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城（今山东桓台）王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名门望族，同时也是显赫的科宦之家以及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
新城王氏始自王贵，元末明初为避战乱自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迁至济南府新城县东南隅的曹村（现属山东张店）。从王贵迁居新城以来，累世重农尚学。三世祖王麟“始肇文脉”，经过四世祖王重光，五世祖王之垣、王之猷等，到第六世时以王象乾为代表的众多王氏族人出仕，谱写了王氏的辉煌业绩，被世人誉为“岱宗秀裔”“江北青箱”，创造了桓台人文历史上的巅峰和辉煌。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起
新城王氏家族“科甲蝉联不绝”，跨越明清两朝，历经300余年，出了上千名官员，最多时号称“王半朝”，意思是王家的人为官者非常之多，竟占据半个朝廷，但令整个家族骄傲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一名王氏官员因为贪腐而落马。
纵观整个王氏家族的发展史，其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初至嘉靖中期，新城王氏始祖至第四代，是一个由匠户之家到科举世家崛起的过程。
第二阶段：从嘉靖中期到天启末年，新城王氏第五代、第六代为主体，是新城王氏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从崇祯末年到清初顺治朝，新城王氏第七代为主体，历经明清鼎革，新城王氏先后遭到了五次大的兵火洗劫。
第四阶段：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新城王氏第八、第九代为主体。此时王氏家族重振科举，以王渔洋、王士禄兄弟为代表的家族文化风靡天下，新城王氏经历了一个中兴时代。
第五阶段：从乾隆初至清末，新城王氏第十至第十四代为主体。以康熙末年王渔洋罢官去世为标志，新城王氏开始衰落，但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失去一个缙绅家族的地位。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盛原因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一为政治方面，二为经济方面，三为婚姻方面，四为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
在新城王氏家族发展史上，重要族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是取得极高仕宦成就的族人由于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较高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带动后辈子侄的仕宦之路，从而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自明代嘉靖辛丑年（1541年）至清代道光丙申年（1836年），不到300年的时间里，王氏家族共出进士29人，举人69人，贡生113人。而与此同时，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人学士也在极力提高家族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明清时期的新城王氏家族便出现了此等极具影响力的族人，从而带动了其家族的持续发展。仅现在存有著述传世者便有40余人。
说到政治影响力，王氏家族中不得不提的当属四世祖王重光、五世祖王之垣以及六世祖王象乾。
王重光（1502-1558），字廷宣，号泺川，嘉靖十六年（1537年）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后为工部主事。其秉性刚直，清正廉洁，遭严嵩党人所诟，贬为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后因“平蛮督木”立功，得朝廷“追叙前烈”，嘉靖帝亲书“忠勤可悯”四字并降旨礼部尚书吴山书“忠勤报国”以示嘉奖，因而被世人尊为“忠勤公”。
王之垣（1527-1604），字尔式，号见峰。王重光次子。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举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卒赠户部尚书，赐祭葬，著有《承天大志记录事实》三十卷，《律解附例》八卷，《历仕录》一卷。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隆庆四年举人，连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曾五戍边疆，威震九边。因功被封赐太子太师，特准许其家乡修筑牌坊并追赠上三代，由此“中华第一砖坊”——“四世宫保”牌坊在新城树立。
王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事功上卓有建树，而且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家族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一代诗宗”王士禛，便是家族史上值得称颂的重要文化名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官至刑部尚书，是清初一位诗坛巨匠、知名学者。他是清代王氏家族发展的顶峰，更对清初期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产生过重要影响，清初期，形成了“本朝文学，山左为盛”的鼎盛局面。康熙皇帝对王渔洋给予高度评价，并亲书“清慎勤”三字以赐之。但其日后被卷入宫廷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被罢官。
经济方面
山东望族除了官宦满门，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外，往往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家族，经济实力雄厚。一般来说，家族经济的发展兴旺会早于其家族政治实力的发展扩张。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世家望族在家族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亦逐步发展坚实，以具备强大的经济势力。综合新城王氏家族发展整体分析，其主要经济来源有：
1.官俸收入
