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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数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风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源于国际资本的冲击，也可能源于自身经济社会问题或金融体制的缺陷，或是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阿根廷，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国土面积排名前十的南美大国，不乏重量级名人。
论英雄人物，有切·格瓦拉；论作家，有博尔赫斯；论女性传奇，有贝隆夫人；论球星，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举不胜举。
不过，让经济界最关注的，当属阿根廷的货币顽疾。
今年5月，许多经济学家发表相同的观点：目前阿根廷的通胀水平已处于高位，累计攀升了近25%，比索币值已被高估。接着，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就有关其经济政策面临的指责作出了回应，她承诺“不会在其任期内让阿根廷货币贬值”。
百年来，阿根廷金融动荡阴魂不散。“媳妇熬成婆”，人均GDP已跨过10000美元的阿根廷，其货币制度能否唱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吗》？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历程又带来哪些警示？
美国影片中的“富老外”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非常有利农牧业发展，辽阔的潘帕斯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农牧业区，全国长期牧场面积1421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1.2%。阿根廷也因之成为世界粮食和肉类重要生产和出口国，被称之“世界粮仓和肉库”。此外，矿产资源丰富，是拉美主要矿业国之一。
正是凭着农牧产品出口，早在20世纪初，阿根廷便成为拉美首富，也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00年，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9；1910年，人均实际GDP仅次于美国与英国；1914年，人均收入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与德国、荷兰持平；1922年，人均外贸额排名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富有的外国人的形象，大多是阿根廷人。
一个农业国比众多工业国还富有，有人感叹“这是一个世纪之谜”。当然，阿根廷并非传统的农业国，其商品化、集约化、机械化相当高，且拥有相当完备的铁路、海运和通讯系统，吸引了大批的外国投资者，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纺织、机械、食品加工等门类颇为齐全。
遗憾的是，阿根廷并没有引领世界的发展。相反，其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在国际舞台上更是一个“弱国”。
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出现民选文官、政变军人交替失败执政局面。政府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剧烈，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成了家常便饭，这似乎成了阿根廷难以摆脱的“魔咒”。即使是“庇隆时代”和70年代中期推行的系列改革，也未能创造经济奇迹。
其间，1975年，阿根廷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爬行钉住”，即中央银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差异和变化，随时调整汇率水平，同时取消了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大部分管制。未料，综合金融改革使银行信贷量猛增，通货膨胀率上涨，通货膨胀加速了比索贬值，比索贬值又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
阿根廷经济深陷泥潭，形势未见好转。1982年，阿根廷同英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军政府倒台。紧接着，激进党的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阿方辛是阿根廷结束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后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执政时期从1983年到1989年，但是，任内政绩乏善，未能有效改善经济。
实际上，几乎整个80年代，阿根廷饱受恶性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国际债务之苦，此外还面临着实际汇率严重高估、大量资本外逃、财政赤字增加等状况。
为了防止经济持续衰退，早在80年代初，阿根廷放弃了70年代的金融改革计划，恢复了外汇管制，部分恢复了固定汇率制度。包括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对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的汇率安排；对愿意重组对外债务的私人部门提供汇率保护；对国外借债和还债实行限制，设置国内货币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使之低于通货膨胀率，以减轻实际债务负担。
这些措施未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其程度可能是二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整个80年代，阿根廷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国际收支承受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重逆差压力，比索重新回到了大幅贬值的通道上。1981年，1美元可兑换7000旧比索，到1989年，1美元仅能兑换1700旧比索。与此同时，一度得到遏制的通货膨胀率再度快速攀升，1989年高达3000%。恶性通胀使民众对比索失去信心，加快了比索的贬值速度，而比索大幅贬值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比索贬值与通货膨胀率交替上升的恶性循环，犹如一场迟迟不能醒来的噩梦，拖垮了“拉美巨人”。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81-1990年间，平均年货币供给增长与年通货膨胀率都高于750%。到1990年底，阿根廷实际GDP比1981年还低了6%。
“兑换计划”
经济混乱再度影响了政局。阿方辛提前交出总统宝座，正义党领袖梅内姆上台，自1989年起执政十年。
梅内姆接过的显然是个“烫手的山芋”。1991年4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恢复货币信用，阿根廷实施“兑换计划”：比索以1：1的水平钉住美元，每发行一个比索都必须有一个美元的储备作为支持，并且可以自由兑换。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必须严格依据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发行货币，其国际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低于基础货币总量。这意味着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建立。
