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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政府不对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性、系统性的支持，只依靠刺激民间投资，很难实现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中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为2.8%，比1-5月份回落了1.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安邦咨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
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报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6月份和上半年经济数据，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结合上半年宏观经济的总体情况，你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形势？
陈功：从中国和全球两个视角来看，过去6个月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甚乐观。
一方面，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从1万多亿信贷投放回缩到5千多亿的投放规模，这表明了政策的摇摆不定。虽然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目标数值只有6.5%，但在这个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条件下，过去6个月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缺乏明确的方向，这会让地方对中央政策产生许多困惑，从而影响效率。
据安邦研究发现，从中央政策的形成到地方的理解认识需要用5年时间。但一届领导在短短5年时间内却很难将政策完全实施。如果领导不连任，政策就更加难以执行。可见，政策的“不连续性”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这对中国全局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经济同样没有好转。欧洲仍然是陷在泥潭之中，存在英国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等突出问题，欧洲经济还在边缘线上挣扎；美国经济仍是一枝独秀，但同时存在很大隐患，因为在全世界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循环中，美国的金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走出来。之前投行家们言之凿凿地说6月份美联储一定会加息，但实际情况却依然不理想。总之，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2016年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
对供给侧改革的评价
中国经济报告：面对空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你如何评价2015年底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
陈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短期政策。在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是2016年要做的事情。从大的形势来看，我认为《人民日报》再访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L型”经济增长和供给侧改革，是代表对未来长期形势判断的一个重点，相比“三去一降一补”这种短期的调整措施，更加具有参考意义。
我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通缩并非是偶然的。若产品价格都普遍较低，再加上产业转移，制造业就很容易垮掉。实际上，价格是很微妙的。从理论上看，假定产能不变而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假定产能为变量且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紧缩。从现实来看，产能确实是变量，而资本过剩也确实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紧缩，价格就会很低。从本质上看，只要资本过剩存在，“去产能”便会遇到阻力。
改革的本质，一方面是利益的重组；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升。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才刚刚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期待，而不会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真正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去杠杆”，你有什么建议？
陈功：在如今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去杠杆可以去风险，但是，由于资本的总规模是固定的，它不投放在一个领域，就一定会加在其他高杠杆的领域，当大量的钱淤积在一个领域，就会导致高风险。因此，从全社会来看，“去杠杆”根本不现实。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支持
中国经济报告：权威人士称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人民日报》5月9日）。你如何看待中国在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陈功：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危机的痛苦的增长阶段，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增长问题。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我们只注重速度，而不注重深度。一般经济增长的数据只能反映经济速度，但更重要的经济深度和质量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反映。经济的深度是指除了经济增长，经济还给社会、老百姓带来什么，怎么样影响人们的生活。OECD每年做一个全球竞争力的报告，从受教育程度、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电信的普及率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人们生活、消费的影响。但在中国，我们只基于单纯的数字来看经济，如果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字不理想，我们往往又会想到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刺激，但在当前情况下，这样的“算数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
从社会发展资源的角度来看，社会居民财富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能把这部分资源调动起来，转化成生产力用于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目前，国务院采取的主要还是短期刺激措施，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但这些投资政策仍无法让人们增强信心，我们必须找到真正有效的新方法。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谈谈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陈功：第一，关于刺激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政府不对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性、系统性的支持，只依靠刺激民间投资，很难实现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只看重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把“机构”和“人”的改革都真正做到位，把“国进民退”的态势扭转过来，民间投资才能增长。
第二，“财团经济”的概念。目前，如果有选择地出台一些发展财团经济的措施，可以回避一些改革的难点和压力点，同时也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培育民营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中，财团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韩国的现代、三星和日本的三井、三菱商事等。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财团，没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市场地位、非常有竞争力和高知名度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大的财团有助于拉动小的民营企业发展，“大车拉小车”，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发展财团经济这方面需要采取一些促进措施。
第三，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国企和央企。中国的资源，比如，银行贷款、政策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就意味着它们根本享受不到这种资源。而中国的大部分资源就集中这些国企和央企手中，这使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公平的待遇和发展环境，很难做大做强。因此，对民营企业不仅要支持，而且要“大”支持。
第四，要注重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但也处于关键转折的前夜。当前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向消费的转型。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达到73.4%，这表明中国正在向消费型社会迈进。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增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转折。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长期以来，中国只注重投资，但今后则要注重消费。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收入提升和花钱的时代。生产端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必然要顺应这种转折的发生，并随之进行调整。决策层提出有效供给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稳健的政策能给市场提供一个适应的时间和周期，让企业、产业和整个市场自我调节和调试，这相比政策摇摆不定的效果要好得多。对于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看到一种稳健的政策取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中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为2.8%，比1-5月份回落了1.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安邦咨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
