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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廷先生，在湘南永州的文艺圈内享有甚高威望，提起他，大家无不心生敬意。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创作的繁富与丰硕，更重要的是他对永州文艺青年的培养和提携，对潇湘文学的贡献。若用道德文章来概括，李长廷先生就是永州文艺界的一把标尺，更是高山寺上继叶蔚林、李青而后的一道风景。
在我固有的思维里，认为大凡文人多有一种特有的傲骨和偏激，如竹林七贤，啸嗷山林而不为士；如隐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如诗人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再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无论是仰望，或是沉思，都有一种目空万物的情态，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些不寻常的文人。而李长廷先生则不一样，他为人的低调，为文的清淡，混杂于文友之中，你几乎一时认不出他是永州文坛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旗手。
我认识李长廷先生，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那是1983年的秋天，我在宁远六中实习，一位同学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本过期的《民间文学》，里面有一则名曰《石枞》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言说的是九嶷山下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的主人公盘冬崽以砍柴为生，但其心地善良、勤劳老实，人过三十而未能婚娶。正在他为此发愁的时候，却时来运转地像董永遇到了七仙姑一样，不经意间遇上了东海龙王的小丫环金姑，然后与九条孽龙斗智斗勇，最后征服孽龙，终于与金姑结为连理。这故事虽然不像武侠小说那样惊险，也没有后来琼瑶小说那样煽情，但是它所承载的道义却给正在青春期的我们感触很深。一次我与六中的老师谈起这个故事，他们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作者李长廷就是宁远人。
实习结束时，我们从水市去九嶷山考察，路过下灌才获知，宁远县李姓是一个大姓。仅下灌一个镇，人口就达四五千人，像这样同姓同族成乡成镇的还有礼仕湾，也有几千人的规模。有唐一代，湖广第一状元李郃就诞生在下灌李家，并且村口的那座状元牌坊至今仍在，这让我想起柳子庙里那句“地因人始重”的话来。
1984年，李长廷先生从宁远调至古城零陵，任零陵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住到了文脉旺盛的高山寺上。这与我的单位只有一河之隔，再加上我校的胡宗健教授与文联间的往来甚密，于是，常从胡先生处听到有关李长廷先生的一些信息，也不时在各种刊物上读到他的作品，譬如在《飞天》上读到他的《花花嫂》、在《青年作家》上的《酸枣树，酸枣树》。尤其是《酸枣树，酸枣树》里吴素素那悲苦凄惨的故事，读后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从他的这篇小说里，我真正理解了何为“悲剧”的文学意义？它不在于对悲惨故事的叙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惊醒与觉悟，不能让悲惨的故事一再在人世间重演。其实，吴素素的悲剧，远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原本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只因出身成分的问题却使她一家成了社会的异类。邻里不能与他们交往，儿女无法正常婚配，并且逢三隔五地还要在集会上遭到批斗。这种肉体的摧残与心灵的折磨，最后使吴素素的一对儿女成了政治祭坛的冤魂。我们知道，在那个人格尊严被人践踏的岁月里，像吴素素这样的悲剧不过是一个缩影。我后来在一位学者的回忆录中，谈到蓝山农村一个类似于吴素素的案例，不仅情节如出一辙，而且还更为残暴血腥。可见，李长廷先生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依据。不过，在李长廷先生的小说里，并没有过多的去渲染事件的残暴，而重在引发人们去进行人性的反思。譬如《酸枣树，酸枣树》的结尾：
“当我离开牛轭湾时，有一耄耋老者，无意间给我讲起一个故事。说是天地混沌之时，洪水进天门，世上生灵都淹死了。唯有兄妹二人，坐一木桶内得以幸免。后来兄妹俩毁容拜堂，结为夫妻，终繁衍出后代子孙，人类不致灭绝。”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封建社会的历史里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而读李长廷先生的这篇小说，我们发现：只要丧失的人性得不到回归，不管城头的王旗如何变换，不管纸上的主义和主张如何高远，“吃人”的历史永远也不会终结。因此，李长廷先生的文章有一种言外之意的辛辣与空谷幽兰的妙曼。读来使你感觉亲切、舒畅，但又让你生发许多联想、感悟许多真知。衡阳文史才俊甘建华说，李老的文章有沈从文的《边城》之风，有一种清淡纯和之美。我想，这种美源于他胸襟的豁达，源于人生态度的淡定，源于对社会世故的洞悉。
