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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突出问题，既要注重短期需求管理，又要重视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两者不可偏废。一方面，要有底线思维，由于中国经济自主增长动力较弱、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政策短期不能放松，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避免经济过快下滑，为结构改革和培育新动能腾出时间；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快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使新供给更好地满足新需求。
1.在短期政策方面。第一，“宽财政、稳货币”应成为近期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2016年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增加赤字规模（由1.62万亿增加到2.18万亿），提高赤字率（由2.3%提高到3%）。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使得提高赤字率的必要性上升。有人担心赤字率提高会不会引起财政风险。但是实际上，财政上可以出现一点赤字，关键是要做到跨周期财政动态平衡，在经济下行时加大支出和投入，在经济好的年份留有余地。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还是要继续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如果保持在6.5%-7%之内，3%的赤字率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可以考虑提高赤字率。
货币政策并非越宽松越好，也不能因为杠杆高就一味收紧，关键是把握好度，做到既不太紧、也不太松。综合增长、物价、流动性以及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近期货币政策应以稳为主。当前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已经为负（1年期存款利率1.5%，今年前6个月CPI为2.1%），再考虑到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仍将分化，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因此，近期不宜继续降息。是否降准及何时降准，要根据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资本流动、外汇占款等变量综合权衡。
第二，处理好“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之间的关系。解决产能过剩，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产能；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前一种办法好处是可以增加企业竞争力，也有助于去杠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办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增长，可以为结构改革争取喘息时间，同时，有助于去库存和去杠杆，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使杠杆率进一步提升。
今后一段时间，去产能无疑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既定政策框架内由市场自主决定和回答“去不去”、“去多少”、“怎么去”等问题，不能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去杠杆就是要多管齐下，促进经济企稳回升是基础，优化融资结构是根本。
第三，密切关注“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英国将开启历时两年的脱欧进程，相关谈判或将旷日持久，由脱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发酵，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及政经格局产生持续影响。中国和英国、欧洲经贸关系十分紧密，“英国脱欧”将直接和间接地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要加强对后续局势的跟踪、预判，妥善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密切关注汇市、股市、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市场形势，针对可能出现的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一方面，应加强与英国、欧盟国家沟通，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应采取必要的外汇、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波动。同时，也要做好研判，避免政策反应过度。
2.在中长期政策方面。第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从不发达阶段进入到发达阶段的关键，是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许多研究认为，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估计在6%-7%之间。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潜在增长向实际增长的转变，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一是要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定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做好产业、投资、外贸等领域的政策储备。三是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从沿海向内陆延伸，打造新增长极，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
第二，促进制造业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关系产业能否顺利迈向中高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开始重新反思以往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再回归成为全球性趋势，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也开始加紧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大变革，中国应积极转变发展模式，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一般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变，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带动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加快设计、研发、营销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沉淀，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地位的同时，重点推动“中国创造”、“中国营销”和“中国品牌”。
第三，主动作为，积极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外部环境。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是向好、宽松的，而未来，外部环境面临着不少挑战，我们预期总体上是偏紧的。所以要准确评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及其变迁，立足自身，主动作为，努力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环境。
一要基于中国参加全球分工的需求和条件，做好“取”与“舍”的顶层设计，明确战略方向和重点。二要积极利用G20、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边平台，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充分发挥中国在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新平台中的话语权优势，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1.在短期政策方面。第一，“宽财政、稳货币”应成为近期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2016年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增加赤字规模（由1.62万亿增加到2.18万亿），提高赤字率（由2.3%提高到3%）。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使得提高赤字率的必要性上升。有人担心赤字率提高会不会引起财政风险。但是实际上，财政上可以出现一点赤字，关键是要做到跨周期财政动态平衡，在经济下行时加大支出和投入，在经济好的年份留有余地。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还是要继续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如果保持在6.5%-7%之内，3%的赤字率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可以考虑提高赤字率。
货币政策并非越宽松越好，也不能因为杠杆高就一味收紧，关键是把握好度，做到既不太紧、也不太松。综合增长、物价、流动性以及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近期货币政策应以稳为主。当前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已经为负（1年期存款利率1.5%，今年前6个月CPI为2.1%），再考虑到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仍将分化，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因此，近期不宜继续降息。是否降准及何时降准，要根据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资本流动、外汇占款等变量综合权衡。
第二，处理好“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之间的关系。解决产能过剩，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产能；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前一种办法好处是可以增加企业竞争力，也有助于去杠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办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增长，可以为结构改革争取喘息时间，同时，有助于去库存和去杠杆，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使杠杆率进一步提升。
今后一段时间，去产能无疑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既定政策框架内由市场自主决定和回答“去不去”、“去多少”、“怎么去”等问题，不能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去杠杆就是要多管齐下，促进经济企稳回升是基础，优化融资结构是根本。
第三，密切关注“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英国将开启历时两年的脱欧进程，相关谈判或将旷日持久，由脱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发酵，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及政经格局产生持续影响。中国和英国、欧洲经贸关系十分紧密，“英国脱欧”将直接和间接地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要加强对后续局势的跟踪、预判，妥善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密切关注汇市、股市、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市场形势，针对可能出现的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一方面，应加强与英国、欧盟国家沟通，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应采取必要的外汇、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波动。同时，也要做好研判，避免政策反应过度。
2.在中长期政策方面。第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从不发达阶段进入到发达阶段的关键，是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许多研究认为，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估计在6%-7%之间。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潜在增长向实际增长的转变，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一是要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定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做好产业、投资、外贸等领域的政策储备。三是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从沿海向内陆延伸，打造新增长极，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
第二，促进制造业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关系产业能否顺利迈向中高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开始重新反思以往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再回归成为全球性趋势，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也开始加紧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大变革，中国应积极转变发展模式，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一般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变，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带动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加快设计、研发、营销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沉淀，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地位的同时，重点推动“中国创造”、“中国营销”和“中国品牌”。
第三，主动作为，积极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外部环境。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是向好、宽松的，而未来，外部环境面临着不少挑战，我们预期总体上是偏紧的。所以要准确评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及其变迁，立足自身，主动作为，努力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环境。
一要基于中国参加全球分工的需求和条件，做好“取”与“舍”的顶层设计，明确战略方向和重点。二要积极利用G20、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边平台，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充分发挥中国在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新平台中的话语权优势，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