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报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6月份和上半年经济数据，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结合上半年宏观经济的总体情况，你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形势？
陈功：从中国和全球两个视角来看，过去6个月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甚乐观。
一方面，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从1万多亿信贷投放回缩到5千多亿的投放规模，这表明了政策的摇摆不定。虽然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目标数值只有6.5%，但在这个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条件下，过去6个月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缺乏明确的方向，这会让地方对中央政策产生许多困惑，从而影响效率。
据安邦研究发现，从中央政策的形成到地方的理解认识需要用5年时间。但一届领导在短短5年时间内却很难将政策完全实施。如果领导不连任，政策就更加难以执行。可见，政策的“不连续性”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这对中国全局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经济同样没有好转。欧洲仍然是陷在泥潭之中，存在英国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等突出问题，欧洲经济还在边缘线上挣扎；美国经济仍是一枝独秀，但同时存在很大隐患，因为在全世界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循环中，美国的金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走出来。之前投行家们言之凿凿地说6月份美联储一定会加息，但实际情况却依然不理想。总之，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2016年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
对供给侧改革的评价
中国经济报告：面对空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你如何评价2015年底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
陈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短期政策。在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是2016年要做的事情。从大的形势来看，我认为《人民日报》再访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L型”经济增长和供给侧改革，是代表对未来长期形势判断的一个重点，相比“三去一降一补”这种短期的调整措施，更加具有参考意义。
我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通缩并非是偶然的。若产品价格都普遍较低，再加上产业转移，制造业就很容易垮掉。实际上，价格是很微妙的。从理论上看，假定产能不变而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假定产能为变量且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紧缩。从现实来看，产能确实是变量，而资本过剩也确实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紧缩，价格就会很低。从本质上看，只要资本过剩存在，“去产能”便会遇到阻力。
改革的本质，一方面是利益的重组；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升。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才刚刚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期待，而不会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真正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去杠杆”，你有什么建议？
陈功：在如今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去杠杆可以去风险，但是，由于资本的总规模是固定的，它不投放在一个领域，就一定会加在其他高杠杆的领域，当大量的钱淤积在一个领域，就会导致高风险。因此，从全社会来看，“去杠杆”根本不现实。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支持
中国经济报告：权威人士称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人民日报》5月9日）。你如何看待中国在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陈功：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危机的痛苦的增长阶段，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增长问题。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我们只注重速度，而不注重深度。一般经济增长的数据只能反映经济速度，但更重要的经济深度和质量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反映。经济的深度是指除了经济增长，经济还给社会、老百姓带来什么，怎么样影响人们的生活。OECD每年做一个全球竞争力的报告，从受教育程度、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电信的普及率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人们生活、消费的影响。但在中国，我们只基于单纯的数字来看经济，如果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字不理想，我们往往又会想到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刺激，但在当前情况下，这样的“算数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
从社会发展资源的角度来看，社会居民财富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能把这部分资源调动起来，转化成生产力用于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目前，国务院采取的主要还是短期刺激措施，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但这些投资政策仍无法让人们增强信心，我们必须找到真正有效的新方法。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谈谈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陈功：第一，关于刺激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政府不对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性、系统性的支持，只依靠刺激民间投资，很难实现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只看重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把“机构”和“人”的改革都真正做到位，把“国进民退”的态势扭转过来，民间投资才能增长。
第二，“财团经济”的概念。目前，如果有选择地出台一些发展财团经济的措施，可以回避一些改革的难点和压力点，同时也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培育民营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中，财团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韩国的现代、三星和日本的三井、三菱商事等。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财团，没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市场地位、非常有竞争力和高知名度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大的财团有助于拉动小的民营企业发展，“大车拉小车”，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发展财团经济这方面需要采取一些促进措施。
第三，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国企和央企。中国的资源，比如，银行贷款、政策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就意味着它们根本享受不到这种资源。而中国的大部分资源就集中这些国企和央企手中，这使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公平的待遇和发展环境，很难做大做强。因此，对民营企业不仅要支持，而且要“大”支持。
第四，要注重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但也处于关键转折的前夜。当前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向消费的转型。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达到73.4%，这表明中国正在向消费型社会迈进。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增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转折。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长期以来，中国只注重投资，但今后则要注重消费。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收入提升和花钱的时代。生产端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必然要顺应这种转折的发生，并随之进行调整。决策层提出有效供给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稳健的政策能给市场提供一个适应的时间和周期，让企业、产业和整个市场自我调节和调试，这相比政策摇摆不定的效果要好得多。对于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看到一种稳健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