李长廷先生的淡定，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公众场合，他总是将露面的机会让与他人，凡是可去可不去的活动，通常很少参加，就是去了也一般在会议上很少发言。有时非要他发言不可时，他也只有三言两语，简洁至极。原因是他生怕自己啰嗦而影响了别人的时间。他总是说，时间宝贵，年轻人多说点，自己没有多少说的。
我记得有一次蒋三立先生在东安舜皇山举办了一个文学笔会，《诗刊》编辑部的李小雨、寇宗鄂等都被邀请到会，会上大家对现代诗歌的趋向以及文学创作的困惑讨论得非常热烈，许多人都争着发言，而李长廷先生自始至终都在认真地听着别人发言，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他才勉强说了几句自己的创作体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总结出了古今凡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李老认为：写作有三种过程，即一是初学时的天真无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成长期的想入非非，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成熟期的淡定自然，从而，看山还是那座山，看水还是那湾水。大凡穿越而进入第三过程的，文章不待雕琢也会写得纯青自然，仿若周济说的“王嫱、西施，粗头乱服，不掩国色”。李长廷先生最强调“我手写我心”式的创作，认为好文章是急不出来的，再好的题材也要经过沉淀与打磨，否则，就是对题材的浪费。对此，他非常敬佩叶蔚林的才华，每次谈起叶蔚林，他都肃然起敬，他认为叶蔚林不仅书读得多，而且很有激情。他说像《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故事，在叶蔚林心里沉淀了多年，到1985年才将它写出来，送到《人民文学》发表。这意思是说，作家必须要有一种宁静的心态。
这种沉静心态，李长廷先生曾在许多札记和散文里提到过。如他在《山居随笔》的《自序》里这样写道：“在这个秋天，我坐在被绿荫和鸟语覆盖的窗前，心情如收获过的田野般沉静。”又如他在《苍山·野水·故事》一书的后记里：“我的高山寺的屋居很是闭塞，闭塞如深山守林人的寮棚。当狗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照例听到滴沥沥几声鸟鸣，如花般开放在我的窗下，使我惊叹振奋不已。这些大自然的小天使们，总是在我怀有某种心绪的时候，如约而至，不嫌弃我的愚顽与古板，用它们美妙如花的歌声，向我描绘天空的阔远，田野的丰腴多姿。”李长廷先生就这样在宁静中思索，在空寂中创作，相继发表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坛湘军中的重要一员，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系列丛书的红叶方阵就有一本《李长廷卷》，足见他在湖南文学上的地位。 李长廷先生更是一位乐于栽培和扶持文学青年的长者。长廷先生时常给我们谈起前辈李青老师，称李青老师是永州文坛的慈父。李青老师的可贵在于他作为一位永州文坛祭酒，自己不著一字而甚得风流，让人难以忘怀，这是令人称道的。李青老师所创建的对永州文艺人才的栽培和扶持的制度，在后来的李长廷先生主持文联工作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很好地光大和弘扬。李长廷先生编辑《潇湘文学》近百期，得其亲手浇灌者可谓是成十上百。如余艳、蒋三立、凌鹰、黄爱平、彭楚明、黄志新、陈茂智等一批文学干将，大多是在他的羽翼下展翅腾飞，走出永州，走向全国的。每当身边的作者有新作问世，李长廷先生总是由衷地兴奋和激动，或率先批阅，或撰文推介，或去信祝贺，时时给同行以奖掖和鞭策。进入2000年以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学一度委靡不振，为了给同行打气，他还参与唐曾孝老先生创办的小盒饭文学社，不遗余力地扶持文学青年，激励他们茁壮成长。
但是，有意思的是，李长廷先生自己出版多部著作，从未去请名家为其作序。后来我在他的一本书的《自序》里了解到其真切原因：“原本也想请名家作序，从远处从高处作一点推介的工作，但思之再三，实在不好以这种事情去劳烦谁。又想到文章是自己的，终是自己最了解，不如自言自语几句，得体与否，均不在乎了。”在这个炒作至上的物欲社会，拉虎皮作大旗者不说比比皆是，但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名家”的书上，也还不乏印上“名家”的推介。而独有李长廷先生，原本工作中认识、熟悉的名人就不少，竟然连个序与跋之类的文字，也生怕给别人添麻烦。他的这种坦荡、洒脱、淡泊、简古的气度与风貌，实令我从心底里敬佩得五体投地。
