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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织绣工艺相当发达，历史悠久，品种多样。织绣书画是其中最具观赏性的一类。它有别于在纸绢上用笔墨表现的书画作品，而以细致的织工、缜密的刺绣，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书画作品。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织绣书画大致可分为织造书画和刺绣书画两大类。织造书画是由织匠在织机上完成的，由于织造所采用的材料和方法不同，形成缂丝、缂毛、织锦和漳绒等不同的品种。刺绣书画是绣工以绣针引彩线在织物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创作的书画作品。
织造书画
缂丝，亦称刻丝、克丝、剋丝，习惯上一般写作“缂丝”。缂丝的主要特点为“通经断纬”，这种织造方法最早始于汉代的缂毛织物，而缂丝书画则出现在宋代。北宋末年徽宗皇帝酷爱书画，重视画院建设，编纂《宣和画谱》，宫廷绘画最为繁盛。受其影响，缂丝由实用品开始向纯欣赏性艺术品方面发展，《缂丝赵佶花鸟图》轴（图一）是其最好的见证，标志着北宋晚期的缂丝已超越装饰性图案，向纯粹供欣赏的艺术门类发展。南宋是中国缂丝工艺发展的成熟时期，由于书画艺术的繁荣而欣赏性的缂丝书画趋向织造书画名迹，黄居寀、赵昌、崔白的花鸟画成为南宋缂丝匠人摹仿的主要对象，并把追求原作的形似和神似作为主旨，真正成为“书画织物化”，使得南宋缂丝迈向艺术的顶峰而不可逾越。涌现出了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一批缂丝高手，朱克柔的传世作品有《缂丝莲塘乳鸭图》轴、《缂丝牡丹图》册、《缂丝山茶蛱蝶图》册等。沈子蕃的传世珍品有以宋人“院体”青绿山水为本缂织而成的《缂丝青碧山水图》轴（图二）、有以仿黄筌的“院体”花鸟画而作的《缂丝梅花寒鹊图》轴，这两件作品是在他不多的传世品中缂织得最精美的力作。纵观南宋缂丝书画的发展，与宋代绘画是相辅相依的，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又一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因而缂丝书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表现出了缂丝书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元代传世缂丝书画作品不多，《缂丝八仙图》轴（图三）、《缂丝东方朔偷桃图》轴是其代表作品。相比宋代缂丝书画，元代的作品略显粗犷毫放，形成雄秀清润的风格。此外，元代统治者承袭了金人用金的风尚，喜爱加金织物，缂丝书画也受其影响，出现了缂金的做法。《缂丝八仙图》轴少量的缂金，为作品增添了富丽华美的装饰效果。
明代有专门负责生产缂丝的管理机构，在“御用监”下设有“缂丝作”，而缂丝书画作品则是在宣德（1426-1435）以后才发展起来。据《纂组英华》记载：“南匠北来效技呈能，制作之精不亚宣和。”其主要特点仍是以当时名家的书画为底本，赵昌、崔白、沈周、仇英、祝枝山的书画是缂丝匠人摹缂的主要对象，一方面继承宋代精细的传统，缂织细腻，但细中有变，不求形似，用笔（丝）简逸，属于“简逸”的文人花鸟画法。另一方面注重装饰，色彩浓重，与清丽雅致的宋缂丝形成鲜明对照。明代早期的缂丝画织制精细，完全用缂丝技法织制而成，而晚期的作品在细小部位有动笔补色的情况，但这并未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精湛的缂织水平。明代出现了超大的巨幅缂丝画作品，其中《缂丝瑶池集庆图》轴（图四）仅画心尺寸就达到纵260厘米，横205厘米，这在明代以前是非常罕见的。明代缂丝书画受明代吴门画派影响较深，出现了一批如吴圻、朱良栋等缂丝高手，多摹仿江南文人画，状物写实，抒情自然，富于独创性，不拘一格。