官俸是各封建王朝按照品级高低分发给官员的报酬，整个王氏家族拥有相当数量的族人出仕为官，他们的俸禄是家族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官员俸禄沿袭前代，同时也有所发展。明朝时期，官俸虽仍以米作为计量单位，但在支付时会折合成白银或钱币发放。明清两代俸禄的数额大量减少，时人评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并不是说这时的俸禄低，因为在正规官俸外会有增赋、加派、耗羡、养廉银等其他收入。虽说王氏家族为官者甚众，官俸收入有相当数额，但还不足以支撑起偌大的望族气派。
地方望族的官员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经济利益，增加家族族产和经济影响力，这是官场公开的秘密，也是无数士人前仆后继读书出仕的推动力之一。
2.土地收入
封建时代，土地经营收入是地主士绅阶级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士绅通过做官或者讲学教馆挣得一定的钱财之后，往往置办田地，通过获得地租和田产来获利，民国《掖县志》中载：“仕官之家，罢官归里，亦多置田产以遗子孙。”此经营方式被视为最正统的收入来源。
在获得田租收入的同时，世家大族还享受到朝廷所给予的各种特权和优渥条件，并被免除了一部分的田赋和徭役。至明中期，徭役日繁，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政府制定了《优免则例》，详细规定了对官宦的丁、粮的优免额度，如科甲出身者可以减免田额1万至2700亩，即粟监最低亦可减半。 由于王氏家族中出仕者甚众，因而优免的数额巨大，从而使得其家族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田产的收入。
3.其他收入
经营土地是山东望族的主要经济谋生手段，除此之外，依然有许多家族经营其他产业获取经济收入，以赚取家用。
（1） 设塾育人。一般来说，为了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会围绕着科举应试的原则来教育子弟。王氏因应社会需要，设私塾，教授生徒，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家族名绅潜心育人，其生徒之中不乏名士，从而使得家族之学扬名海外。
（2） 著书济世。出仕做官和居家耕读原本是农耕型社会文人的两种社会选择，明中期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依旧有部分名士坚守质朴的家乡乐土而拒绝城市的浮华。
王氏家族以王象晋为例，其自称“明农隐士”“赐闲老人”，常年“整衣冠危坐，读书不辍”，著述甚多，内容颇丰，类别达三十余种，包括文学、医学和农学。他被称为明代中医药学家。在花园栽培药材，研究其生长状况。他的文学著作《二如亭群芳谱》中间记医药方面内容，按形态、种植、制用、疗治、典故等项分别介绍了54种中药材，并以附录形式介绍了15种中药材，还写了药谱小序。医药专著有《保世药石》《卫生铃铎》《神应心书》《广受仁寿》和《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保安堂”是王象晋祖孙数代相传的药房堂号。《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中收录三十个门类，共收载八百多个验方。他开设“保安堂药舍”为人治病，王氏的药舍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
（3） 封赐资产。新城王氏的家院中有数通石碑，其中有一石碑碑文云：“计建忠勤报国石坊一座，谕祭碑一座，大门一座，二门一座，神道碑一座，草房九十间。”这还仅仅是祠堂的一部分。另外，新城牌坊最多的时候达七十二座，可谓盛况空前。修筑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必定奏请皇帝，准奏时也会伴有封赏以资助修建，从而这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
新城王氏家族不仅拥有广阔的收入来源，是名噪一方的富甲之家，而且他们心存仁念，为民生所忧心，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城发生大饥荒，王兆信“开困借粮，至秋来偿一粒不受，时称善人”；王祖玺在新城大饥荒时，设立粥棚，救济灾民。乾隆五十年（1785年），山东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赤地千里”，以致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王允振“日为（饣亶）粥以食饿者于乡邻。居民酌人口之多寡，贷之粟，不责偿。是春所买宅院地产，年丰后尽令持原价赎回。”除个人的赈济活动之外，依然有以家族为组织单位进行救济的公益性活动。
婚姻方面
新城王氏短短数十年内由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成峨冠博带、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除了其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外，婚姻选择也成为了其维护社会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保障家族不坠的一大策略。在门第社会之中，婚姻是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指标，更是增益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有力工具。家族地位如有改变，那么婚姻选择就会随之改动。
新城王氏在历代姻亲选择方面也做足了功课，子孙姻亲中多来自附近地区的名门之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嫁入王门的女子为德才兼备之人，进而直接影响到历代子孙的卓越成长和家族的和谐发展。到了第五、第六世，新城王氏逐渐鼎盛，其联姻对象基本上是与之门第相当的世家大族。他们几乎与附近所有的科举望族均有了姻亲关系，特别是与济南府的联姻更是频率极高，何成在《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论述，他总结了新城王氏的184例婚姻个案，其中与济南府的联姻有145次之多。新城王氏构筑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姻亲体系，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涉及面广、联通复杂、相互交织的通婚网络。此网络越织越牢，使得众多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密切合作，促成各家族长足发展，并使得王氏家族在这个联通网络中越发重要。
渔洋先生仙逝后，其家族虽步入衰落之境，却仍能长久保持地方缙绅的地位，至清中期仍在政治仕途上起到相当作用，这与王氏家族此时的结亲对象如惠民李之芳家族、长山袁守侗家族、历城朱宏祚家族之显赫地位不无相关，如王士稹的孙女婿袁守侗曾为军机重臣，深受乾隆帝赏识及信任。这几个望族中精英人物在政治上的精彩表现，为整个通婚网络之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极大保障。