货币局制度出台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通货膨胀。在货币局制度的安排下，中央银行不能充当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亏损的闸门被关闭了，从而控制了货币供给，货币信用逐步恢复。
货币局制度发挥了效力，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94%下降到1992年的17.6%，到1994年已降低至近4%。阿根廷经济开始复苏，重回上升通道，实际GDP在1991-199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6%。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胀率，增强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1991年国外直接投资突破20亿美元，1996年达到42.85亿美元，创下当时新高。 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阿根廷经济亮起“红灯”，外债压力日益沉重，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外部原因方面，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冲击；内部原因方面，阿根廷政府未能解决好关键问题，包括政府支出和税收募集之间的比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货币局制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阿根廷实施的是极端的货币局制度，其本身就有缺陷。
首先，显而易见，货币局制度使汇率政策失去了弹性。自阿根廷确定比索与美元比价为1：1的货币局制度后，连续11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严重高估，这大大削弱了阿根廷的出口竞争力。
其次，货币局制度使货币政策处于被动状态。阿根廷利率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国利率的波动而波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完全受制于美联储，这大大降低了阿根廷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国民经济的能力。
再次，货币局制度使财政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为了维持比索与美元的1：1比价，阿根廷政府只得长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而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经济面临衰退时，财政赤字只能靠大量举债来弥补，增加了政府的债务成本，也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
其实，实施货币局制度的并非只有阿根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实施货币局制度的有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等8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也有学者指出，阿根廷货币危机的根源在货币之外，比如政局不稳、官僚腐败等等。
麦当劳推出“帕特隆堡”
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现象：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互相交织恶性循环。阿根廷的持续稳定似乎很少超过10年。1999年，激进党人德拉鲁阿当选总统，未能遏止持续三年的经济衰退。
到了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锐减和债务缠身，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7月11日，阿根廷推出“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财政支出等等。计划一出笼便引发社会动荡、股市暴跌、资金外流，阿根廷再度爆发金融危机。
无论家庭还是企业都对比索逐渐失去信心，认为比索会很快失去价值，缩减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同时，人们开始排队到银行取款购物商品储备或兑换成美元，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以物易物。国际媒体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记载——一名阿根廷医生说：“现在，人人都缺少现金，我的病人中没有一个能付得起钱”；一个手机销售商说：“现在，如果有人提出用番茄来交换手机，我也会考虑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阿根廷的一个省决定发行货币——帕特隆。帕特隆毕竟不是法定货币，很多人担心这种货币能否被企业接受。可是，当地的麦当劳餐厅特地推出一种名叫“帕特隆堡”的套餐：两个芝士汉堡、一份炸薯条和一杯饮料，接受这种货币购买。
挤兑日趋严重。同年12月，政府开始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随即，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政治冲突加剧。德拉鲁阿总统被迫辞职。此后阿根廷形势严重动荡，短短十日之内数易总统。
2002年1月1日，正义党人杜阿尔德上台。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他宣布放弃实施11年的货币局制度。但是，经济仍在低谷徘徊，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1%。
2003年5月，基什内尔就任总统，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肃金融纪律，增收节支，鼓励出口；积极解决债务问题，实施债务重组。随着外部经济环境趋好，阿根廷经济迅速强劲复苏，连续4年实现年均9%左右的快速增长。
2007年10月，身为第一夫人的克里斯蒂娜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延续丈夫执政时的政策，经济运行平稳。2008年下半年起，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严重旱灾和甲型流感疫情等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速放缓。克里斯蒂娜在加强金融监管、保持汇市稳定的同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收到一定成效。
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债危机引发的新一轮金融动荡，冲击阿根廷经济。阿根廷采取了刺激内需、鼓励民族工业、加强金融管制、强化贸易保护等措施来应对。虽然经济总体保持着增长势头，但通胀与增速放缓双重压力还是在增加。