清代时苏州、南京、杭州、北京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缂丝至乾隆年间再次盛行。乾隆皇帝本人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汉文化，缂丝书画在选题上，概括体现出了乾隆的思想、主张、爱好，他的许多意识渗透到作品的制作中。因此，乾隆御笔、御题的缂丝画及御笔书法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作品之多是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其装裱也格外精致，可以说件件是精品。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缂丝书法作品、表现宗教题材的缂丝唐卡和缂丝佛像画数量之大且缂工精细也是前所未有的。缂丝加刺绣这种织造方法也在乾隆朝出现，是缂丝和刺绣两种工艺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必然结果，是适应社会需求的一种时尚。
纵观缂丝书画的发展，宋代多临摹名家绘画；元代简练豪放，崇尚金彩；明代摹缂书画，追求审美情趣；清初康熙、雍正两朝继承明代文人画的风格，尚存靓雅之余韵，重意趣、精笔墨，设色古雅柔和。乾隆朝达到全盛，作品倍增，规模恢宏，虽然细致的缂工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有些缺乏艺术性。清代晚期，缂丝工艺颇见式微，由于需求量的增加，过分用笔渲染超出了缂丝工艺本身的范畴，有的甚至于只织制物象的廓轮，其余色彩均动笔描绘。在艺术上追求堆饰，繁琐，格调不高，不过“三色金”、“三蓝缂丝”、“水墨缂丝”技法的创新，也给晚期的缂丝书画增添些许新意。
缂毛，是用毛线以“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织造而成的，始于汉代。而缂毛画为适应新潮流在清代乾隆时期才形成，成为乾隆时期又一独特的手工艺品，常常用作挂屏、插屏的屏心。《缂毛大吉葫芦》（挂屏）、《缂毛鸡雏待饲图》挂屏（图五）、《缂毛三星图》挂屏、《缂毛九安同居图》挂屏是其代表作品，主要特点是：缂毛画多是缂毛与缂丝相结合的产物，一般突出的主题，即主要花纹，均用毛线缂织而成，而地色和点缀的花纹则采用缂丝方法。缂毛技法虽无大的创新，但毛线所特有的绒感，即新颖又漂亮，凸起的绒毛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观赏性及强。
织锦，“织彩为文曰锦”。也就是说，锦是用多种色线织出彩色花纹的丝织品。锦主要用于生活实用品，可制成衣服、铺垫、小饰品等，而以此工艺织成观赏品，并不多见，清代织锦画内容大多以宗教有关，《织锦金线无量寿佛图》轴（图六）、《织锦三十五尊佛图》轴等，特别是《织锦西方极乐世界图》轴，是一幅根据佛教经变故事为题材、用彩色纬线织制的西方佛国的情景图，尺幅巨大，制作精巧，工艺难度极大，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的稀世珍宝，弥足珍贵。
漳绒，因起源于福建省漳州地区而得名，属于起绒织物。清代的漳绒主要由南京和苏州生产，在织成的漳绒画中，往往利用割开的绒毛与未割的绒圈之间的反差来表现绘画图案，将它织制成挂屏和条幅，供人欣赏。《漳绒渔樵耕读四条屏图》轴、《漳绒孔雀图》轴（图七）等为主要传世品，色泽沉净，图案典雅，能给人以隽美的享受。由于漳绒质地厚实，坚牢耐磨，外观富丽，多用它做秋冬衣料或铺垫等生活用品，欣赏性作品较少。
刺绣书画
刺绣，又称“女红”。早期的刺绣，由于礼制的束缚和刺绣技巧的限制，功用范围很狭隘。三国时代成为分水岭，吴国（公元200——252）的赵夫人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五嶽河海城邑行阵图”，开启了具有美术价值的刺绣。随之齐梁时期出现刺绣的锦裙和法被，唐代卢眉娘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唐代可能是受画坛吴道子宗教绘画的影响，刺绣书画作品中宗教题材增多，如史料中记载的唐绣观世音像、大士像等。而唐绣同昌公主锦被，绣有三千鸳鸯，则开创了绣花鸟的新风范。