教育方面
一般来说，古代的世家大族大多遵从此规律模式：读书中举光耀门楣，王氏家族亦不例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新城王氏也围绕着科举应试的原则来教育子弟。王家自第四代王重光以科举起家之后，便设立家塾教授子弟。家族子孙多自5至7岁时便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王家五世祖王之垣时规定，王氏子弟“每夜五鼓即起，终年在书屋；惟元旦拜家祠，与尊长贺礼毕，即入塾肄业。虽至亲近族，罕得会面。一文不佳，责有定数”（《乡园忆旧录》）。至六世祖王象晋即便已官至二品，却无论寒暑，依然独坐桌案前，笔耕不辍。年老时则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读书。当其耄耋之年时，依旧会梦见功课未完，心中甚是惶恐的场景。他在书中记载：“时时梦课业未竟，中心惶惶，跪受扑责。”
王家在科举上大有作为后，不再只执着于举业，渐渐注重子弟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王家子弟大多涉猎诗赋史传，子弟多有诗作传世，最杰出的当数王渔洋。
说到新城王氏的家训，由于家族历时久远，族人众多，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家训、家风略有不同。比如，四世祖王重光的家训是：“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新城王氏家训族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二是应该遵守的劝诫；三是一些具有教化意义的训示。用祖父格言、先贤之言、诗歌、楹联等形式对族人进行教化，其目的也同家训族规一样，对宗族成员进行道德规范，但比前两种形式更温和。新城王氏的这三种家训族规，分别具有法规性质、劝导作用、教化作用。三种形式都为一种中心内容服务，即规范人的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教化人的思想，以达到宗族兴旺发达的目的。王氏对违犯家训族规的族众都有惩罚措施：一是体罚，二是经济惩罚，三是族谱除名。 可以说，这种家族教育是新城王氏在当时社会立足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与途径，教育目的除了科举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与做事。其教育方法以言传身教为多。
王氏家族衰落之因
盛极而衰是一般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新城王氏家族的发展来看亦不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家族的衰败没落似乎是家族发展的固定结局，新城王氏家族自兴起至衰落大致经历了300余年的时间，在起初的繁盛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衰落。其中包括社会外部环境和社会内部环境两方面的重要因素。
社会外部环境
1.环境动荡
时代及社会环境对家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平盛世，社会安定，朝廷重视科举取士、兴文教，家族成员或经营田舍或留心治学，家族一般的轨迹是稳步上升；相对的，在乱世萧条时期，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家族成员们疲于奔命，无疑会使整个家族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明清交替时期是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世家大族发展的分水岭，在此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有一部分世家大族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更有一部分新兴的世家迅速求得发展并走向繁盛。
万历年间，王象乾任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他对内治军严明，对外或缴或俘，阻碍了清军犯边。然而王象乾病逝仅仅十几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自畿辅下山东，十二月初一，新城陷，王氏家族有48人遇难。《静志居诗话》中记载：“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
然而王氏第八代仍然重拾“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念，凭借深厚家学，很快与清廷合作。仅顺治、康熙两朝，王家就有进士约10名。尤其是王士禄、王渔洋、王士祜兄弟三人科场折桂，一时传为佳话，从而让王家终于渡过明清王朝更迭带来的厄运，于废墟之上重振往日的风流。
2.政治斗争
名门望族的发展史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不可忽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家族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并在本地区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但身居高位者容易树大招风，往往又最接近政治旋涡，相对就跌得越惨。家族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在受到政治打压之后，其家族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族人以后的仕途也不会一帆风顺，从而使得家族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
王象晋为官时，魏忠贤阉党之祸炽盛，而王象晋兄弟皆为东林党人，名宦门第，享有威望，韩浚势焰嚣张，想拉拢其人阉党，暗中损毁他，他只好乞归乡里。
王象春，万历庚戌进士，东林闻人，因陷明末党争而遭迫害。天启年间，阉党仿《水浒》之例，编著《东林点将录》。王象春以“天损星浪里白条”赫然在榜。后来，魏忠贤尽逐东林党人，生者除名，死者追夺，王象春被迫从南京考公郎中任上免官归乡。《新城县志》称其“诗文有奇气，性亢直，不随俗仰俯，以忤魏铛削职，海内高之”。
王渔洋于康熙年间成为“一代诗宗”，其文学成就斐然，就其政治成就而言，他做到刑部尚书、翰林院侍讲学士，教授太子研读汉学，如此一来，他与太子关系越走越近，当太子胤礽两度被废时受到牵连，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罢官回乡。
在此后的年月里，王氏家族基本上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一位族人能带领其家族走上高位。
社会内部环境