本世纪以来，阿根廷起起落落，2001年、2008年、2011年三度爆发金融危机。让人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金融危机拉大了贫富差距。阿根廷原来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中产阶级所占比重大。受经济危机影响，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94年的16%升至2003年的51.7%。2003年以来，克里斯蒂娜重视就业，贫困人口有所减少。
多管齐下防范金融风险
回顾阿根廷百年经济曲折历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动荡起伏，不难发现金融始终是导火索，也不难发现经济危机与金融全球化密不可分。
二战后，各国或各地区都将发展自身经济为首要目标，全球经济竞争出现白热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不少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市场化、国际化的金融改革。比如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韩国、新加坡等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金融全球化内容包括各国互相开放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跨国发展，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带来了种种发展机遇。其中，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最为成功。
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交易的畸形发展。调查显示，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贸易和投资有关，投机性和保值性货币交易占有较大比例。加之对国际资本难以实施有效监控，可能引发全球“金融泡沫”，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如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
由于新兴市场预期回报较高，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推动下，大量外资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一旦处理不当或本国金融体系脆弱，就易引发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阿根廷屡次金融危机都与外资出逃有极大关系。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数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风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它既可能来源于国际资本的冲击，也可能源于各国和地区本身经济运行的问题或金融体制的缺陷，也可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多种政策相互协调。
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市场规模、参与者素质，还是监管水平、法规建设等等，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健全。汲取阿根廷及拉美国家的教训，我国有必要提高警惕，积极防范金融风险。比如，注重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加强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措施提高风险防御水平等等。
相关链接：货币局制度
指由法律明确规定本国（或地区）货币与某一外国可兑换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并要求本国（或地区）货币的发行必须以一定（通常是百分之百）的该外国货币作为准备金保证的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即货币供给量不再由中央银行决定，而是由可用做准备的外币数量决定。（支点杂志2013年7月刊）
阿根廷，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国土面积排名前十的南美大国，不乏重量级名人。
论英雄人物，有切·格瓦拉；论作家，有博尔赫斯；论女性传奇，有贝隆夫人；论球星，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举不胜举。
不过，让经济界最关注的，当属阿根廷的货币顽疾。
今年5月，许多经济学家发表相同的观点：目前阿根廷的通胀水平已处于高位，累计攀升了近25%，比索币值已被高估。接着，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就有关其经济政策面临的指责作出了回应，她承诺“不会在其任期内让阿根廷货币贬值”。
百年来，阿根廷金融动荡阴魂不散。“媳妇熬成婆”，人均GDP已跨过10000美元的阿根廷，其货币制度能否唱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吗》？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历程又带来哪些警示？
美国影片中的“富老外”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非常有利农牧业发展，辽阔的潘帕斯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农牧业区，全国长期牧场面积1421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1.2%。阿根廷也因之成为世界粮食和肉类重要生产和出口国，被称之“世界粮仓和肉库”。此外，矿产资源丰富，是拉美主要矿业国之一。
正是凭着农牧产品出口，早在20世纪初，阿根廷便成为拉美首富，也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00年，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9；1910年，人均实际GDP仅次于美国与英国；1914年，人均收入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与德国、荷兰持平；1922年，人均外贸额排名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富有的外国人的形象，大多是阿根廷人。
一个农业国比众多工业国还富有，有人感叹“这是一个世纪之谜”。当然，阿根廷并非传统的农业国，其商品化、集约化、机械化相当高，且拥有相当完备的铁路、海运和通讯系统，吸引了大批的外国投资者，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纺织、机械、食品加工等门类颇为齐全。
遗憾的是，阿根廷并没有引领世界的发展。相反，其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在国际舞台上更是一个“弱国”。
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出现民选文官、政变军人交替失败执政局面。政府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剧烈，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成了家常便饭，这似乎成了阿根廷难以摆脱的“魔咒”。即使是“庇隆时代”和70年代中期推行的系列改革，也未能创造经济奇迹。
其间，1975年，阿根廷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爬行钉住”，即中央银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差异和变化，随时调整汇率水平，同时取消了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大部分管制。未料，综合金融改革使银行信贷量猛增，通货膨胀率上涨，通货膨胀加速了比索贬值，比索贬值又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