宋代都城汴京（今开封），设有专管绣事的机构——文思院、绫锦院和文绣院。文绣院内集绣工三百余人，专为宫廷绣制皇室御用品，由于此时刺绣技艺已趋成熟，使得欣赏性绣画作品更上一层楼。受宋代画院院体工笔花鸟画的影响，绣画多以名家花鸟画为底本，精湛的绣技，与唐宋名家的绘画相结合，彰显绣画独特的艺术韵味。《宋绣滕王阁图》、《宋绣陶渊明潦倒图》、《宋绣梅竹鹦鹉图》、《宋绣海棠双鸟图》、《宋绣瑶台跨鹤图》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古人对宋绣推崇备至，正如明代人张应文评论宋绣时说的，“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甚。”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文人雅士对宋代观赏性绣画是何等的欣赏。
元代设有绣局，专为宫廷和官府加工刺绣。对于元代刺绣画作品，高濂《燕闲清赏笺》有这样一段记载，“元人之绣，便不及宋，以其用绒粗肥，落针不密。且人物花鸟，用墨描画眉目，不若宋人以绒绣眉，瞻眺生动。”虽然这样的评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元代刺绣与精致的宋代绣画相比，确是略逊一筹。尽管如此，元代刺绣也有创新的一面，所绣人物花鸟在细小部位施以墨笔描绘，开始了绣、画结合的新技法。另外，据《辍耕录》记载，元代有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绣以白绒，并缀以真珠。有一件《元绣诏书》，标志着穿珠绣可能源于此时。
明代设立了官办的“针工局”掌管绣事，宫廷内还专门设有“绣作”，嘉靖时存留有绣匠800多名，规模是非常大的。明代观赏性刺绣书画仍是以名人书画为蓝本，在继承宋代针法细密，配色精妙的同时，重韵味的简笔水彩画也常常作为苏州绣工的画稿。明代刺绣书画最主要的成就是南、北两大地方流派的形成，南绣以江南特有的细腻，平薄匀细取胜；北绣则以北方的豪放见长，装饰性强。南绣当以顾绣为代表，它起源于明代松江府上海县顾名世之家，是由民间发展而来的闺阁艺术绣，在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的传承下使得顾绣声满天下。半绘半绣，设色淡雅，绣线多样，为其特点，它对后世地方绣的产生影响巨大。北绣则以鲁绣为代表，山东古属“鲁”，故山东刺绣品称“鲁绣”。其主要特点是：用双股丝捻线，称“衣线绣”。衣线绣做为观赏性作品常以暗花绫、绸、缎为绣地，用线粗，着色浓，具有北方朴实醇厚地方风格。《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文昌出行图》轴（图八）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风格苍劲淳朴，粗中见细，虽然用双股线较粗，但绣工细腻，坚固耐用，与南绣细丝淡彩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北方地区粗犷豪放的特色。
在明代，另外一种用料新奇的织绣品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那就是发绣。它用人发代线以绸绢为地进行刺绣，如白描画法一般绣人物故事，继承了吴道子、李公麟创建的白描画的风格，尤其受明代画家丁云鹏的影响，以发丝力求表达绘画技巧，新颖独特，自成一格，技艺极为精巧。其代表作有《发绣东方朔像图》轴、，发绣达摩渡江图》轴及《发绣观世音像图》轴（图九）。
清代，宫廷由工部专设“绣作”及江南三织造，服务于皇宫御用绣品，各地方则有刺绣作坊，制作商品绣件。刺绣书画在清代也得到极大发展，为适应宫廷的需要，以祝寿、吉祥图案和应景为题材的宫廷刺绣书画成为一时的风尚，绣画、绣字或雅或俗，形式新颖，刺绣精美，绣工细致，均见功力。而超大巨幅的刺绣书画，则是专门为悬挂在雄伟壮观的高大宫殿中的，体现了皇家非同一般的气派。清代晚期刺绣书画，则追求精细繁缛，并且大面积的动笔着色已违背刺绣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呈衰败趋势。