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而科举人仕的人数和为官者品级高低，则成为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高低最为重要的标准。在整个王氏家族的创业阶段，全体族人的奋进无疑是家族兴起的原动力。然而在家族稳定繁荣之后，子孙则往往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将祖宗积累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影响力耗费殆尽。
王渔洋去世后二十多年，其子孙已经靠出售渔洋先生毕生所蓄的书画度日。清人王初桐诗云：“尚书池北营书库，数十年间付香冥。”便是王渔洋逝后家族的寥落状况。再如“新城王君祖彭，父官于南所生也……及长，挥金如土，荡其家”。由此可见，后世子孙的不思进取是家族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王氏家族发展过程的启示
世家大族的发展一般而言总是遵循兴起繁盛衰落这一普遍规律的，自古至今，无一例外。世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是王氏家族的盛衰发展史告诉我们，只要不安于现状，富有探索精神，极力奋进，家族的发展将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王氏家族注重素质教育
一般而言，科举望族大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读书—中举—光大门第。新城王氏也是如此。凭借过于严厉的科举教育以及训练有素，新城王氏世代科甲，显宦辈出。但新城王氏鼎盛之后，家族教育重心开始渐渐转向对子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家族教育这种顺应时势的嬗变，也是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一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科举的应试教育渐渐有所不同，王氏家族鼎盛之后，更为重视子弟的素质教育。
比如，新城王氏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帖括（科举）的矛盾。明清时期，“帖括”即八股取士程文，要求严格，内容呆板，完全要求株守程朱理学，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许多家族从科举前程考虑，往往禁止子弟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随着新城王氏家族的日益兴盛，科举应试压力的减轻，除了必要的科考训练之外，渐渐对子弟为诗作赋、琴棋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予以足够的重视。如王渔洋叔祖王象春、王象明、王象艮等都有自己的诗集问世，他们往往吟咏唱和、集会结社，俨然成了一个文学创作集团。
诗赋逐渐成了新城王氏具有代表性的家族文化。到了清初，王渔洋更是横扫千军，独创“神韵论”，宗盟清初诗坛近半个世纪。
另外，深厚的家学积淀陶冶了一大批艺术精英。比如王与端嗜学书画，著有《栩齐集》词曲等。王与玟书法著名，有《鹅笼馆集》。同那些尚在为科举而汲汲于八股应试的家族相比，新城王氏子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宽广的文化视野。除此，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 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教育和科举制度在某个时代不管是不是完善，是不是合理，对错与否，对于处在时代当中的每个人却都是公平的。新城王氏家族在传统的科举中求索和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一条特别的道路，走出了一成不变的教育牢笼。也正是这种独到的“素质教育”让新城王氏不仅成为一个官宦世家，也成为一个文化世族。文化世家子弟除了先天基因影响外，他们在特定氛围熏陶之下的积累，包括文化素质如书法、绘画等能力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丰富，愈显优势。再者，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光宗耀祖的情怀。
读书、道义融于血液之中
“读书”二字，王氏族人已经将它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新城王氏家族第十六代王淇仍在内心恪守着祖训，每天要作文七篇。多年的私塾教育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让王淇待人接物间流露着谦逊和平和，客人不坐，他就一直站着，直到所有客人都坐下，自己才缓缓坐到客人的对面。闲暇之余，王淇爱翻翻老祖宗的著作，虽然已经84岁的高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但是他每天仍坚持看书五六个小时，常读常新，这些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时刻提醒他反躬自省。
《大学》中讲“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王氏家族确实做到了“道义”为先——以道义为准则，德才兼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核心精神，更是其真正智慧和魅力所在。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新城王氏家族的家训、家风依然传承至今.成为王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座右铭。现在，新城王氏家族当中，不乏声名显赫之人，依然传承着道义、读书的家风。
廉洁自律，奉为准则
新城王氏之子孙读书意在修身做人、立德立行，为官之时能廉洁奉公，尽臣子之责。子孙读书能够抛弃名利之心、一己私欲，在熟读四书五经决胜科举之途时，亦能通过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来修养身心、培养情性，使得家族子弟具备科举折桂之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了一身名士风度。可见人们真正放下功利心去做事时，家族自然会兴旺，其功名也自然水到渠成了。反观古代那些读书只为功名、当官只为私利的“名利之徒”，早已偏离了经典教诲，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是不可能像王氏家族这样具备持久生命力的。
讲究道德传家，以良好的家风为人、处事，以优良道德传承家族事业，自祖辈开始，王氏就强调为官要清廉，新城王氏家族所出高官无数，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政声良好，几代为官，未有一人因贪污落马，这给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王氏家风淳朴，家训严格，对后生要求严苛，这才成就了300年繁盛的美谈，真可谓政坛的常青树。