不过，李长廷先生生活简朴而不古板，性情率真而有风趣。一次饭局上，黄志新兄戏弄李老，问其要不要“晚节”？李老立即肯定地回答道：“当然要，我们一辈子清白，就是要保晚节！”同桌的彭楚明先生起哄道：“李老，您有所不知，现在的‘晚节’早已与时俱进了。要保晚节，必须达到四个条件。”李老说：“哪四个条件？”黄志新说：“第一，老伴不能少。第二，小妾必须有。第三，情人数量多。第四，私崽一大堆。”李老听后连忙摇头说：“这样的话，我身体不行了，我就不要了吧。”于是，黄志新立马向席间众友宣布：“李老师自己说，他晚节不保了。”于是，引来一桌人的狂笑。这时，李老自知中了黄志新的圈套，笑了笑，既未辩解，也未责怪徒弟们的恶搞，接着给大家讲了一个更有趣的笑话。这就是生活中的李老。
《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想李长廷先生之所以有一超乎常人的宁静心态，原因就是他对文学的执迷有如山一般的坚定。他说：“回首五十余年走过的道路，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和山有着不解的缘分。年轻时节，我伐薪烧炭，赶野守山，手中一柄开山锄，一把砍山刀，甚么样荆棘没有劈斩过，甚么样坡坎没有跨越过。后来好容易进城谋得一份工作，以为从此就与山告别，谁知仍是挣脱不了山的羁绊。我在高山寺居住十有余年，春花秋叶，鸟语蝉声，没有哪一场梦，不萦绕着对于山的回想。”一条河是一种文化，一座山是一部历史。李长廷先生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山水间，在似梦非梦的行进途上，“默守一方宁静，将一腔心绪，春蚕吐丝般倾吐在纸上”，然后，演绎成五彩斑斓的文字，幻化成优美动人的旋律。
一次， 《永州日报》编辑部田人采访李老，问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创作观点是什么？他笑着说：“我似乎没有自己的创作观，要说有，那就是两条：一是对文学的坚守，二是耐得住寂寞与喧嚣。”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李老今年已是七十有三，而依然笔耕不止，其写作的速度不但没有放缓，反而更加丰硕和敏捷，仿若迎来了他的第二创作青春。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散文，如《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为一座山立传》、《寻梦潇湘》、《文化芭焦》、《在一座圣殿中徜徉》，此外还不时推出中短篇小说，如《野牛岭峡谷》、《进入城市的蛇》、《爷爷的陀螺》等，其毅力与精神可谓后学楷模。但是，在李老的文章中念念不忘的却是李青与叶蔚林两位高人。其实，在我们的眼里，李长廷先生正是继李青、叶蔚林而后的潇水之滨的又一高人，永州高山寺上的又一道文学风景。
在我固有的思维里，认为大凡文人多有一种特有的傲骨和偏激，如竹林七贤，啸嗷山林而不为士；如隐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如诗人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再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无论是仰望，或是沉思，都有一种目空万物的情态，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些不寻常的文人。而李长廷先生则不一样，他为人的低调，为文的清淡，混杂于文友之中，你几乎一时认不出他是永州文坛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旗手。
我认识李长廷先生，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那是1983年的秋天，我在宁远六中实习，一位同学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本过期的《民间文学》，里面有一则名曰《石枞》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言说的是九嶷山下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的主人公盘冬崽以砍柴为生，但其心地善良、勤劳老实，人过三十而未能婚娶。正在他为此发愁的时候，却时来运转地像董永遇到了七仙姑一样，不经意间遇上了东海龙王的小丫环金姑，然后与九条孽龙斗智斗勇，最后征服孽龙，终于与金姑结为连理。这故事虽然不像武侠小说那样惊险，也没有后来琼瑶小说那样煽情，但是它所承载的道义却给正在青春期的我们感触很深。一次我与六中的老师谈起这个故事，他们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作者李长廷就是宁远人。
实习结束时，我们从水市去九嶷山考察，路过下灌才获知，宁远县李姓是一个大姓。仅下灌一个镇，人口就达四五千人，像这样同姓同族成乡成镇的还有礼仕湾，也有几千人的规模。有唐一代，湖广第一状元李郃就诞生在下灌李家，并且村口的那座状元牌坊至今仍在，这让我想起柳子庙里那句“地因人始重”的话来。