刺绣书画在清代因刺绣方法与地域的不同，形成了各具地方风格的刺绣流派，其中“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蜀绣最为著名。苏绣，是指江苏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刺绣。苏绣可分为两类绣品：一是宫廷所用的服饰、铺垫等实用品。二是具有美术价值的艺术欣赏品，即苏绣画。现存苏绣画作品较多，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平、光、齐、匀、和、顺、细、密”是其特点。绣者多为名门闺媛，故称“闺阁绣”。沈寿是清代晚期脱颖而出的苏绣艺术的改革者，她借鉴西洋画、日本美术、摄影等长处，创造了“仿真绣”，将苏绣平面视觉提升到运色讲究光线明暗，注重写实的高度。她晚年撰写的《雪宦绣谱》，为后人研究苏绣针法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粤绣，是指广东地区的刺绣，因刺绣名家多集中在广州，又称广绣，清代形成独特风格。广绣绣制的小饰品、挂屏、团扇等，成为宫中贡品。而观赏性作品，形象接近写实，除用丝线外，也用孔雀毛捻缕作线，还用马尾缠绒作线，设色妍丽夺目，构图饱满，绣工细致，绣匠多为男子。主要传世品有《广绣三羊开泰图》裱片（图十）、《广绣百鸟朝凤图》、《广绣山水渔读图》等。
蜀绣，是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清晚期四川省劝工局的成立，当时许多著名的画家参加蜀绣画稿的设计，增加了蜀绣画的艺术价值，金玉满堂、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内容是常用的题材，张洪兴绣制的《蜀绣狮子滚绣球》挂屏得到清政府的嘉奖，使得蜀绣画名振天下。
湘绣，是指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于清代晚期形成。湘绣画在画家杨世焯的带动下，设馆授教，将自己的经历及在绘画中的才能运用到刺绣中，从绣实用品向专门绣制欣赏性的字画聊屏方面发展，提高了湘绣的艺术技巧，使湘绣画在实用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总之，纯欣赏性的刺绣在中国刺绣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技艺精湛，风格多样，是绘画艺术的再创作，它与绘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赏析织绣书画，应当以工艺技巧为主要切入点，欣赏它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用何种织法、绣法或缂法，来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书画的笔墨韵味和物象神韵，并达到书画所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织绣书画大致可分为织造书画和刺绣书画两大类。织造书画是由织匠在织机上完成的，由于织造所采用的材料和方法不同，形成缂丝、缂毛、织锦和漳绒等不同的品种。刺绣书画是绣工以绣针引彩线在织物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创作的书画作品。
织造书画
缂丝，亦称刻丝、克丝、剋丝，习惯上一般写作“缂丝”。缂丝的主要特点为“通经断纬”，这种织造方法最早始于汉代的缂毛织物，而缂丝书画则出现在宋代。北宋末年徽宗皇帝酷爱书画，重视画院建设，编纂《宣和画谱》，宫廷绘画最为繁盛。受其影响，缂丝由实用品开始向纯欣赏性艺术品方面发展，《缂丝赵佶花鸟图》轴（图一）是其最好的见证，标志着北宋晚期的缂丝已超越装饰性图案，向纯粹供欣赏的艺术门类发展。南宋是中国缂丝工艺发展的成熟时期，由于书画艺术的繁荣而欣赏性的缂丝书画趋向织造书画名迹，黄居寀、赵昌、崔白的花鸟画成为南宋缂丝匠人摹仿的主要对象，并把追求原作的形似和神似作为主旨，真正成为“书画织物化”，使得南宋缂丝迈向艺术的顶峰而不可逾越。涌现出了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一批缂丝高手，朱克柔的传世作品有《缂丝莲塘乳鸭图》轴、《缂丝牡丹图》册、《缂丝山茶蛱蝶图》册等。沈子蕃的传世珍品有以宋人“院体”青绿山水为本缂织而成的《缂丝青碧山水图》轴（图二）、有以仿黄筌的“院体”花鸟画而作的《缂丝梅花寒鹊图》轴，这两件作品是在他不多的传世品中缂织得最精美的力作。纵观南宋缂丝书画的发展，与宋代绘画是相辅相依的，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又一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因而缂丝书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表现出了缂丝书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元代传世缂丝书画作品不多，《缂丝八仙图》轴（图三）、《缂丝东方朔偷桃图》轴是其代表作品。相比宋代缂丝书画，元代的作品略显粗犷毫放，形成雄秀清润的风格。此外，元代统治者承袭了金人用金的风尚，喜爱加金织物，缂丝书画也受其影响，出现了缂金的做法。《缂丝八仙图》轴少量的缂金，为作品增添了富丽华美的装饰效果。