新城王氏始自王贵，元末明初为避战乱自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迁至济南府新城县东南隅的曹村（现属山东张店）。从王贵迁居新城以来，累世重农尚学。三世祖王麟“始肇文脉”，经过四世祖王重光，五世祖王之垣、王之猷等，到第六世时以王象乾为代表的众多王氏族人出仕，谱写了王氏的辉煌业绩，被世人誉为“岱宗秀裔”“江北青箱”，创造了桓台人文历史上的巅峰和辉煌。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起
新城王氏家族“科甲蝉联不绝”，跨越明清两朝，历经300余年，出了上千名官员，最多时号称“王半朝”，意思是王家的人为官者非常之多，竟占据半个朝廷，但令整个家族骄傲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一名王氏官员因为贪腐而落马。
纵观整个王氏家族的发展史，其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初至嘉靖中期，新城王氏始祖至第四代，是一个由匠户之家到科举世家崛起的过程。
第二阶段：从嘉靖中期到天启末年，新城王氏第五代、第六代为主体，是新城王氏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从崇祯末年到清初顺治朝，新城王氏第七代为主体，历经明清鼎革，新城王氏先后遭到了五次大的兵火洗劫。
第四阶段：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新城王氏第八、第九代为主体。此时王氏家族重振科举，以王渔洋、王士禄兄弟为代表的家族文化风靡天下，新城王氏经历了一个中兴时代。
第五阶段：从乾隆初至清末，新城王氏第十至第十四代为主体。以康熙末年王渔洋罢官去世为标志，新城王氏开始衰落，但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失去一个缙绅家族的地位。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盛原因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一为政治方面，二为经济方面，三为婚姻方面，四为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
在新城王氏家族发展史上，重要族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是取得极高仕宦成就的族人由于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较高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带动后辈子侄的仕宦之路，从而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自明代嘉靖辛丑年（1541年）至清代道光丙申年（1836年），不到300年的时间里，王氏家族共出进士29人，举人69人，贡生113人。而与此同时，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人学士也在极力提高家族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明清时期的新城王氏家族便出现了此等极具影响力的族人，从而带动了其家族的持续发展。仅现在存有著述传世者便有40余人。
说到政治影响力，王氏家族中不得不提的当属四世祖王重光、五世祖王之垣以及六世祖王象乾。
王重光（1502-1558），字廷宣，号泺川，嘉靖十六年（1537年）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后为工部主事。其秉性刚直，清正廉洁，遭严嵩党人所诟，贬为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后因“平蛮督木”立功，得朝廷“追叙前烈”，嘉靖帝亲书“忠勤可悯”四字并降旨礼部尚书吴山书“忠勤报国”以示嘉奖，因而被世人尊为“忠勤公”。
王之垣（1527-1604），字尔式，号见峰。王重光次子。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举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卒赠户部尚书，赐祭葬，著有《承天大志记录事实》三十卷，《律解附例》八卷，《历仕录》一卷。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隆庆四年举人，连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曾五戍边疆，威震九边。因功被封赐太子太师，特准许其家乡修筑牌坊并追赠上三代，由此“中华第一砖坊”——“四世宫保”牌坊在新城树立。
王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事功上卓有建树，而且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家族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一代诗宗”王士禛，便是家族史上值得称颂的重要文化名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官至刑部尚书，是清初一位诗坛巨匠、知名学者。他是清代王氏家族发展的顶峰，更对清初期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产生过重要影响，清初期，形成了“本朝文学，山左为盛”的鼎盛局面。康熙皇帝对王渔洋给予高度评价，并亲书“清慎勤”三字以赐之。但其日后被卷入宫廷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被罢官。
经济方面
山东望族除了官宦满门，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外，往往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家族，经济实力雄厚。一般来说，家族经济的发展兴旺会早于其家族政治实力的发展扩张。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世家望族在家族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亦逐步发展坚实，以具备强大的经济势力。综合新城王氏家族发展整体分析，其主要经济来源有：
1.官俸收入
官俸是各封建王朝按照品级高低分发给官员的报酬，整个王氏家族拥有相当数量的族人出仕为官，他们的俸禄是家族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官员俸禄沿袭前代，同时也有所发展。明朝时期，官俸虽仍以米作为计量单位，但在支付时会折合成白银或钱币发放。明清两代俸禄的数额大量减少，时人评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并不是说这时的俸禄低，因为在正规官俸外会有增赋、加派、耗羡、养廉银等其他收入。虽说王氏家族为官者甚众，官俸收入有相当数额，但还不足以支撑起偌大的望族气派。
