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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音乐治疗最古老的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大量关于音乐与健康的关系和音乐治疗的论述，但真正的音乐治疗研究出现则是上世纪80年代。1989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并于当年举办了首届学术交流会。经过二十余年的进展，中国音乐治疗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13年10月19-21日，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第十一届学术交流大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会议主题为“音乐治疗与大众身心健康”，会议内容包括专家讲座、工作坊、学术交流和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及七届一次理事会议。大会邀请到美国音乐治疗协会前任主席Barbara L.Wheeler博士，参与此次大会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音乐学院、中医学院以及其他综合类高等院校、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残障人教育机构、临床心理应用机构等二百余人，音乐治疗高科技产品开发的企业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文以此次大会为依据，试图探索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对若干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
一、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是专门从事研究音乐治疗学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挂靠单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的发展是中国的音乐治疗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音乐治疗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笔者搜集到了第一届（1989年）至第十一届（2013年）学会论文集以及从第一届至十届（2011年）的会议纪要，以期从中寻找出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脉络、方向与问题。
（一）学科定位渐趋明朗
学科定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表象问题，它关系到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途径的认识。从对音乐治疗名称使用情况来看，可以大概把握音乐治疗学科定位的现状。在音乐治疗学会最初几届学术交流会的论文中较多运用“心理音乐疗法”、“心理音乐治疗”、“音乐心理治疗”的名称。随着西方音乐治疗理论体系和技术引入中国，以及我国音乐治疗专家在医学、心理学、特殊教育、学校教育等领域的临床应用与理论探讨，使用的名称也随之变化，例如“音乐疗法”、“音乐康复治疗”等。从本届大会提交论文来看，几乎全部采用“音乐治疗”这一名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音乐治疗的学科定位渐趋明朗。
（二）研究问题趋于具体
研究问题泛化，主要体现在目标疾患泛化和目标人群的泛化。从第九、十届音乐治疗学会交流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从以下的论文题目可见一斑：《音乐心理治疗与心理创伤危机干预》、《音乐治疗在四川灾区的运用》、《精神病人的音乐康复治疗》、《谈音乐治疗在智障儿童领域的应用》。
从研究问题来看，本届大会论文中泛泛讨论音乐治疗的意义及作用的文章比例较前有所减少，相当多的论文尝试解决具体的医疗或社会问题。如尹誉霏等《“歌曲解析”心理团体改善暴力犯攻击性及情绪抑制的初探》对某监狱的暴力犯罪服刑人员在言语攻击性、身体攻击性、愤怒及敌意四项因子团体干预前后的变化进行评估；查智群等《音乐联合奥氦平治疗对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事件相关电位p300的影响》不但集中于具体问题，而且还尝试对音乐治疗的机理做出解释。
笔者对本届大会论文进行粗略统计，论文总数为42篇，其中理论性论文16篇，实证性论文26篇。根据维基百科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笔者将本届大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进行大致分类。人格障碍、音乐治疗理论及教育、精神分裂，其次为进行躯体疾患所致精神障碍和应激相关障碍的研究，再次为成人精神发育迟滞及障碍和儿童精神发育迟滞领域的研究。
（三）治疗途径逐渐多样
研究途径是否多元也是衡量音乐治疗发展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本届大会提交论文来看，采用与临床手段相结合、即兴音乐疗法、与中国传统医学和文化结合的居多，采用意象引导音乐疗法（GIM）和接受式音乐治疗途径次之。
此外，如陈葸静《团体音乐治疗针对劳教人员的焦虑、抑郁和自尊的疗效研究》运用了歌曲写作的方法；张晓敏《团体音乐治疗对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干预研究》运用了奥尔夫音乐治疗和团体音乐治疗的方法；其他如《音乐健身行走治疗32例抑郁障碍临床观察》、《“歌曲解析”心理团体改善暴力犯攻击性及情绪抑制的初探》等论文在治疗途径上也都体现出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
反观音乐治疗学会此前的历届交流大会，如第一届采用的研究途径可大致归纳为音乐色光疗法、聆听法等6种，第二届可大致分为音乐电疗、气功针刺等4种。如表3所示，便是历经十一届交流大会，研究途径在数量上的直观变化。而本届大会则在研究手段与途径上体现出了多样并举、融合互补的令人欣喜的学术生态环境。
（四）对中国本土化音乐治疗的探索有所深化
从本次大会提交论文可以看出，我国正有一批音乐治疗学者，怀着深厚的本土意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探索中国本土化音乐治疗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例如王连福在《蒙古族传统音乐与音乐治疗》中主要采用萨满音乐中的萨满歌舞、安代歌舞和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艺术进行音乐治疗。结果显示这些传统音乐所具备的旋律特征和气质，对缓解当地居民中精神疾病患者的共有核心症状——焦虑情绪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余瑾《“大音希声”：中医音乐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析》从中医康复核心理念出发，阐述了中医音乐导引疗法的三阶段。
