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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刘庆邦素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创作的煤矿三部曲《断层》 《红煤》 《黑白男女》，农村三部曲《平原上的歌谣》 《遍地白花》 《黄泥地》等作品，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以充沛的生活元气和细腻的艺术质感，彰显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
近年来，作为小说家的刘庆邦，屡获全国散文大奖，作品几度登上年度散文排行榜。在刘庆邦看来，散文最能考量出一个作家的心性、人格，“散文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良心检验。衡量一个小说家的优劣，要看他的散文。”
德勒兹说：“写作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了可经历的和已经历过生活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庆邦创造了属于他的小说王国，也开掘出他个人辽阔而丰厚的“散文洼地”，以此安放他的生命与灵魂，并完成“对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抗争”。
刘庆邦的长篇散文《在哪里写作》（《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以回忆的视角，从“在煤油灯下写作”、“在床铺上写作”、“在厨房里写作”、“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在办公室里写作”、“在国外写作”、“在宾馆里写作”等七个方面，详细梳理了自己写作的地点和经历。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在病床前写作”。因为他的椎心泣血之作《陪护母亲日记》，大部分篇章是在母亲的病床前完成的。总体看来，《在哪里写作》长于写实，既有生活的艰辛，又有创作的愉悦；既真实记录了自己四十五年的创作印痕，又客观呈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心路历程。这篇散文，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读散文《在哪里写作》，我们能读出一种韧性和执着。从文本看，刘庆邦写作的初衷，是与自己不公正的命运抗争。他是“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的回乡知青，“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大学梦，父亲的“历史污点”又终结了他的当兵梦，他只能通过写大批判广播稿，来证明他与别人“不大一样”。而事实上，他的命运也因为写作而改变，他把自己从乡村写到了公社，从公社写到了矿区，最后又从矿区写到了北京。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作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是立身之本，只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咬定青山，只有把笔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只有舍得投入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并写得稍稍像点儿样子”。可以看出，刘庆邦是一位对写作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喜欢拿作品说话的诚实劳动者。他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煤矿生活了9年，这样的经历都是他的文学富矿。多年来，他一直在这两个领域，孜孜不倦地深入开掘。
如果从他为县广播站写稿算起，刘庆邦的写作历史已有45年了。刘庆邦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先写上两个小时，然后去上班。每年的大年初一早晨，他都要在过年的鞭炮声中写一些东西。不写的话，年都过不好。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要写两千字。刘庆邦曾经谈到他有一种强烈的“写欲”，“我只能选择写作，我跟写作干上了，如果不出大的变故，我会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的。”刘庆邦觉得，如今他写作，不光是心灵的需要，也是生理的需要，不写就坐立不安，一动笔则全身愉悦。如果几天不写东西，他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像急于下蛋的母鸡找到了窝儿，也就安生了，看什么都顺眼了。
他甚至认为，“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写作者“必须始终保持对写作的热爱；以劳动的观点对待写作；以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保持对生活的好奇、敏感和激情；还得有一个不错的身体。”从“写欲”到“写作是一种修行”，刘庆邦对于写作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把写作当成修行，较之一般人视写作为苦役，其思想境界进入了一个高层次，进入了哲学层面，他的意志力和写作资源经受住了考验，写作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在这里写作也好，在那里写作也罢，说到底就是要在自己心里写作。只有从内心出发进行写作，才能不断完善自我，享受写作的乐趣。