地方望族的官员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经济利益，增加家族族产和经济影响力，这是官场公开的秘密，也是无数士人前仆后继读书出仕的推动力之一。
2.土地收入
封建时代，土地经营收入是地主士绅阶级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士绅通过做官或者讲学教馆挣得一定的钱财之后，往往置办田地，通过获得地租和田产来获利，民国《掖县志》中载：“仕官之家，罢官归里，亦多置田产以遗子孙。”此经营方式被视为最正统的收入来源。
在获得田租收入的同时，世家大族还享受到朝廷所给予的各种特权和优渥条件，并被免除了一部分的田赋和徭役。至明中期，徭役日繁，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政府制定了《优免则例》，详细规定了对官宦的丁、粮的优免额度，如科甲出身者可以减免田额1万至2700亩，即粟监最低亦可减半。 由于王氏家族中出仕者甚众，因而优免的数额巨大，从而使得其家族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田产的收入。
3.其他收入
经营土地是山东望族的主要经济谋生手段，除此之外，依然有许多家族经营其他产业获取经济收入，以赚取家用。
（1） 设塾育人。一般来说，为了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会围绕着科举应试的原则来教育子弟。王氏因应社会需要，设私塾，教授生徒，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家族名绅潜心育人，其生徒之中不乏名士，从而使得家族之学扬名海外。
（2） 著书济世。出仕做官和居家耕读原本是农耕型社会文人的两种社会选择，明中期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依旧有部分名士坚守质朴的家乡乐土而拒绝城市的浮华。
王氏家族以王象晋为例，其自称“明农隐士”“赐闲老人”，常年“整衣冠危坐，读书不辍”，著述甚多，内容颇丰，类别达三十余种，包括文学、医学和农学。他被称为明代中医药学家。在花园栽培药材，研究其生长状况。他的文学著作《二如亭群芳谱》中间记医药方面内容，按形态、种植、制用、疗治、典故等项分别介绍了54种中药材，并以附录形式介绍了15种中药材，还写了药谱小序。医药专著有《保世药石》《卫生铃铎》《神应心书》《广受仁寿》和《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保安堂”是王象晋祖孙数代相传的药房堂号。《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中收录三十个门类，共收载八百多个验方。他开设“保安堂药舍”为人治病，王氏的药舍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
（3） 封赐资产。新城王氏的家院中有数通石碑，其中有一石碑碑文云：“计建忠勤报国石坊一座，谕祭碑一座，大门一座，二门一座，神道碑一座，草房九十间。”这还仅仅是祠堂的一部分。另外，新城牌坊最多的时候达七十二座，可谓盛况空前。修筑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必定奏请皇帝，准奏时也会伴有封赏以资助修建，从而这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
新城王氏家族不仅拥有广阔的收入来源，是名噪一方的富甲之家，而且他们心存仁念，为民生所忧心，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城发生大饥荒，王兆信“开困借粮，至秋来偿一粒不受，时称善人”；王祖玺在新城大饥荒时，设立粥棚，救济灾民。乾隆五十年（1785年），山东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赤地千里”，以致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王允振“日为（饣亶）粥以食饿者于乡邻。居民酌人口之多寡，贷之粟，不责偿。是春所买宅院地产，年丰后尽令持原价赎回。”除个人的赈济活动之外，依然有以家族为组织单位进行救济的公益性活动。
婚姻方面
新城王氏短短数十年内由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成峨冠博带、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除了其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外，婚姻选择也成为了其维护社会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保障家族不坠的一大策略。在门第社会之中，婚姻是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指标，更是增益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有力工具。家族地位如有改变，那么婚姻选择就会随之改动。
新城王氏在历代姻亲选择方面也做足了功课，子孙姻亲中多来自附近地区的名门之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嫁入王门的女子为德才兼备之人，进而直接影响到历代子孙的卓越成长和家族的和谐发展。到了第五、第六世，新城王氏逐渐鼎盛，其联姻对象基本上是与之门第相当的世家大族。他们几乎与附近所有的科举望族均有了姻亲关系，特别是与济南府的联姻更是频率极高，何成在《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论述，他总结了新城王氏的184例婚姻个案，其中与济南府的联姻有145次之多。新城王氏构筑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姻亲体系，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涉及面广、联通复杂、相互交织的通婚网络。此网络越织越牢，使得众多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密切合作，促成各家族长足发展，并使得王氏家族在这个联通网络中越发重要。
渔洋先生仙逝后，其家族虽步入衰落之境，却仍能长久保持地方缙绅的地位，至清中期仍在政治仕途上起到相当作用，这与王氏家族此时的结亲对象如惠民李之芳家族、长山袁守侗家族、历城朱宏祚家族之显赫地位不无相关，如王士稹的孙女婿袁守侗曾为军机重臣，深受乾隆帝赏识及信任。这几个望族中精英人物在政治上的精彩表现，为整个通婚网络之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极大保障。
教育方面