明代有专门负责生产缂丝的管理机构，在“御用监”下设有“缂丝作”，而缂丝书画作品则是在宣德（1426-1435）以后才发展起来。据《纂组英华》记载：“南匠北来效技呈能，制作之精不亚宣和。”其主要特点仍是以当时名家的书画为底本，赵昌、崔白、沈周、仇英、祝枝山的书画是缂丝匠人摹缂的主要对象，一方面继承宋代精细的传统，缂织细腻，但细中有变，不求形似，用笔（丝）简逸，属于“简逸”的文人花鸟画法。另一方面注重装饰，色彩浓重，与清丽雅致的宋缂丝形成鲜明对照。明代早期的缂丝画织制精细，完全用缂丝技法织制而成，而晚期的作品在细小部位有动笔补色的情况，但这并未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精湛的缂织水平。明代出现了超大的巨幅缂丝画作品，其中《缂丝瑶池集庆图》轴（图四）仅画心尺寸就达到纵260厘米，横205厘米，这在明代以前是非常罕见的。明代缂丝书画受明代吴门画派影响较深，出现了一批如吴圻、朱良栋等缂丝高手，多摹仿江南文人画，状物写实，抒情自然，富于独创性，不拘一格。
清代时苏州、南京、杭州、北京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缂丝至乾隆年间再次盛行。乾隆皇帝本人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汉文化，缂丝书画在选题上，概括体现出了乾隆的思想、主张、爱好，他的许多意识渗透到作品的制作中。因此，乾隆御笔、御题的缂丝画及御笔书法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作品之多是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其装裱也格外精致，可以说件件是精品。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缂丝书法作品、表现宗教题材的缂丝唐卡和缂丝佛像画数量之大且缂工精细也是前所未有的。缂丝加刺绣这种织造方法也在乾隆朝出现，是缂丝和刺绣两种工艺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必然结果，是适应社会需求的一种时尚。
纵观缂丝书画的发展，宋代多临摹名家绘画；元代简练豪放，崇尚金彩；明代摹缂书画，追求审美情趣；清初康熙、雍正两朝继承明代文人画的风格，尚存靓雅之余韵，重意趣、精笔墨，设色古雅柔和。乾隆朝达到全盛，作品倍增，规模恢宏，虽然细致的缂工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有些缺乏艺术性。清代晚期，缂丝工艺颇见式微，由于需求量的增加，过分用笔渲染超出了缂丝工艺本身的范畴，有的甚至于只织制物象的廓轮，其余色彩均动笔描绘。在艺术上追求堆饰，繁琐，格调不高，不过“三色金”、“三蓝缂丝”、“水墨缂丝”技法的创新，也给晚期的缂丝书画增添些许新意。
缂毛，是用毛线以“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织造而成的，始于汉代。而缂毛画为适应新潮流在清代乾隆时期才形成，成为乾隆时期又一独特的手工艺品，常常用作挂屏、插屏的屏心。《缂毛大吉葫芦》（挂屏）、《缂毛鸡雏待饲图》挂屏（图五）、《缂毛三星图》挂屏、《缂毛九安同居图》挂屏是其代表作品，主要特点是：缂毛画多是缂毛与缂丝相结合的产物，一般突出的主题，即主要花纹，均用毛线缂织而成，而地色和点缀的花纹则采用缂丝方法。缂毛技法虽无大的创新，但毛线所特有的绒感，即新颖又漂亮，凸起的绒毛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观赏性及强。
