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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抵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中华民族保卫家园的高昂斗志,博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争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又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广泛援助,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线。
国民政府:主动出击拉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的同时,先后向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会议控诉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国际社会支援中国,制裁日本,并成功促成苏、美、英三国在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援助,其他有关国家也在道义上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声援与支持。
背靠苏联
在日本大规模入侵前,中国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苏联,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联苏制日”的重要外交战略。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与苏联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为此,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中苏于1937年8月2日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一次道义支持,对中国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至1939年间,苏联先后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三笔援华易货贷款2.5亿美元,并派出数千名军事顾问和有关专家、技术人员来华,帮助中国训练军事技术人才和参与重大战役的组织工作。最为重要的是,苏联对中国薄弱的空军进行了军事援助。淞沪会战后,中国空军损失惨重,中国急需空军作战人员,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允许其飞行员以志愿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要求。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12月1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着23架战斗机和20架轰炸机抵达南京;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也向国民政府提供各型飞机1200余架,派遣空军志愿人员2000多名。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到达中国后与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激战,共击毁日机1049架,有200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群指挥员库里申科和歼击机机群指挥员拉赫曼诺夫等军官。
1945年8月9日,远东苏军对日发起了最后一战,以百万大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向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日军节节败退,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游说美国
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是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活动的中心。1938年以后,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方向发展,为国民政府争取外援提供了有利的契机。1938年9月,蒋介石任命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的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到任之时,美国朝野上下正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氛,不愿为中国而卷入战争。为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四处演讲,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艰苦性,博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
日军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严重损害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未来美日将在太平洋发生冲突。因此,罗斯福决心援助中国。但慑于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罗斯福只好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7月,摩根索与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在巴黎会见了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顾维钧借此时机游说美国贷款支援中国,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先后达成一系列协议共获得贷款1.7亿美元。此外,国民政府借美国国内讨论租借法案的有力时机,积极向美国展开外交工作,希望借机得到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四天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声明,美国将无条件及时地全面援助中国。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为《租借法案》受援国,5月18日,第一批“租借”物资由纽约起运来华。但到1941年夏,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的援助非常有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向日本宣战的美国这才逐渐加大对中国的援助额度。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贷款,6月,根据《租借法案》,中美双方又签订《中美互助协定》。抗战期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夫人外交”是蒋介石向美国“伸手”的一大特色。1943年2月17日,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访美并于次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以流利的英语、感人的语言,向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奋力抗战的艰苦历程。之后,宋美龄又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并参加了许多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其足迹几乎遍及美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唤起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同情与更进一步的支持,提升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
国民政府在积极争取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在军事上也积极争取与美、英组建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初,美国倡议成立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并任命“中国通”史迪威中将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与英国开辟西南大通道
国民政府在积极求援美国的同时,也希望英国援助中国抗战。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是从开通滇缅公路开始的。
1938年初,国民政府开始与英国争取开辟西南运输路线,英国政府很快同意了中国的请求。10月,日军进攻广东,香港的物资无法运抵后方,中国军队补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国民政府加紧了补给线滇缅公路的建设,12月,该公路建成。1939年1月,英国政府信用贷款国民政府50万英镑,用于购买运输车辆。据统计,1940年6月,滇缅公路的输入量占中国方面当月输入量的16%。然而此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席卷欧洲,英国被迫在7月中旬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1940年9月,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同盟协定。为共同打击法西斯势力,英方决定10月重开滇缅公路为中国军队运送补给,并向中国政府提供法币安定基金500万英镑。此外,英国还允许国民政府在印度开办飞机厂,为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补给、训练等。
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争外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的政策。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争取国际援助的必要性时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专门撰写的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言,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基本依靠中国的自立胜敌......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1941年6月,毛泽东又发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文,指出共产党在外交上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争取美援展形象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集中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友谊,同时也重视争取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
中共主要通过进入苏区的西方进步记者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来争取美国的援助。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借此时机,毛泽东向斯诺表达了希望美国给予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援助的愿望。斯诺回国后,在美国多家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延安的见闻,并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美国人民正是通过此书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美国民间援华物资陆陆续续运到了延安。1937年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维克托·基恩、厄尔利夫、福尔曼、毕生、杰菲和拉铁摩尔等美国新闻记者相继访问延安,并被延安和敌后抗日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抗日业绩所感动。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美国政府给予中共援助。1938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学者米勒访问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美国,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的文章,呼吁美国和中国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日本法西斯。1937年和1938年间,美国军人卡尔逊经美国政府批准,对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两次探访,受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重要领导人的约见。回国后,他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认为援助中共有助于战胜日本,并能与中共这个中国最生机勃勃的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结成友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促进中国抗日、牵制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开始主动地和中共接触。为争取美援,中共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恩来就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希望美国通过实地考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
在中共的积极努力下,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作为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修改了《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进一步说明中共的抗日主张、解放区战场的情况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明确表达了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取得美国援助的愿望。
美军观察组经过实地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军队以恶劣武器装备对日作战感到钦佩,纷纷要求将一部分援华军事物资分配给中国共产党军队。观察组成员包瑞德认为:只要给予中共军队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给日军造成任何中国军队所未给予的大的杀伤,并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马上给予中共军队以援助。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支持国民党抗日,中共并没有争取到美国的援助。但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美援的努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面形象,并获得了外交上的经验。
来自国际友人的援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支持中国抗战,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除了前文说过的一大批外国新闻记者用笔报道中共的抗日斗争外,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黎巴嫩籍医生马海德等一批外国医务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抗战,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中国的抗日队伍中,还活跃着朝鲜、日本和印度支那的抗日武装。金日成在中国东北组建的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与在敌后根据地成立的“朝鲜义勇军”,以及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战中,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进步人士,如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对中国抗战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一些被俘的日军官兵经过教育,幡然悔悟,建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投入反战行列,也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纳德与“飞虎队”
美国军事援华过程中,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飞虎队损失飞机568架、牺牲飞行员500余名。此外,飞虎队还担负着向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任务。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协助中国开辟了从印度北部阿萨姆飞跃喜马拉雅山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线的“驼峰航线”,飞虎队就是“驼峰空运”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