读散文《在哪里写作》，我们能读出一种人性的光辉，一种昂扬向上的生活信念。刘庆邦曾说，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之光、生命之舞和生命之果。一个作家具有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和悲悯的情怀，他的生命才称得上是有质量的生命，才能写出有分量和有力量的文学作品。就这篇散文而言，我们首先读到了感恩的情怀。比如“在煤油灯下写作”一节，作者写道：“不管我写什么，母亲都很支持，都认为我干的是正事。我们家只有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灯下纺线。我说要写东西，母亲宁可不纺线了，也要把煤油灯让给我用。”母亲支持儿子，儿子感恩母亲，源源不断的作品，正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对此，刘庆邦动情地说：“我最感激的是我母亲和我妻子。是母亲培养了我，教会我怎样做人。是妻子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从谈恋爱时，她就支持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一个男人的写作，如果得不到妻子的有力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其次，我们从文章中读到了责任，比如“在厨房里写作”一节中，作者提到一个情节，就是要评编辑职称，须得先拿文凭；要拿文凭，就得抛妻别子，到外地学习。刘庆邦这样写道：“可是，我的两个孩子还小，我实在不忍心把两个孩子都留给妻子照顾，自己一个人跑到外地去学习。一个负责任的顾家的男人，应该使自己的家庭得到幸福，而不是相反。我宁可不要文凭，不评职称，也要和妻子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的一双儿女。”这是作者的心声，更是家庭责任感的宣言。事实上，作者跑到公园里写作，跑到办公室写作，也是为了不打扰家人而做出的折中之举，是他身为男人、家庭的一份子的责任感的集中表现。
第三，我们从刘庆邦的散文中读到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作者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一个农村青年到一个矿区工人，从一个报刊编辑到一个职业作家，他一串串的成长足迹，揭示出这样一个秘密：坚贞不渝的写作信念，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尤其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他身上迸发出来的抗压力量令人吃惊。比如“在床铺上写作”一节，他的写作被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受到批判。作者这样表明心迹：“因为爱写东西惹出了麻烦，差点儿被开除了团籍，是不是从此之后就放弃写作呢？不，不，我还要写。我不甘心只当一個体力劳动者，还要过内在的精神生活。”再比如，当评职称遇到挫折，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准了一个方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要著书，通过著书拿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别样的‘文凭’。”刘庆邦说，“文学就应该这样，让读者得到心灵的慰藉，又从中汲取不屈的向上的精神力量。”的确如此。从某种程度来说，散文《在哪里写作》的魅力，正在于它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
散文《在哪里写作》，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细腻写实的风格。在平易平实中求新意，在隽永绵长上见功夫。他从七个侧面写自己的写作经历，不管是描摹人生的体验，还是表达现实的关照，都使作品蕴藏着厚积的感情和真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篇散文非常本色，不居高临下，不装腔作势，而是平易和煦，面带微笑，流露出浓浓的善意和亲和的力量。正如评论家张锲所言：“读刘庆邦的作品，简真就是一种人生享受，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 ，一口口慢慢品来，甜甜的、热热的、酸酸的，那么绵长，那么值得回味。”
近年来，作为小说家的刘庆邦，屡获全国散文大奖，作品几度登上年度散文排行榜。在刘庆邦看来，散文最能考量出一个作家的心性、人格，“散文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良心检验。衡量一个小说家的优劣，要看他的散文。”
德勒兹说：“写作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了可经历的和已经历过生活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庆邦创造了属于他的小说王国，也开掘出他个人辽阔而丰厚的“散文洼地”，以此安放他的生命与灵魂，并完成“对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抗争”。
刘庆邦的长篇散文《在哪里写作》（《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以回忆的视角，从“在煤油灯下写作”、“在床铺上写作”、“在厨房里写作”、“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在办公室里写作”、“在国外写作”、“在宾馆里写作”等七个方面，详细梳理了自己写作的地点和经历。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在病床前写作”。因为他的椎心泣血之作《陪护母亲日记》，大部分篇章是在母亲的病床前完成的。总体看来，《在哪里写作》长于写实，既有生活的艰辛，又有创作的愉悦；既真实记录了自己四十五年的创作印痕，又客观呈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心路历程。这篇散文，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读散文《在哪里写作》，我们能读出一种韧性和执着。从文本看，刘庆邦写作的初衷，是与自己不公正的命运抗争。他是“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的回乡知青，“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大学梦，父亲的“历史污点”又终结了他的当兵梦，他只能通过写大批判广播稿，来证明他与别人“不大一样”。而事实上，他的命运也因为写作而改变，他把自己从乡村写到了公社，从公社写到了矿区，最后又从矿区写到了北京。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作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是立身之本，只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咬定青山，只有把笔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只有舍得投入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并写得稍稍像点儿样子”。可以看出，刘庆邦是一位对写作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喜欢拿作品说话的诚实劳动者。他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煤矿生活了9年，这样的经历都是他的文学富矿。多年来，他一直在这两个领域，孜孜不倦地深入开掘。