一般来说，古代的世家大族大多遵从此规律模式：读书中举光耀门楣，王氏家族亦不例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新城王氏也围绕着科举应试的原则来教育子弟。王家自第四代王重光以科举起家之后，便设立家塾教授子弟。家族子孙多自5至7岁时便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王家五世祖王之垣时规定，王氏子弟“每夜五鼓即起，终年在书屋；惟元旦拜家祠，与尊长贺礼毕，即入塾肄业。虽至亲近族，罕得会面。一文不佳，责有定数”（《乡园忆旧录》）。至六世祖王象晋即便已官至二品，却无论寒暑，依然独坐桌案前，笔耕不辍。年老时则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读书。当其耄耋之年时，依旧会梦见功课未完，心中甚是惶恐的场景。他在书中记载：“时时梦课业未竟，中心惶惶，跪受扑责。”
王家在科举上大有作为后，不再只执着于举业，渐渐注重子弟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王家子弟大多涉猎诗赋史传，子弟多有诗作传世，最杰出的当数王渔洋。
说到新城王氏的家训，由于家族历时久远，族人众多，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家训、家风略有不同。比如，四世祖王重光的家训是：“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新城王氏家训族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二是应该遵守的劝诫；三是一些具有教化意义的训示。用祖父格言、先贤之言、诗歌、楹联等形式对族人进行教化，其目的也同家训族规一样，对宗族成员进行道德规范，但比前两种形式更温和。新城王氏的这三种家训族规，分别具有法规性质、劝导作用、教化作用。三种形式都为一种中心内容服务，即规范人的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教化人的思想，以达到宗族兴旺发达的目的。王氏对违犯家训族规的族众都有惩罚措施：一是体罚，二是经济惩罚，三是族谱除名。 可以说，这种家族教育是新城王氏在当时社会立足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与途径，教育目的除了科举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与做事。其教育方法以言传身教为多。
王氏家族衰落之因
盛极而衰是一般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新城王氏家族的发展来看亦不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家族的衰败没落似乎是家族发展的固定结局，新城王氏家族自兴起至衰落大致经历了300余年的时间，在起初的繁盛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衰落。其中包括社会外部环境和社会内部环境两方面的重要因素。
社会外部环境
1.环境动荡
时代及社会环境对家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平盛世，社会安定，朝廷重视科举取士、兴文教，家族成员或经营田舍或留心治学，家族一般的轨迹是稳步上升；相对的，在乱世萧条时期，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家族成员们疲于奔命，无疑会使整个家族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明清交替时期是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世家大族发展的分水岭，在此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有一部分世家大族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更有一部分新兴的世家迅速求得发展并走向繁盛。
万历年间，王象乾任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他对内治军严明，对外或缴或俘，阻碍了清军犯边。然而王象乾病逝仅仅十几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自畿辅下山东，十二月初一，新城陷，王氏家族有48人遇难。《静志居诗话》中记载：“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
然而王氏第八代仍然重拾“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念，凭借深厚家学，很快与清廷合作。仅顺治、康熙两朝，王家就有进士约10名。尤其是王士禄、王渔洋、王士祜兄弟三人科场折桂，一时传为佳话，从而让王家终于渡过明清王朝更迭带来的厄运，于废墟之上重振往日的风流。
2.政治斗争
名门望族的发展史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不可忽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家族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并在本地区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但身居高位者容易树大招风，往往又最接近政治旋涡，相对就跌得越惨。家族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在受到政治打压之后，其家族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族人以后的仕途也不会一帆风顺，从而使得家族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
王象晋为官时，魏忠贤阉党之祸炽盛，而王象晋兄弟皆为东林党人，名宦门第，享有威望，韩浚势焰嚣张，想拉拢其人阉党，暗中损毁他，他只好乞归乡里。
王象春，万历庚戌进士，东林闻人，因陷明末党争而遭迫害。天启年间，阉党仿《水浒》之例，编著《东林点将录》。王象春以“天损星浪里白条”赫然在榜。后来，魏忠贤尽逐东林党人，生者除名，死者追夺，王象春被迫从南京考公郎中任上免官归乡。《新城县志》称其“诗文有奇气，性亢直，不随俗仰俯，以忤魏铛削职，海内高之”。
王渔洋于康熙年间成为“一代诗宗”，其文学成就斐然，就其政治成就而言，他做到刑部尚书、翰林院侍讲学士，教授太子研读汉学，如此一来，他与太子关系越走越近，当太子胤礽两度被废时受到牵连，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罢官回乡。
在此后的年月里，王氏家族基本上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一位族人能带领其家族走上高位。
社会内部环境
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而科举人仕的人数和为官者品级高低，则成为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高低最为重要的标准。在整个王氏家族的创业阶段，全体族人的奋进无疑是家族兴起的原动力。然而在家族稳定繁荣之后，子孙则往往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将祖宗积累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影响力耗费殆尽。