1984年，李长廷先生从宁远调至古城零陵，任零陵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住到了文脉旺盛的高山寺上。这与我的单位只有一河之隔，再加上我校的胡宗健教授与文联间的往来甚密，于是，常从胡先生处听到有关李长廷先生的一些信息，也不时在各种刊物上读到他的作品，譬如在《飞天》上读到他的《花花嫂》、在《青年作家》上的《酸枣树，酸枣树》。尤其是《酸枣树，酸枣树》里吴素素那悲苦凄惨的故事，读后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从他的这篇小说里，我真正理解了何为“悲剧”的文学意义？它不在于对悲惨故事的叙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惊醒与觉悟，不能让悲惨的故事一再在人世间重演。其实，吴素素的悲剧，远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原本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只因出身成分的问题却使她一家成了社会的异类。邻里不能与他们交往，儿女无法正常婚配，并且逢三隔五地还要在集会上遭到批斗。这种肉体的摧残与心灵的折磨，最后使吴素素的一对儿女成了政治祭坛的冤魂。我们知道，在那个人格尊严被人践踏的岁月里，像吴素素这样的悲剧不过是一个缩影。我后来在一位学者的回忆录中，谈到蓝山农村一个类似于吴素素的案例，不仅情节如出一辙，而且还更为残暴血腥。可见，李长廷先生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依据。不过，在李长廷先生的小说里，并没有过多的去渲染事件的残暴，而重在引发人们去进行人性的反思。譬如《酸枣树，酸枣树》的结尾：
“当我离开牛轭湾时，有一耄耋老者，无意间给我讲起一个故事。说是天地混沌之时，洪水进天门，世上生灵都淹死了。唯有兄妹二人，坐一木桶内得以幸免。后来兄妹俩毁容拜堂，结为夫妻，终繁衍出后代子孙，人类不致灭绝。”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封建社会的历史里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而读李长廷先生的这篇小说，我们发现：只要丧失的人性得不到回归，不管城头的王旗如何变换，不管纸上的主义和主张如何高远，“吃人”的历史永远也不会终结。因此，李长廷先生的文章有一种言外之意的辛辣与空谷幽兰的妙曼。读来使你感觉亲切、舒畅，但又让你生发许多联想、感悟许多真知。衡阳文史才俊甘建华说，李老的文章有沈从文的《边城》之风，有一种清淡纯和之美。我想，这种美源于他胸襟的豁达，源于人生态度的淡定，源于对社会世故的洞悉。
李长廷先生的淡定，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公众场合，他总是将露面的机会让与他人，凡是可去可不去的活动，通常很少参加，就是去了也一般在会议上很少发言。有时非要他发言不可时，他也只有三言两语，简洁至极。原因是他生怕自己啰嗦而影响了别人的时间。他总是说，时间宝贵，年轻人多说点，自己没有多少说的。
我记得有一次蒋三立先生在东安舜皇山举办了一个文学笔会，《诗刊》编辑部的李小雨、寇宗鄂等都被邀请到会，会上大家对现代诗歌的趋向以及文学创作的困惑讨论得非常热烈，许多人都争着发言，而李长廷先生自始至终都在认真地听着别人发言，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他才勉强说了几句自己的创作体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总结出了古今凡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李老认为：写作有三种过程，即一是初学时的天真无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成长期的想入非非，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成熟期的淡定自然，从而，看山还是那座山，看水还是那湾水。大凡穿越而进入第三过程的，文章不待雕琢也会写得纯青自然，仿若周济说的“王嫱、西施，粗头乱服，不掩国色”。李长廷先生最强调“我手写我心”式的创作，认为好文章是急不出来的，再好的题材也要经过沉淀与打磨，否则，就是对题材的浪费。对此，他非常敬佩叶蔚林的才华，每次谈起叶蔚林，他都肃然起敬，他认为叶蔚林不仅书读得多，而且很有激情。他说像《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故事，在叶蔚林心里沉淀了多年，到1985年才将它写出来，送到《人民文学》发表。这意思是说，作家必须要有一种宁静的心态。
