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末年，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群雄逐鹿中原，试图问鼎王权。根据宋代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卷十二记载，一位名叫杜光庭（850-933年）的作者撰写了侠客故事《虬髯客传》。杜光庭科举应试不中，曾去天台山学道，晚年隐居在青城山白云溪畔，自号“东瀛子”。满腹经纶的才子李靖拜访隋末朝廷权臣杨素，在其宅中得遇张姓执红拂女。杨府侍妓红拂女自小长在侯门，在“谈笑皆权贵，往来无平民”的环境中练就了识人知世的本领，一见到李靖，顿时为他的气度所倾倒，看出他是个“真丈夫”。于是，红拂女连夜投奔李靖，同他结为连理，两人一起趁夜色逃离长安，相携共赴太原。途中，夫妇俩歇脚在“灵石”旅舍时，恰逢大胡子虬髯客也来此店投宿。碰巧虬髯客也姓张，红拂女随即与其结拜为兄妹，“太原三侠”遂成千古艳称。三人啖肉豪饮，谈笑尽兴，李靖在话语间透露他想让友人刘文静把自己引荐给当今真人李世民。不日，三人来到太原城，会见刘文静。虬髯客胸怀问鼎之志有年，特地邀请一位有道之士同来暗觇李世民的分量。
　　英国巴特勒爵士家族藏有一件烧制于清朝顺治年间的五彩罐，其主纹饰为同样的“棋决雌雄”场景。不过，在巴特勒罐上，着圆领黄袍、腰束玉带的虬髯客坐到了棋桌旁，成为一名观弈者，“近水楼台”地对李世民进行考察。坐在对面的李世民依然穿一袭绿衬里红袍，绕颈绣一圈云肩，饰海水纹，袍子下摆上缀同样的刺绣花纹。他头戴前低后高的梁冠，簪以曲折夸张的红绒立笔，这些华丽的衣冠装饰都是为彰显李世民的不凡身份。虬髯客的道士朋友坐在他身旁，着赭色斜襟大衫。风华正茂的李靖立于虬髯客身后，正在同留着胡子的中年刘文静交流眼神。
　　明代文人张凤翼（1527-1613年）糅合《虬髯客传》和唐代孟棨所撰《本事诗》中乐昌公主的故事，写成《红拂记》传奇。戏中第十五出名为“棋决雌雄”，演绎李靖、虬髯客一行来到刘文静家中的情景。在戏中，下棋的对手变成了李世民和虬髯客。在洁蕊堂所藏青花方口长颈瓶上的“棋决雌雄”图中呈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此瓶制作工艺流程比起前述两件五彩器皿要来得简单，体现的趣味更为大众化，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构图中的程式化倾向。比如，在近景中用芭蕉、山石代表丰富的庭园植物和摆设，李世民身后出现一只鹿，象征脱俗高雅的环境，刘文静这个人物被省略了，但是增加了一个端茶送水的小厮。画面上同前面两例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头戴风帽的虬髯客正式坐到了李世民的对面，以示其李世民潜在对手的身份，而被请来判断李世民能力的道士变成了观棋者。李靖依然是头戴唐巾的青年俊杰，背着手站在虬髯客身后。
　　比照明末吴兴凌氏校刻本《红拂记》中题为“观棋”的木刻插图，我们可以证明这3件瓷器上所绘主纹饰均为戏曲《红拂记》中这一场景。其中，青花瓶上纹饰的基本构图与木刻插图尤为相像：众人围着棋桌，两人对弈，头戴唐巾的李靖站立一旁。不过，如果细加比较，则会发现有多个相异之处。例如，李世民从右面换到了左面，李世民的对手由道士变成了虬髯客，坐在棋桌一头的虬髯客变成了道士，虬髯客和道士之间的刘文静消失不见了，一旁漫步的仙鹤变成了鹿，画面左侧的土坡长树化为前景中的芭蕉湖石，在水渠另一面煮茶的小厮已经端着茶盘走到了跟前。所有种种，都让我们得以窥伺艺术家在借鉴他人和自己创作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讲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器物上出现的场景会有不同，背后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有的画匠文化程度比较高，对原作理解比较充分，画面制作比较精细考究；有的画匠喜欢给画面注入自己的理解，改动人物的姿态、行为甚至人物数量；有的画匠也许调换了所参考的原作版本，以至于画面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动。如此等等，都值得我们在欣赏和学习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时候仔细考察，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