阿根廷经济深陷泥潭，形势未见好转。1982年，阿根廷同英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军政府倒台。紧接着，激进党的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阿方辛是阿根廷结束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后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执政时期从1983年到1989年，但是，任内政绩乏善，未能有效改善经济。
实际上，几乎整个80年代，阿根廷饱受恶性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国际债务之苦，此外还面临着实际汇率严重高估、大量资本外逃、财政赤字增加等状况。
为了防止经济持续衰退，早在80年代初，阿根廷放弃了70年代的金融改革计划，恢复了外汇管制，部分恢复了固定汇率制度。包括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对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的汇率安排；对愿意重组对外债务的私人部门提供汇率保护；对国外借债和还债实行限制，设置国内货币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使之低于通货膨胀率，以减轻实际债务负担。
这些措施未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其程度可能是二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整个80年代，阿根廷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国际收支承受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重逆差压力，比索重新回到了大幅贬值的通道上。1981年，1美元可兑换7000旧比索，到1989年，1美元仅能兑换1700旧比索。与此同时，一度得到遏制的通货膨胀率再度快速攀升，1989年高达3000%。恶性通胀使民众对比索失去信心，加快了比索的贬值速度，而比索大幅贬值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比索贬值与通货膨胀率交替上升的恶性循环，犹如一场迟迟不能醒来的噩梦，拖垮了“拉美巨人”。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81-1990年间，平均年货币供给增长与年通货膨胀率都高于750%。到1990年底，阿根廷实际GDP比1981年还低了6%。
“兑换计划”
经济混乱再度影响了政局。阿方辛提前交出总统宝座，正义党领袖梅内姆上台，自1989年起执政十年。
梅内姆接过的显然是个“烫手的山芋”。1991年4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恢复货币信用，阿根廷实施“兑换计划”：比索以1：1的水平钉住美元，每发行一个比索都必须有一个美元的储备作为支持，并且可以自由兑换。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必须严格依据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发行货币，其国际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低于基础货币总量。这意味着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建立。
货币局制度出台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通货膨胀。在货币局制度的安排下，中央银行不能充当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亏损的闸门被关闭了，从而控制了货币供给，货币信用逐步恢复。
货币局制度发挥了效力，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94%下降到1992年的17.6%，到1994年已降低至近4%。阿根廷经济开始复苏，重回上升通道，实际GDP在1991-199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6%。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胀率，增强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1991年国外直接投资突破20亿美元，1996年达到42.85亿美元，创下当时新高。 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阿根廷经济亮起“红灯”，外债压力日益沉重，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外部原因方面，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冲击；内部原因方面，阿根廷政府未能解决好关键问题，包括政府支出和税收募集之间的比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货币局制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阿根廷实施的是极端的货币局制度，其本身就有缺陷。
首先，显而易见，货币局制度使汇率政策失去了弹性。自阿根廷确定比索与美元比价为1：1的货币局制度后，连续11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严重高估，这大大削弱了阿根廷的出口竞争力。
其次，货币局制度使货币政策处于被动状态。阿根廷利率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国利率的波动而波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完全受制于美联储，这大大降低了阿根廷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国民经济的能力。
再次，货币局制度使财政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为了维持比索与美元的1：1比价，阿根廷政府只得长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而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经济面临衰退时，财政赤字只能靠大量举债来弥补，增加了政府的债务成本，也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
其实，实施货币局制度的并非只有阿根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实施货币局制度的有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等8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也有学者指出，阿根廷货币危机的根源在货币之外，比如政局不稳、官僚腐败等等。
麦当劳推出“帕特隆堡”
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现象：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互相交织恶性循环。阿根廷的持续稳定似乎很少超过10年。1999年，激进党人德拉鲁阿当选总统，未能遏止持续三年的经济衰退。