这种沉静心态，李长廷先生曾在许多札记和散文里提到过。如他在《山居随笔》的《自序》里这样写道：“在这个秋天，我坐在被绿荫和鸟语覆盖的窗前，心情如收获过的田野般沉静。”又如他在《苍山·野水·故事》一书的后记里：“我的高山寺的屋居很是闭塞，闭塞如深山守林人的寮棚。当狗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照例听到滴沥沥几声鸟鸣，如花般开放在我的窗下，使我惊叹振奋不已。这些大自然的小天使们，总是在我怀有某种心绪的时候，如约而至，不嫌弃我的愚顽与古板，用它们美妙如花的歌声，向我描绘天空的阔远，田野的丰腴多姿。”李长廷先生就这样在宁静中思索，在空寂中创作，相继发表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坛湘军中的重要一员，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系列丛书的红叶方阵就有一本《李长廷卷》，足见他在湖南文学上的地位。 李长廷先生更是一位乐于栽培和扶持文学青年的长者。长廷先生时常给我们谈起前辈李青老师，称李青老师是永州文坛的慈父。李青老师的可贵在于他作为一位永州文坛祭酒，自己不著一字而甚得风流，让人难以忘怀，这是令人称道的。李青老师所创建的对永州文艺人才的栽培和扶持的制度，在后来的李长廷先生主持文联工作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很好地光大和弘扬。李长廷先生编辑《潇湘文学》近百期，得其亲手浇灌者可谓是成十上百。如余艳、蒋三立、凌鹰、黄爱平、彭楚明、黄志新、陈茂智等一批文学干将，大多是在他的羽翼下展翅腾飞，走出永州，走向全国的。每当身边的作者有新作问世，李长廷先生总是由衷地兴奋和激动，或率先批阅，或撰文推介，或去信祝贺，时时给同行以奖掖和鞭策。进入2000年以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学一度委靡不振，为了给同行打气，他还参与唐曾孝老先生创办的小盒饭文学社，不遗余力地扶持文学青年，激励他们茁壮成长。
但是，有意思的是，李长廷先生自己出版多部著作，从未去请名家为其作序。后来我在他的一本书的《自序》里了解到其真切原因：“原本也想请名家作序，从远处从高处作一点推介的工作，但思之再三，实在不好以这种事情去劳烦谁。又想到文章是自己的，终是自己最了解，不如自言自语几句，得体与否，均不在乎了。”在这个炒作至上的物欲社会，拉虎皮作大旗者不说比比皆是，但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名家”的书上，也还不乏印上“名家”的推介。而独有李长廷先生，原本工作中认识、熟悉的名人就不少，竟然连个序与跋之类的文字，也生怕给别人添麻烦。他的这种坦荡、洒脱、淡泊、简古的气度与风貌，实令我从心底里敬佩得五体投地。
不过，李长廷先生生活简朴而不古板，性情率真而有风趣。一次饭局上，黄志新兄戏弄李老，问其要不要“晚节”？李老立即肯定地回答道：“当然要，我们一辈子清白，就是要保晚节！”同桌的彭楚明先生起哄道：“李老，您有所不知，现在的‘晚节’早已与时俱进了。要保晚节，必须达到四个条件。”李老说：“哪四个条件？”黄志新说：“第一，老伴不能少。第二，小妾必须有。第三，情人数量多。第四，私崽一大堆。”李老听后连忙摇头说：“这样的话，我身体不行了，我就不要了吧。”于是，黄志新立马向席间众友宣布：“李老师自己说，他晚节不保了。”于是，引来一桌人的狂笑。这时，李老自知中了黄志新的圈套，笑了笑，既未辩解，也未责怪徒弟们的恶搞，接着给大家讲了一个更有趣的笑话。这就是生活中的李老。
《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想李长廷先生之所以有一超乎常人的宁静心态，原因就是他对文学的执迷有如山一般的坚定。他说：“回首五十余年走过的道路，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和山有着不解的缘分。年轻时节，我伐薪烧炭，赶野守山，手中一柄开山锄，一把砍山刀，甚么样荆棘没有劈斩过，甚么样坡坎没有跨越过。后来好容易进城谋得一份工作，以为从此就与山告别，谁知仍是挣脱不了山的羁绊。我在高山寺居住十有余年，春花秋叶，鸟语蝉声，没有哪一场梦，不萦绕着对于山的回想。”一条河是一种文化，一座山是一部历史。李长廷先生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山水间，在似梦非梦的行进途上，“默守一方宁静，将一腔心绪，春蚕吐丝般倾吐在纸上”，然后，演绎成五彩斑斓的文字，幻化成优美动人的旋律。
一次， 《永州日报》编辑部田人采访李老，问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创作观点是什么？他笑着说：“我似乎没有自己的创作观，要说有，那就是两条：一是对文学的坚守，二是耐得住寂寞与喧嚣。”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李老今年已是七十有三，而依然笔耕不止，其写作的速度不但没有放缓，反而更加丰硕和敏捷，仿若迎来了他的第二创作青春。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散文，如《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为一座山立传》、《寻梦潇湘》、《文化芭焦》、《在一座圣殿中徜徉》，此外还不时推出中短篇小说，如《野牛岭峡谷》、《进入城市的蛇》、《爷爷的陀螺》等，其毅力与精神可谓后学楷模。但是，在李老的文章中念念不忘的却是李青与叶蔚林两位高人。其实，在我们的眼里，李长廷先生正是继李青、叶蔚林而后的潇水之滨的又一高人，永州高山寺上的又一道文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