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小到出租车都跑不开速度。开车从南到北5分钟，从东到西用不了2分钟。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城市的东边，相对于步行五分钟的繁华街心，它显得有些偏僻。
　　和匮乏的文化设施相对应的是，在县城的狭窄中心，错落着30家当铺。显然，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都急着用钱。
　　这城市看上去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文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激情的年轻人和爱凑热闹的人。凑热闹已经是这里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激情属于没有去处的年轻人。
　　
　　三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接下来一个月的吃和用。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7日，儿子用左手参加高考，回来说，题目简单，但左手写字慢，试卷没答完，自此郁郁寡欢。
　　李秀华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就回乡下了。
　　临走，他把存折留给儿子，另外给女儿悄悄塞了50块。
　　女儿和儿子不一样，比她哥小两岁，对于走出去或许有另外的打算。在她的QQ聊天记录里，她不止一次跟别人说，她不想读书了。
　　当然，这些李秀华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娘正上初二，学习差强人意，但却活泼、大方，人缘好。
　　回到家里，李秀华总惦记着儿子，他甚至想着要不是自己犯本命年，儿子肯定能考得更好，或许年轻人此后就是另一条路。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四
　　
　　李树芬出事了，地点就在那条寂静的河边。儿子在电话里就说了这些，谁都不敢往最坏处想。那条河叫西门河，寂静地淌向乌江，它差不多可以算乌江最可有可无的一条支流。
　　儿子李树勇正往河边赶。22日零点刚过，他接到妹妹的同学的电话。
　　他没想到妹妹这么晚了还去那条偏僻的河边，那里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少女该去的地方。他甚至连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在路上他遇到两个巡警，甚至把他当作小偷，拦住盘问。
　　出事地点在西门河大堰桥，这个地方偏僻到令在县城住了好多年的哥哥竟然没听说过。那只是一座简单的小桥，小到只能并排走过两个人。
　　等到哥哥李树勇来到这里的时候，天空没有一丝月光，水面平静得像块缎子。一个女孩指着水面说，他妹妹刚才从这里跳下去了。
　　尸体被捞上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五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任何一个带着感情来到这里的人都把同情献给了少女，死得太蹊跷了，许多人得到一个的推论——少女的溺水和那两个陌生的青年有关。李树芬的尸体放在岸上，人们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根据贵州省政府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刘言超则是陈光权的朋友。4人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李树芬在和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约10分钟后，李树芬跳入河中。
　　而在6月22日官方结论没有得出时，宁静的西门河成了这个县城的中心。四里八乡的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有些人充满好奇，有些人带着目的。
　　
　　六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七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八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八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九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
　　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刘金学觉得自己不辱使命。
　　而就在第二天，26日，河边又出现了风波。
　　有人报案说，在打捞尸体的对岸，发现了“强奸现场”。刘金学赶到河边，就看到李树芬的姥姥拿着一个信封，朝着人们挥舞。信封里是一叠卫生纸，据说是从“强奸现场”发现的。不远处，几个法医正在刮取地上的血迹，太阳底下，血迹泛着暗黑的光。
　　河边人们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真相仿佛正在向人们此前情感的推断一步步地靠近。强奸、杀人、沉尸，那即是21日晚上发生的一切吗？
　　与此同时，第二次的尸检报告传到河边。法医鉴定，少女李树芬处女膜完整，溺水前未发生性行为。
　　但那滩血迹，让刘金学不由想起，6月22日晚上，有场大雨，一直持续到黎明，足以冲刷此前的一切罪恶。
　　可现场的人们多半不这么理智。
　　
　　十
　　
　　李树芬的母亲也不希望河边的事态再持续下去。这些天，她感觉自己一家更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身不由己，被看不见的力量推来搡去。
　　6月27日晚上，家属们和政府代表试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这一次，李秀华也从贵阳回来了，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男人从省政府那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那一夜的协调会，开到了12点，进展异常的顺利。
　　政府在经济上提出了八点补偿，能表的姿态都拿出来了，能动员的部门也都掏了腰包。
　　那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每家最多只能拿1万块钱。其次，教育部门适当捐助一些；李树芬所在的学校三中，捐助5500元的保险费；他们家所在的玉华乡政府，给予经济补助和粮食补助。另外给家里老人低保方面的照顾，还有李树芬的哥哥，如果考上大学，给予贫困生资助。
　　李秀华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没有异议。刘金学不由得舒了口气，他感觉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随即给负责善后的副县长肖松拨去电话。双方商量好，第二天上午在县政府去签字画押。
　　那一夜，在刘金学看来，李秀华显得颇为异常。他莫名其妙地对刘金学说了这么几句话：
　　一、北京今年开奥运接待上访者吗？
　　那天有个警察威胁我，说我随便去上访，即使到了北京，今年开奥运也把我赶出来。
　　二、儿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480多分。
　　我儿子就是厉害，左手答卷子都能考上大学。
　　三、这事过了，我跟我老婆肯定得分(手)！
　　那一晚两个人聊得很迟，劉金学留他住下，李说什么都不答应。他说县城里，不习惯。摸着黑，就进山了。
　　第二天，28日，早上八点，电话铃声吵醒了刘金学。
　　电话里是李秀华的声音。他说，“哥，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能答应，我本命年犯斗牛。”
　　李秀华的出尔反尔彻底惹恼了副县长肖松。他当天下达了最后的处置通知，要求在下午两点半开始，处理安葬李树芬的尸体。
　　刘金学吓得不敢见县领导，灰溜溜地去上班。大约下午4点，他听到街上喊声震天，跑出去一看，河边的人们上街“请愿”了……
　　
　　本案的三大疑点
　　
　　其一，少女因何而亡？
　　法医只是证明少女是溺水死的，并没说孩子是自杀溺水。
　　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结果——李树芬和刘言超在谈恋爱，那么从任何角度看，西门河大堰桥(溺水处)都不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那里只有废弃的厂房和大片的玉米地，很容易让人产生犯罪的联想。这个城市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10对左右，他们如果非要去西门河，都不会是大堰桥。
　　支持少女自杀论者，拿出的证据是，在QQ上，李树芬曾不止一次地跟别人说，我不想读书了。
　　但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少女不想读书，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是传闻中所说的，她在家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在记者的采访中，除了3位现场的当事人(王娇、刘言超、陈光权)持此观点以外，没有人这么说过。
　　
　　其二，“叔叔”为何被打？
　　6月25日上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了。公安局希望这位教师“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但李秀忠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回家的路上，被打事件发生。随后，有人传言“死者的叔叔在讨公道时被打死”。
　　至今，此事还在调查中，李秀忠被谁打仍是谜团。
　　
　　其三，为何要做“俯卧撑”？
　　这是外地人最关心瓮安的一个问题。
　　2008年7月1日晚，贵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在介绍调查情况时说到，6月28日22：00时许，即在李树芬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言超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言超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俯卧撑”的制造者刘言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一、他平时很少做俯卧撑；二、他平时最常见的动作是以一条腿为重心，另一条腿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