（五）高校音乐治疗教育发展迅速
首先，从参与人数与结构方面来看（见表4），参会人数在学会创办初期处于迅速上升期，经过了第四届的数量骤减，其后逐届增加。不仅如此，参加本届大会的音乐治疗专业的人员有36人，占所有参会人员的18%，这个数量达到了在历次大会音乐治疗专业参会人数的最高值，他们以开设音乐治疗专业的高校的师生为主。自1988年和1999年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开设音乐治疗专业以来，截止到2013年，又有10所高校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另外还有7所高校开设了音乐治疗选修课程。 其次，从大会论文主题来看，专门研究高校音乐治疗教育的论文有3篇。如张鸿懿以《高校音乐治疗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为议题，从音乐治疗学科发展历史脉络入手，总结高校音乐治疗教育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如下建议：发挥高校音乐治疗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教学研讨；对音乐治疗专业的生源、培养目标、就业去向等问题作调查研究，并作校际交流；针对社会老龄化的现状，增加对“老人院”音乐治疗服务的课程；探索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音乐治疗学派。
二、关于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思考
本届学术交流大会，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在会上会下引发了不少讨论。笔者从中择其二，结合自身的阅读与经历，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
关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美国音乐治疗学家Barbara L.Wheeler在学术交流大会中提到，大会提交论文有很多属于音乐医学（Husic Medicine）的领域，而非音乐治疗领域。一些参会的中国学者对此表示了困惑，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下面笔者结合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一对概念做一番辨析。
美国音乐治疗师Cheryl Dileo认为，音乐医学主要是以被动接受性聆听已经准备好的录制音乐，医护人员在多种不同医疗方式和情境下使用。音乐治疗教育家Tony Wigram等人认为，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音乐医学多采用量化研究，而音乐治疗既采用量化研究，也会运用质化研究。他们继而指出，有一些音乐治疗师甚至并不认为音乐医学是音乐治疗的一种形式，因为音乐医学中的音乐并不是要和患者发展出一种“音乐上的关系”（musical relationship）。Wigram等人将Music Medicine。Music in Medicine，Music Therapy in Medicine三个词汇并列使用。可见，“音乐医学”和“医学中的音乐治疗”在概念上趋同，而和“音乐治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国较早的一些文献倾向于认为两者的概念是相同的，“音乐医学”又被称为“音乐医疗学”或“音乐治疗学”。近些年，对“音乐治疗”和“音乐医学”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界定，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使用音乐作为主要手段，且在使用音乐的类型和风格，以及涉及的治疗对象和临床领域方面都是相似的；但两者在治疗方法、治疗关系和音乐在治疗中的作用三方面均彼此有别。
笔者赞同Wigram等人的观点，即音乐医学是指应用于医学领域的音乐治疗，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属于医疗关系或由临床情境生发而出的关系。而音乐治疗的领域更广，不仅应用于医学领域，也可应用于教育及其他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Wheeler教授的上述观点。
同时，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音乐治疗的学术定位在我国已经逐渐明朗，例如对音乐治疗这一交叉学科（与音乐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康复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跨学科性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但是在有关学术定位的具体问题上认识还比较模糊，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澄清。
（二）中国本土音乐治疗的可行性
中国本土音乐治疗是否可行？关于这一论题，在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音乐治疗的实践以及系统的学科建设都始于西方，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不仅收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也总结出了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学科理论，我们应当系统而全面地接受和学习这些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见很多用音乐治疗疾病和养生的例子，如“音乐养脏功”是运用传统的中医和气功相结合的音乐治疗方法，“音乐色光疗法”是中医当中“五音”、“五行”与“五色”相结合的音乐治疗方法等等。中国的音乐治疗学发展方向应该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理论，发展成为更适合国人的中国本土音乐治疗体系。
针对发展中国本土音乐治疗这一问题，世界音乐治疗大会Maranto主席曾说过：“你们要发展中国的音乐治疗，音乐治疗的整体思维更像是东方的，而不像西方的。你们一定要做出中国音乐治疗来，为世界做贡献。”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在成立初期就将发展目标定为创建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治疗学，并努力实现中国化、大众化、产业化发展。
笔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每一种音乐治疗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只要有利于治疗对象康复，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除此之外，本届交流大会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刘振寰在《音乐疗法对自闭症儿童行为康复的干预研究》中提出，虽然采用了音乐治疗明显比仅接受药物治疗效果好，但尚不能确定音乐治疗在哪部分起到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这说明音乐治疗的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 金兆钧）