织锦，“织彩为文曰锦”。也就是说，锦是用多种色线织出彩色花纹的丝织品。锦主要用于生活实用品，可制成衣服、铺垫、小饰品等，而以此工艺织成观赏品，并不多见，清代织锦画内容大多以宗教有关，《织锦金线无量寿佛图》轴（图六）、《织锦三十五尊佛图》轴等，特别是《织锦西方极乐世界图》轴，是一幅根据佛教经变故事为题材、用彩色纬线织制的西方佛国的情景图，尺幅巨大，制作精巧，工艺难度极大，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的稀世珍宝，弥足珍贵。
漳绒，因起源于福建省漳州地区而得名，属于起绒织物。清代的漳绒主要由南京和苏州生产，在织成的漳绒画中，往往利用割开的绒毛与未割的绒圈之间的反差来表现绘画图案，将它织制成挂屏和条幅，供人欣赏。《漳绒渔樵耕读四条屏图》轴、《漳绒孔雀图》轴（图七）等为主要传世品，色泽沉净，图案典雅，能给人以隽美的享受。由于漳绒质地厚实，坚牢耐磨，外观富丽，多用它做秋冬衣料或铺垫等生活用品，欣赏性作品较少。
刺绣书画
刺绣，又称“女红”。早期的刺绣，由于礼制的束缚和刺绣技巧的限制，功用范围很狭隘。三国时代成为分水岭，吴国（公元200——252）的赵夫人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五嶽河海城邑行阵图”，开启了具有美术价值的刺绣。随之齐梁时期出现刺绣的锦裙和法被，唐代卢眉娘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唐代可能是受画坛吴道子宗教绘画的影响，刺绣书画作品中宗教题材增多，如史料中记载的唐绣观世音像、大士像等。而唐绣同昌公主锦被，绣有三千鸳鸯，则开创了绣花鸟的新风范。
宋代都城汴京（今开封），设有专管绣事的机构——文思院、绫锦院和文绣院。文绣院内集绣工三百余人，专为宫廷绣制皇室御用品，由于此时刺绣技艺已趋成熟，使得欣赏性绣画作品更上一层楼。受宋代画院院体工笔花鸟画的影响，绣画多以名家花鸟画为底本，精湛的绣技，与唐宋名家的绘画相结合，彰显绣画独特的艺术韵味。《宋绣滕王阁图》、《宋绣陶渊明潦倒图》、《宋绣梅竹鹦鹉图》、《宋绣海棠双鸟图》、《宋绣瑶台跨鹤图》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古人对宋绣推崇备至，正如明代人张应文评论宋绣时说的，“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甚。”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文人雅士对宋代观赏性绣画是何等的欣赏。
元代设有绣局，专为宫廷和官府加工刺绣。对于元代刺绣画作品，高濂《燕闲清赏笺》有这样一段记载，“元人之绣，便不及宋，以其用绒粗肥，落针不密。且人物花鸟，用墨描画眉目，不若宋人以绒绣眉，瞻眺生动。”虽然这样的评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元代刺绣与精致的宋代绣画相比，确是略逊一筹。尽管如此，元代刺绣也有创新的一面，所绣人物花鸟在细小部位施以墨笔描绘，开始了绣、画结合的新技法。另外，据《辍耕录》记载，元代有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绣以白绒，并缀以真珠。有一件《元绣诏书》，标志着穿珠绣可能源于此时。
明代设立了官办的“针工局”掌管绣事，宫廷内还专门设有“绣作”，嘉靖时存留有绣匠800多名，规模是非常大的。明代观赏性刺绣书画仍是以名人书画为蓝本，在继承宋代针法细密，配色精妙的同时，重韵味的简笔水彩画也常常作为苏州绣工的画稿。明代刺绣书画最主要的成就是南、北两大地方流派的形成，南绣以江南特有的细腻，平薄匀细取胜；北绣则以北方的豪放见长，装饰性强。南绣当以顾绣为代表，它起源于明代松江府上海县顾名世之家，是由民间发展而来的闺阁艺术绣，在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的传承下使得顾绣声满天下。半绘半绣，设色淡雅，绣线多样，为其特点，它对后世地方绣的产生影响巨大。北绣则以鲁绣为代表，山东古属“鲁”，故山东刺绣品称“鲁绣”。其主要特点是：用双股丝捻线，称“衣线绣”。衣线绣做为观赏性作品常以暗花绫、绸、缎为绣地，用线粗，着色浓，具有北方朴实醇厚地方风格。《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文昌出行图》轴（图八）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风格苍劲淳朴，粗中见细，虽然用双股线较粗，但绣工细腻，坚固耐用，与南绣细丝淡彩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北方地区粗犷豪放的特色。