如果从他为县广播站写稿算起，刘庆邦的写作历史已有45年了。刘庆邦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先写上两个小时，然后去上班。每年的大年初一早晨，他都要在过年的鞭炮声中写一些东西。不写的话，年都过不好。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要写两千字。刘庆邦曾经谈到他有一种强烈的“写欲”，“我只能选择写作，我跟写作干上了，如果不出大的变故，我会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的。”刘庆邦觉得，如今他写作，不光是心灵的需要，也是生理的需要，不写就坐立不安，一动笔则全身愉悦。如果几天不写东西，他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像急于下蛋的母鸡找到了窝儿，也就安生了，看什么都顺眼了。
他甚至认为，“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写作者“必须始终保持对写作的热爱；以劳动的观点对待写作；以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保持对生活的好奇、敏感和激情；还得有一个不错的身体。”从“写欲”到“写作是一种修行”，刘庆邦对于写作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把写作当成修行，较之一般人视写作为苦役，其思想境界进入了一个高层次，进入了哲学层面，他的意志力和写作资源经受住了考验，写作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在这里写作也好，在那里写作也罢，说到底就是要在自己心里写作。只有从内心出发进行写作，才能不断完善自我，享受写作的乐趣。
读散文《在哪里写作》，我们能读出一种人性的光辉，一种昂扬向上的生活信念。刘庆邦曾说，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之光、生命之舞和生命之果。一个作家具有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和悲悯的情怀，他的生命才称得上是有质量的生命，才能写出有分量和有力量的文学作品。就这篇散文而言，我们首先读到了感恩的情怀。比如“在煤油灯下写作”一节，作者写道：“不管我写什么，母亲都很支持，都认为我干的是正事。我们家只有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灯下纺线。我说要写东西，母亲宁可不纺线了，也要把煤油灯让给我用。”母亲支持儿子，儿子感恩母亲，源源不断的作品，正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对此，刘庆邦动情地说：“我最感激的是我母亲和我妻子。是母亲培养了我，教会我怎样做人。是妻子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从谈恋爱时，她就支持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一个男人的写作，如果得不到妻子的有力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其次，我们从文章中读到了责任，比如“在厨房里写作”一节中，作者提到一个情节，就是要评编辑职称，须得先拿文凭；要拿文凭，就得抛妻别子，到外地学习。刘庆邦这样写道：“可是，我的两个孩子还小，我实在不忍心把两个孩子都留给妻子照顾，自己一个人跑到外地去学习。一个负责任的顾家的男人，应该使自己的家庭得到幸福，而不是相反。我宁可不要文凭，不评职称，也要和妻子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的一双儿女。”这是作者的心声，更是家庭责任感的宣言。事实上，作者跑到公园里写作，跑到办公室写作，也是为了不打扰家人而做出的折中之举，是他身为男人、家庭的一份子的责任感的集中表现。
第三，我们从刘庆邦的散文中读到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作者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一个农村青年到一个矿区工人，从一个报刊编辑到一个职业作家，他一串串的成长足迹，揭示出这样一个秘密：坚贞不渝的写作信念，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尤其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他身上迸发出来的抗压力量令人吃惊。比如“在床铺上写作”一节，他的写作被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受到批判。作者这样表明心迹：“因为爱写东西惹出了麻烦，差点儿被开除了团籍，是不是从此之后就放弃写作呢？不，不，我还要写。我不甘心只当一個体力劳动者，还要过内在的精神生活。”再比如，当评职称遇到挫折，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准了一个方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要著书，通过著书拿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别样的‘文凭’。”刘庆邦说，“文学就应该这样，让读者得到心灵的慰藉，又从中汲取不屈的向上的精神力量。”的确如此。从某种程度来说，散文《在哪里写作》的魅力，正在于它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
散文《在哪里写作》，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细腻写实的风格。在平易平实中求新意，在隽永绵长上见功夫。他从七个侧面写自己的写作经历，不管是描摹人生的体验，还是表达现实的关照，都使作品蕴藏着厚积的感情和真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篇散文非常本色，不居高临下，不装腔作势，而是平易和煦，面带微笑，流露出浓浓的善意和亲和的力量。正如评论家张锲所言：“读刘庆邦的作品，简真就是一种人生享受，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 ，一口口慢慢品来，甜甜的、热热的、酸酸的，那么绵长，那么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