王渔洋去世后二十多年，其子孙已经靠出售渔洋先生毕生所蓄的书画度日。清人王初桐诗云：“尚书池北营书库，数十年间付香冥。”便是王渔洋逝后家族的寥落状况。再如“新城王君祖彭，父官于南所生也……及长，挥金如土，荡其家”。由此可见，后世子孙的不思进取是家族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王氏家族发展过程的启示
世家大族的发展一般而言总是遵循兴起繁盛衰落这一普遍规律的，自古至今，无一例外。世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是王氏家族的盛衰发展史告诉我们，只要不安于现状，富有探索精神，极力奋进，家族的发展将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王氏家族注重素质教育
一般而言，科举望族大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读书—中举—光大门第。新城王氏也是如此。凭借过于严厉的科举教育以及训练有素，新城王氏世代科甲，显宦辈出。但新城王氏鼎盛之后，家族教育重心开始渐渐转向对子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家族教育这种顺应时势的嬗变，也是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一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科举的应试教育渐渐有所不同，王氏家族鼎盛之后，更为重视子弟的素质教育。
比如，新城王氏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帖括（科举）的矛盾。明清时期，“帖括”即八股取士程文，要求严格，内容呆板，完全要求株守程朱理学，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许多家族从科举前程考虑，往往禁止子弟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随着新城王氏家族的日益兴盛，科举应试压力的减轻，除了必要的科考训练之外，渐渐对子弟为诗作赋、琴棋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予以足够的重视。如王渔洋叔祖王象春、王象明、王象艮等都有自己的诗集问世，他们往往吟咏唱和、集会结社，俨然成了一个文学创作集团。
诗赋逐渐成了新城王氏具有代表性的家族文化。到了清初，王渔洋更是横扫千军，独创“神韵论”，宗盟清初诗坛近半个世纪。
另外，深厚的家学积淀陶冶了一大批艺术精英。比如王与端嗜学书画，著有《栩齐集》词曲等。王与玟书法著名，有《鹅笼馆集》。同那些尚在为科举而汲汲于八股应试的家族相比，新城王氏子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宽广的文化视野。除此，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 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教育和科举制度在某个时代不管是不是完善，是不是合理，对错与否，对于处在时代当中的每个人却都是公平的。新城王氏家族在传统的科举中求索和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一条特别的道路，走出了一成不变的教育牢笼。也正是这种独到的“素质教育”让新城王氏不仅成为一个官宦世家，也成为一个文化世族。文化世家子弟除了先天基因影响外，他们在特定氛围熏陶之下的积累，包括文化素质如书法、绘画等能力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丰富，愈显优势。再者，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光宗耀祖的情怀。
读书、道义融于血液之中
“读书”二字，王氏族人已经将它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新城王氏家族第十六代王淇仍在内心恪守着祖训，每天要作文七篇。多年的私塾教育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让王淇待人接物间流露着谦逊和平和，客人不坐，他就一直站着，直到所有客人都坐下，自己才缓缓坐到客人的对面。闲暇之余，王淇爱翻翻老祖宗的著作，虽然已经84岁的高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但是他每天仍坚持看书五六个小时，常读常新，这些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时刻提醒他反躬自省。
《大学》中讲“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王氏家族确实做到了“道义”为先——以道义为准则，德才兼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核心精神，更是其真正智慧和魅力所在。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新城王氏家族的家训、家风依然传承至今.成为王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座右铭。现在，新城王氏家族当中，不乏声名显赫之人，依然传承着道义、读书的家风。
廉洁自律，奉为准则
新城王氏之子孙读书意在修身做人、立德立行，为官之时能廉洁奉公，尽臣子之责。子孙读书能够抛弃名利之心、一己私欲，在熟读四书五经决胜科举之途时，亦能通过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来修养身心、培养情性，使得家族子弟具备科举折桂之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了一身名士风度。可见人们真正放下功利心去做事时，家族自然会兴旺，其功名也自然水到渠成了。反观古代那些读书只为功名、当官只为私利的“名利之徒”，早已偏离了经典教诲，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是不可能像王氏家族这样具备持久生命力的。
讲究道德传家，以良好的家风为人、处事，以优良道德传承家族事业，自祖辈开始，王氏就强调为官要清廉，新城王氏家族所出高官无数，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政声良好，几代为官，未有一人因贪污落马，这给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王氏家风淳朴，家训严格，对后生要求严苛，这才成就了300年繁盛的美谈，真可谓政坛的常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