2013年10月19-21日，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第十一届学术交流大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会议主题为“音乐治疗与大众身心健康”，会议内容包括专家讲座、工作坊、学术交流和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及七届一次理事会议。大会邀请到美国音乐治疗协会前任主席Barbara L.Wheeler博士，参与此次大会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音乐学院、中医学院以及其他综合类高等院校、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残障人教育机构、临床心理应用机构等二百余人，音乐治疗高科技产品开发的企业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文以此次大会为依据，试图探索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对若干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
一、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是专门从事研究音乐治疗学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挂靠单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的发展是中国的音乐治疗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音乐治疗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笔者搜集到了第一届（1989年）至第十一届（2013年）学会论文集以及从第一届至十届（2011年）的会议纪要，以期从中寻找出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脉络、方向与问题。
（一）学科定位渐趋明朗
学科定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表象问题，它关系到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途径的认识。从对音乐治疗名称使用情况来看，可以大概把握音乐治疗学科定位的现状。在音乐治疗学会最初几届学术交流会的论文中较多运用“心理音乐疗法”、“心理音乐治疗”、“音乐心理治疗”的名称。随着西方音乐治疗理论体系和技术引入中国，以及我国音乐治疗专家在医学、心理学、特殊教育、学校教育等领域的临床应用与理论探讨，使用的名称也随之变化，例如“音乐疗法”、“音乐康复治疗”等。从本届大会提交论文来看，几乎全部采用“音乐治疗”这一名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音乐治疗的学科定位渐趋明朗。
（二）研究问题趋于具体
研究问题泛化，主要体现在目标疾患泛化和目标人群的泛化。从第九、十届音乐治疗学会交流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从以下的论文题目可见一斑：《音乐心理治疗与心理创伤危机干预》、《音乐治疗在四川灾区的运用》、《精神病人的音乐康复治疗》、《谈音乐治疗在智障儿童领域的应用》。
从研究问题来看，本届大会论文中泛泛讨论音乐治疗的意义及作用的文章比例较前有所减少，相当多的论文尝试解决具体的医疗或社会问题。如尹誉霏等《“歌曲解析”心理团体改善暴力犯攻击性及情绪抑制的初探》对某监狱的暴力犯罪服刑人员在言语攻击性、身体攻击性、愤怒及敌意四项因子团体干预前后的变化进行评估；查智群等《音乐联合奥氦平治疗对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事件相关电位p300的影响》不但集中于具体问题，而且还尝试对音乐治疗的机理做出解释。
笔者对本届大会论文进行粗略统计，论文总数为42篇，其中理论性论文16篇，实证性论文26篇。根据维基百科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笔者将本届大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进行大致分类。人格障碍、音乐治疗理论及教育、精神分裂，其次为进行躯体疾患所致精神障碍和应激相关障碍的研究，再次为成人精神发育迟滞及障碍和儿童精神发育迟滞领域的研究。
（三）治疗途径逐渐多样
研究途径是否多元也是衡量音乐治疗发展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本届大会提交论文来看，采用与临床手段相结合、即兴音乐疗法、与中国传统医学和文化结合的居多，采用意象引导音乐疗法（GIM）和接受式音乐治疗途径次之。
此外，如陈葸静《团体音乐治疗针对劳教人员的焦虑、抑郁和自尊的疗效研究》运用了歌曲写作的方法；张晓敏《团体音乐治疗对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干预研究》运用了奥尔夫音乐治疗和团体音乐治疗的方法；其他如《音乐健身行走治疗32例抑郁障碍临床观察》、《“歌曲解析”心理团体改善暴力犯攻击性及情绪抑制的初探》等论文在治疗途径上也都体现出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
反观音乐治疗学会此前的历届交流大会，如第一届采用的研究途径可大致归纳为音乐色光疗法、聆听法等6种，第二届可大致分为音乐电疗、气功针刺等4种。如表3所示，便是历经十一届交流大会，研究途径在数量上的直观变化。而本届大会则在研究手段与途径上体现出了多样并举、融合互补的令人欣喜的学术生态环境。
（四）对中国本土化音乐治疗的探索有所深化
从本次大会提交论文可以看出，我国正有一批音乐治疗学者，怀着深厚的本土意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探索中国本土化音乐治疗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例如王连福在《蒙古族传统音乐与音乐治疗》中主要采用萨满音乐中的萨满歌舞、安代歌舞和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艺术进行音乐治疗。结果显示这些传统音乐所具备的旋律特征和气质，对缓解当地居民中精神疾病患者的共有核心症状——焦虑情绪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余瑾《“大音希声”：中医音乐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析》从中医康复核心理念出发，阐述了中医音乐导引疗法的三阶段。
（五）高校音乐治疗教育发展迅速