在明代，另外一种用料新奇的织绣品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那就是发绣。它用人发代线以绸绢为地进行刺绣，如白描画法一般绣人物故事，继承了吴道子、李公麟创建的白描画的风格，尤其受明代画家丁云鹏的影响，以发丝力求表达绘画技巧，新颖独特，自成一格，技艺极为精巧。其代表作有《发绣东方朔像图》轴、，发绣达摩渡江图》轴及《发绣观世音像图》轴（图九）。
清代，宫廷由工部专设“绣作”及江南三织造，服务于皇宫御用绣品，各地方则有刺绣作坊，制作商品绣件。刺绣书画在清代也得到极大发展，为适应宫廷的需要，以祝寿、吉祥图案和应景为题材的宫廷刺绣书画成为一时的风尚，绣画、绣字或雅或俗，形式新颖，刺绣精美，绣工细致，均见功力。而超大巨幅的刺绣书画，则是专门为悬挂在雄伟壮观的高大宫殿中的，体现了皇家非同一般的气派。清代晚期刺绣书画，则追求精细繁缛，并且大面积的动笔着色已违背刺绣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呈衰败趋势。
刺绣书画在清代因刺绣方法与地域的不同，形成了各具地方风格的刺绣流派，其中“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蜀绣最为著名。苏绣，是指江苏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刺绣。苏绣可分为两类绣品：一是宫廷所用的服饰、铺垫等实用品。二是具有美术价值的艺术欣赏品，即苏绣画。现存苏绣画作品较多，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平、光、齐、匀、和、顺、细、密”是其特点。绣者多为名门闺媛，故称“闺阁绣”。沈寿是清代晚期脱颖而出的苏绣艺术的改革者，她借鉴西洋画、日本美术、摄影等长处，创造了“仿真绣”，将苏绣平面视觉提升到运色讲究光线明暗，注重写实的高度。她晚年撰写的《雪宦绣谱》，为后人研究苏绣针法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粤绣，是指广东地区的刺绣，因刺绣名家多集中在广州，又称广绣，清代形成独特风格。广绣绣制的小饰品、挂屏、团扇等，成为宫中贡品。而观赏性作品，形象接近写实，除用丝线外，也用孔雀毛捻缕作线，还用马尾缠绒作线，设色妍丽夺目，构图饱满，绣工细致，绣匠多为男子。主要传世品有《广绣三羊开泰图》裱片（图十）、《广绣百鸟朝凤图》、《广绣山水渔读图》等。
蜀绣，是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清晚期四川省劝工局的成立，当时许多著名的画家参加蜀绣画稿的设计，增加了蜀绣画的艺术价值，金玉满堂、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内容是常用的题材，张洪兴绣制的《蜀绣狮子滚绣球》挂屏得到清政府的嘉奖，使得蜀绣画名振天下。
湘绣，是指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于清代晚期形成。湘绣画在画家杨世焯的带动下，设馆授教，将自己的经历及在绘画中的才能运用到刺绣中，从绣实用品向专门绣制欣赏性的字画聊屏方面发展，提高了湘绣的艺术技巧，使湘绣画在实用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总之，纯欣赏性的刺绣在中国刺绣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技艺精湛，风格多样，是绘画艺术的再创作，它与绘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赏析织绣书画，应当以工艺技巧为主要切入点，欣赏它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用何种织法、绣法或缂法，来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书画的笔墨韵味和物象神韵，并达到书画所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