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某大学发生“官二代撞人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当事人一句“我爸是李刚”，触动社会痛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同时媒体披露，该校对学生下达“封口令”，大量现场目击学生被校方找去谈话，禁止接受媒体采访，学生和老师因害怕学校处分而集体沉默，此事更是引起一片热议。
　　该大学是否下达过“封口令”，我们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从媒体在采访过程中屡屡碰钉子来看，从学校在整个事件处理中的犹疑态度来看，从学生透露“学校通过班级辅导员给目击者、学生打招呼要求不要接受采访和不要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来看，“封口令”或许曾以某种形式出现过。如今，“封口令”事件在烟波浩渺的海量新闻信息中湮没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刻的：这个时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大学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大学该不该及时发声?
　　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一个人在受过教育后，应该在社会上弘道，而“道”就是指一种责任、一种品德、一种理想和真善美。大学在西方被称为世俗的“教会”，正是指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理想，充当社会认知的裁判，因此，即便在中世纪，大学也被誉为“千年黑暗世纪里人类文明的绚丽之花”。大学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集聚一大批有文化素养与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该成为文化与精神传统的承继者。大学理应高举人性旗帜，坚持人文理想，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给予关怀。
　　除了高擎人文旗帜，大学还应该具备批判精神。独立批判精神是大学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品格。大学的批判精神，既蕴涵着对社会生活的超越，又蕴涵着对社会生活的审视。作为精神的灯塔，大学应承载社会道义和良心，代表社会公正的力量，为社会良心而控诉，做到蔡元培所说的“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认为：“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此言道出了大学精神的真谛，这与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说的“大学不仅仅是时代的反映，更是影响时代的楷模和典型”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应该勇敢站起来，发出警示之言。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实中大学的人文理想和批判精神正在一点点消逝，大学在过度适应社会的同时，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其自由与独立也正在日渐丧失，大学在不知不觉中趋于世俗，不再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出现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说的“大学精神虚脱”。
　　如今我们谈到大学、大学校长、大学生，谈到教授、博导，还会有昔日的敬畏和肃然起敬之感吗?缘何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不少大学已经不像大学了，偏离了大学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基本属性，这样的大学怎么能引领时代进步，怎么能成为社会的良知?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没有知识分子话题。一位农民出身的陕西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
　　试想，如果连大学都失去了人文关怀和批判功能，只顾及自身利益，那么，还有哪一个机构可以承担起社会责任?如果所有大学在遇事时都旁观，在真相面前都缄默，丧失反省和批判意识，那么社会如何前进?
　　据报道，该校一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出了这种事不能怪学校，他说“国家一直下大力度抓矿难，照样有很多砸死人的事件”。堂堂大学出现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对责任的逃避、对真相的隐瞒、对权力的畏惧，这完全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不能不令人深省。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援引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名言勉励学子时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他希望学子们经常仰望天空，学会思考，做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同年9月，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诗作——仰望星空，透露对真理、正义、自由、博爱的思考，对国家、民族、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
　　当前，在人文精神日趋衰落的今天，大学确实应该回归大学之道，追寻那些日渐消逝的大学灵魂和人文精神传统，更多地“关注天空”，为国家、民族培养造就更多“关注天空的人”，始终进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这才是大学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