到了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锐减和债务缠身，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7月11日，阿根廷推出“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财政支出等等。计划一出笼便引发社会动荡、股市暴跌、资金外流，阿根廷再度爆发金融危机。
无论家庭还是企业都对比索逐渐失去信心，认为比索会很快失去价值，缩减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同时，人们开始排队到银行取款购物商品储备或兑换成美元，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以物易物。国际媒体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记载——一名阿根廷医生说：“现在，人人都缺少现金，我的病人中没有一个能付得起钱”；一个手机销售商说：“现在，如果有人提出用番茄来交换手机，我也会考虑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阿根廷的一个省决定发行货币——帕特隆。帕特隆毕竟不是法定货币，很多人担心这种货币能否被企业接受。可是，当地的麦当劳餐厅特地推出一种名叫“帕特隆堡”的套餐：两个芝士汉堡、一份炸薯条和一杯饮料，接受这种货币购买。
挤兑日趋严重。同年12月，政府开始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随即，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政治冲突加剧。德拉鲁阿总统被迫辞职。此后阿根廷形势严重动荡，短短十日之内数易总统。
2002年1月1日，正义党人杜阿尔德上台。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他宣布放弃实施11年的货币局制度。但是，经济仍在低谷徘徊，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1%。
2003年5月，基什内尔就任总统，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肃金融纪律，增收节支，鼓励出口；积极解决债务问题，实施债务重组。随着外部经济环境趋好，阿根廷经济迅速强劲复苏，连续4年实现年均9%左右的快速增长。
2007年10月，身为第一夫人的克里斯蒂娜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延续丈夫执政时的政策，经济运行平稳。2008年下半年起，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严重旱灾和甲型流感疫情等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速放缓。克里斯蒂娜在加强金融监管、保持汇市稳定的同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收到一定成效。
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债危机引发的新一轮金融动荡，冲击阿根廷经济。阿根廷采取了刺激内需、鼓励民族工业、加强金融管制、强化贸易保护等措施来应对。虽然经济总体保持着增长势头，但通胀与增速放缓双重压力还是在增加。
本世纪以来，阿根廷起起落落，2001年、2008年、2011年三度爆发金融危机。让人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金融危机拉大了贫富差距。阿根廷原来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中产阶级所占比重大。受经济危机影响，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94年的16%升至2003年的51.7%。2003年以来，克里斯蒂娜重视就业，贫困人口有所减少。
多管齐下防范金融风险
回顾阿根廷百年经济曲折历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动荡起伏，不难发现金融始终是导火索，也不难发现经济危机与金融全球化密不可分。
二战后，各国或各地区都将发展自身经济为首要目标，全球经济竞争出现白热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不少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市场化、国际化的金融改革。比如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韩国、新加坡等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金融全球化内容包括各国互相开放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跨国发展，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带来了种种发展机遇。其中，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最为成功。
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交易的畸形发展。调查显示，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贸易和投资有关，投机性和保值性货币交易占有较大比例。加之对国际资本难以实施有效监控，可能引发全球“金融泡沫”，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如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
由于新兴市场预期回报较高，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推动下，大量外资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一旦处理不当或本国金融体系脆弱，就易引发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阿根廷屡次金融危机都与外资出逃有极大关系。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数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风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它既可能来源于国际资本的冲击，也可能源于各国和地区本身经济运行的问题或金融体制的缺陷，也可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多种政策相互协调。
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市场规模、参与者素质，还是监管水平、法规建设等等，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健全。汲取阿根廷及拉美国家的教训，我国有必要提高警惕，积极防范金融风险。比如，注重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加强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措施提高风险防御水平等等。
相关链接：货币局制度
指由法律明确规定本国（或地区）货币与某一外国可兑换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并要求本国（或地区）货币的发行必须以一定（通常是百分之百）的该外国货币作为准备金保证的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即货币供给量不再由中央银行决定，而是由可用做准备的外币数量决定。（支点杂志201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