首先，从参与人数与结构方面来看（见表4），参会人数在学会创办初期处于迅速上升期，经过了第四届的数量骤减，其后逐届增加。不仅如此，参加本届大会的音乐治疗专业的人员有36人，占所有参会人员的18%，这个数量达到了在历次大会音乐治疗专业参会人数的最高值，他们以开设音乐治疗专业的高校的师生为主。自1988年和1999年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开设音乐治疗专业以来，截止到2013年，又有10所高校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另外还有7所高校开设了音乐治疗选修课程。 其次，从大会论文主题来看，专门研究高校音乐治疗教育的论文有3篇。如张鸿懿以《高校音乐治疗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为议题，从音乐治疗学科发展历史脉络入手，总结高校音乐治疗教育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如下建议：发挥高校音乐治疗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教学研讨；对音乐治疗专业的生源、培养目标、就业去向等问题作调查研究，并作校际交流；针对社会老龄化的现状，增加对“老人院”音乐治疗服务的课程；探索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音乐治疗学派。
二、关于中国音乐治疗研究的思考
本届学术交流大会，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在会上会下引发了不少讨论。笔者从中择其二，结合自身的阅读与经历，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
关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美国音乐治疗学家Barbara L.Wheeler在学术交流大会中提到，大会提交论文有很多属于音乐医学（Husic Medicine）的领域，而非音乐治疗领域。一些参会的中国学者对此表示了困惑，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下面笔者结合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一对概念做一番辨析。
美国音乐治疗师Cheryl Dileo认为，音乐医学主要是以被动接受性聆听已经准备好的录制音乐，医护人员在多种不同医疗方式和情境下使用。音乐治疗教育家Tony Wigram等人认为，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音乐医学多采用量化研究，而音乐治疗既采用量化研究，也会运用质化研究。他们继而指出，有一些音乐治疗师甚至并不认为音乐医学是音乐治疗的一种形式，因为音乐医学中的音乐并不是要和患者发展出一种“音乐上的关系”（musical relationship）。Wigram等人将Music Medicine。Music in Medicine，Music Therapy in Medicine三个词汇并列使用。可见，“音乐医学”和“医学中的音乐治疗”在概念上趋同，而和“音乐治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国较早的一些文献倾向于认为两者的概念是相同的，“音乐医学”又被称为“音乐医疗学”或“音乐治疗学”。近些年，对“音乐治疗”和“音乐医学”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界定，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使用音乐作为主要手段，且在使用音乐的类型和风格，以及涉及的治疗对象和临床领域方面都是相似的；但两者在治疗方法、治疗关系和音乐在治疗中的作用三方面均彼此有别。
笔者赞同Wigram等人的观点，即音乐医学是指应用于医学领域的音乐治疗，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属于医疗关系或由临床情境生发而出的关系。而音乐治疗的领域更广，不仅应用于医学领域，也可应用于教育及其他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Wheeler教授的上述观点。
同时，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音乐治疗的学术定位在我国已经逐渐明朗，例如对音乐治疗这一交叉学科（与音乐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康复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跨学科性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但是在有关学术定位的具体问题上认识还比较模糊，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澄清。
（二）中国本土音乐治疗的可行性
中国本土音乐治疗是否可行？关于这一论题，在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音乐治疗的实践以及系统的学科建设都始于西方，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不仅收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也总结出了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学科理论，我们应当系统而全面地接受和学习这些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见很多用音乐治疗疾病和养生的例子，如“音乐养脏功”是运用传统的中医和气功相结合的音乐治疗方法，“音乐色光疗法”是中医当中“五音”、“五行”与“五色”相结合的音乐治疗方法等等。中国的音乐治疗学发展方向应该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理论，发展成为更适合国人的中国本土音乐治疗体系。
针对发展中国本土音乐治疗这一问题，世界音乐治疗大会Maranto主席曾说过：“你们要发展中国的音乐治疗，音乐治疗的整体思维更像是东方的，而不像西方的。你们一定要做出中国音乐治疗来，为世界做贡献。”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在成立初期就将发展目标定为创建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治疗学，并努力实现中国化、大众化、产业化发展。
笔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每一种音乐治疗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只要有利于治疗对象康复，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除此之外，本届交流大会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刘振寰在《音乐疗法对自闭症儿童行为康复的干预研究》中提出，虽然采用了音乐治疗明显比仅接受药物治疗效果好，但尚不能确定音乐治疗在哪部分起到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这说明音乐治疗的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