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秉涵70多岁了，他这一辈子的故事比书上写得还要曲折，当年挤在船舱的厕所里，就那样被带到了台湾，从此与故乡相隔。在他心底，永远放不下的就是母亲。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由于内战，高秉涵的父亲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一个家庭就此分崩。母亲担心13岁儿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20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坐上马车前去南京，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袱上。离家前，外婆摘了一颗石榴塞到他手里，高秉涵看着鲜红晶亮的石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他一抬头，车已经拐过弯，再也看不到母亲了。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从此，高秉涵再也没有吃过石榴。
　　后来，南京学校解散，高秉涵无处可去，不敢返家，就跟着人流走，走了6个省，2000多里路。到处颠沛流离，很多人没了命，但他挺了下来。1949年，高秉涵登上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躲在船舱的厕所里，“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跟着200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得上他的死活，他就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
　　高秉涵能够在台湾生存，靠的是母亲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入学证明。那是一张棉纸，稀软绵薄，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只有这一纸证明还保留着，居然没有破損。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孤身一人在台湾生活，对于家人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高秉涵就到山上去，一个人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大声喊：“娘，我想你!”他平时一直说的普通话，只有这时候，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二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封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互相监视”，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的母亲手中。信中写：“娘，这几十年，我凭着一股毅力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信到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回信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家里几乎就没有了笑声。每年除夕晚上这一餐，母亲几乎没好好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而且母亲每年都会多摆放一副碗筷，留给你，并说，‘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再吃一餐吧。’”
　　母亲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仍然记得：“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
　　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3公斤的土，分给100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7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7壶?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一包从老家带过去的山东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结成硬块了。
　　三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待了半个小时，却迈不开走进去的步子，“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好多年了，死到外地了。”这时高秉涵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儿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老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像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儿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13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了一场。
　　高秉涵是台湾同乡会会长，年纪又最小，老友们一个个先他而去，死前都拜托他，希望他能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故乡。从1992年开始，高秉涵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一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就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了一夜，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44公斤的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坐飞机运回大陆。机场安检人员每次都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四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接收，他就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说：“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路过的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的。”有人问他：“这点儿念想就那么重要吗?”他回答：“对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家国情怀，他说：“就等于一只小狗，到了一个新的狗窝，里面很舒适、很漂亮，不过，到晚上那只狗还是要去它原来的狗窝。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
　　家里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每天，他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母亲那件衣服，就好像在她怀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