠臼。正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人到无求品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