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2歲的时候,正赶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的《榆林日报》叫《榆林报》，是一张四开小报，我们村的生产队长，让会计在冬天的一个夜晚读报，在社员学习会上宣传会议的内容，三张《榆林报》，被人们扯成小块块，争相谈论报纸上的新政策。人们的心底似乎涌动起热血，沸腾的温度消减了窗外的寒冷。
　　会计婆姨是村里唯一的民办教师，也是唯一会裁剪的好裁缝。上初中的我，被母亲拉着去扎一条新咔叽裤子，女教师和母亲拉闲话，她笑着说：“我看这娃的裤子缝长一点，不要再穿高吊裤了。中央的政策已经变了，农民的活法也会好起来。”不识字的母亲张着疑惑的眼神，问：“这与娃娃的裤子有什么相干？”女教师说：“我当了15年的缝衣匠，咱小百姓的穿着和打扮，其实与潮流有关系。四人帮得势的那几年，上面的政策太紧，咱们穿的裤子就露出脚腕，叫高吊裤，高吊高吊，就是上头的政策太硬，把咱的日子吊在空中嘛，穷得没办法，就少穿几寸布料。”我似乎觉得这女民办老师，比平时给我们上课有了水平。她还给另外的几个婆姨说，报纸上有消息：安徽凤阳县的18个农民，早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了，但报上没说是刘少奇路线。村里的许多男人惊讶不已：社会主义怎么和“一大二公”不同了呢？
　　1981年，我初中毕业上高中，所有的家长都盼自己的孩子考大学，“大学生”三个字，比古代的状元郎要风光十倍。我们村的会计婆姨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仍是兼职裁缝，并且有三四个不上学的女徒弟。母亲又带我去剪一条软料裤子，穿在腿上无风自抖，好像两条腿上爬了游走的蛇，人们说这样的料子只有城里的“晃脑”才穿，我要进城了，理应“晃脑”一回。那条裤子我穿着很合身，是灰白色的软料裤，只是裤底下的边摆周长有一尺宽，状似喇叭，美其名曰“喇叭裤”。社会上很流行这种款式，尤其在港澳地区的时髦青年，在电影的银幕上乱晃，黑白片也让彩色代替。女教师又有一段解释：这叫上窄下宽，是联产承包制实行以来我们时代的具体表现。虽然上头政策口号不断，但下边的开放如裤管，敞成喇叭，几亿农民尽情在承包的土地上折腾，宽松祥和的日子就是明证。因为许多村里的书记、队长都得下田种地，更多的懒汉抠起了踏倒后跟的鞋，睁开打迷糊的眼，紧跟着忙人们刨闹自家的日月。穷困的人们吹响致富的喇叭。
　　我高中毕业时，初中的同班学生许多都结了婚。当上海、北京的一些大城市街上的女子穿起红裙子流行色的时候，我们县城的砖头街上也流行起老板裤。
　　“老板裤”是上下一样的宽窄，听着名字就有几分发财和经商的味道。特别是1990年后，满天下的老板疯生猛长，年轻的农民不种地了，纷纷进城经商。于是，乡土观念冲淡了，大小车辆奔出县域和省域，“公司”、“经理”、“老板”的名号，印在二寸宽窄的名片上，如雪花在风中狂舞，飘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洒落在乡村的羊肠小道。有人说“名片”就是“明骗”，穿着老板裤的小伙子，戴着墨镜，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叼着黑色的卷烟棒，威武雄壮地走在处处有商机的金钱大道上……到底谁骗了谁？谁宰了谁？说不清道不明，反正数不清的“二道贩子”老板们，把全国的民间经济给搞活了。老板成了翻江倒海的鱼和龙，搅闹起声势浩大的钱塘大潮，折叠着一泻千里的壶口瀑布……
　　将近2000年，我参加工作后又下海了，女人们突然穿起紧绷在大腿和胯骨上的健美裤。这预示着政策对百姓的贴切关怀。健美裤把女性的体形夸张成美丽的遐思。女性的长发如彩霞，披挂在雨后的天际；女性的身段，苗条如白杨，秀溜成玫瑰，挺拔得奇妙，绽放得高贵。男性的牛仔裤，套不住潇洒的风度。新世纪之后，流行着灯笼裤、筒裤，人们的穿着打扮走向审美意境。虽然“超短裙”和“迷你裙”不属男士所有，但旗袍下的“民国时代”不属于今天的陕北美学构造，比基尼罩不住的青春活力，展示着世界潮流相融的风采。巴黎时装并不能标新立异地领先世界了。
　　30年过去了，风云点染着岁月的色彩。从裤子的款式变化，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道具”和“服装”与时俱变，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如滴水映日般地从民间隐性显示，沉淀出经典的预言。我那位小学女老师，她像哲人般的絮叨话语，不正是民众对上层建筑的一种彻悟阐释吗？
　　哦，那条并不只是用来遮羞和保暖的裤子！■
　　■栏目责编/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