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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剧《风中绯樱》以著名的原住民抗日的雾社事件为主要情节，以影视史学与口述历史交替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该剧以私史与大历史相互映衬的视角，借着雾社事件抗日反殖的悲怆史诗探寻原住民的存在问题。
【关键词】 《风中绯樱》；雾社事件；原住民；历史剧
“每次想到事件中死去的亲人，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台湾原住民历史剧《风中绯樱》雾社事件的余生者如是说。
电视剧《风中绯樱》是由“文建会”与公共电视台于2003年共同筹拍的，以邓相扬的报道文学《风中绯樱》为蓝本，由万仁导演，并以原住民演员为主体拍摄的。该剧以1930年雾社赛德克族人不满日本殖民者的歧视与残酷压榨而发生的抗日反殖的雾社事件为主体展开故事情节。在拍摄与叙事上，则是以影视史学与口述历史交替的方式，以雾社余生者高彩云的视角回溯往事。
一、私史与大历史的映照
《风中绯樱》并非仅仅关注雾社事件本身，而是通过亲历者幸存者的眼光，回顾雾社事件前如静水流深的暗涌，同时聚焦起义的余波如“第二次雾社事件”、“归顺仪式”、“高砂义勇队”等，通过全方位再现原住民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原住民各部落间的新仇旧恨等揭开历史真相。
《风中绯樱》的女主角高彩云是日本对台皇民化所培养的“模范蕃童”之一，“模范蕃童”还有花岗一郎、花岗二郎、川野花子。“我一共有三个名字，开始是父母帮我取的泰雅赛德克族名字，娥宾·塔达欧，后来日本人替我改成高山初子，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又叫我改成高彩云。”《风中绯樱》的开场是研究生走访南投县仁爱乡寻找雾社事件的真相，幸存者之一高彩云对着镜头回忆往事并娓娓道来自己多次改名的经历。高彩云从日据时期到国民党迁台两易其名都与台湾政权的更迭交替密不可分。名正言顺，名分亦是身份的代表。因此，《风中绯樱》既是雾社事件余生者的个人私史，也是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境遇的体现。她还说以后若必须改名，希望改回生下来就有的名字，这其实也是高彩云希望回归部落传统的心愿。随后，镜头转向高山峻岭的雾社，起义前的雾社其实已危机四伏，日本人的歧视、原住民的不满潜流般地存在。
起义前，雾社建设如火如荼，学校、卫生所、街道都一一建立起来。雾社公学校离街道不远，前面种植了很多樱花，花开时节，非常浪漫漂亮，这也许是剧名《风中绯樱》的由来。
该剧的最初是雾社生活及雾社原住民与日本警察的矛盾、部落间的仇恨；四个模范蕃童以及“不良蕃丁”比荷的童年、少年情谊；模范蕃在族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纠结；被日本人抛弃的原住民女子的艰难处境；原住民喜欢出草猎首、喜欢战斗，被日本人“以夷制夷”内斗削弱自身力量。当然，原住民对日本人的不满由来已久，莫那·鲁道多次策划起义但都被日本警察发现，其中有一次反被熟悉原住民心理的日本警官利用，以发给枪支与允许出草为诱饵，让雾社群“以夷制夷”地配合日警攻打台中沙拉茅部落。这就是1920年的“沙拉茅”事件。凯旋归来、族人用所猎敌首祭告族灵时，年少的叙述者娥宾发现会场的角落，一群女子黯然神伤，为战斗中逝去的丈夫、儿子哭泣。日本人利用原住民部落间的仇恨，挑拨离间，开放集体出草猎首让部落之间相互残杀，从而削弱原住民的战斗力并加深族群内部矛盾。从《风中绯樱》中可以看出雾社事件之前，莫那曾多次联合其他部落准备行动但都被日本人发现并瓦解，可是莫那反抗日本殖民者企图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只是韬光养晦、善待时机。
经过几年的平静发展，雾社越来越繁荣，成为日本人“理蕃”成功的样板，日本人渐渐放松警惕。在雾社事件中，莫那也学聪明了，他什么都不说，也不像过去那样储备粮食、挖祖墓拿陪葬枪支；而是临时袭击驻在所的日本警察，取得枪支与子弹。赛德克勇士兵分两路各自攻打公学校运动会和驻在所、医院等地的日本人。赛德克勇士爱憎分明，“不要杀汉人，一个达腊都努（日本人）都不要放过。”当时名为高山初子的女主角穿着和服，差点被当成日本人，所幸有童年玩伴比荷指认与相助。雾社地区的日本人很快就被杀戮殆尽，一时间尸横遍野犹如人间地狱。此事震惊日本殖民者，四处调遣兵力，同时以“出草”奖励骗取与雾社群有世仇的熟悉地形的屯巴拉社参与镇压，同时毒药炸弹并用。事件后，殖民者设立“保护蕃”严格监控，对原住民了如指掌的日警小岛为了进一步削弱抗日力量，策划了“第二次雾社事件”。在收回枪支前暗示、放任屯巴拉社杀害手无寸铁的雾社起义六部的余生者，216名青壮年被杀害。抗日六社遭到严重削弱，为了永绝后患，日本人策划了“归顺仪式”再度重创了抗日六社遗族的对生存的信心，同时也彻底消解了抗日六社遗族所有复仇反抗的可能。
原住民最为重视祖灵与故乡，余生者被赶出雾社，迁往川中岛，与夙敌眉社为邻。雾社余生者完全放弃了过去的狩猎的生活方式，开始了陌生的农耕生活。雾社六群的原名被弃用，改为“清流部落”。高彩云在日本人的做主下，与中山清（高山清）结婚。随着日本人的同化政策，年幼者逐渐忘却过去的仇恨，“高砂义勇队”川中岛子弟20人前往南洋战场，高彩云的弟弟为其中之一，虽然他说自己不是为日本人卖命，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骁勇善战的赛德克勇士。
二、抗日反殖的悲怆史诗
正如高彩云女士（高山初子）在剧中的回忆旁白所说：“雾社各部落族人将几十年的怨恨宣泄而出，积压良久的休火山终究是要爆发。三十多年来，几乎每一个赛德克家庭都有亲人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样的仇恨不经过一场杀戮，是无法抚平的。”
为何会在日本殖民统治三十多年相对牢固的时候发生雾社事件呢？除了劳役与压榨外，还有很复杂社会文化因素。“日本当局为控制深山原住民，派遣日本警察代替清朝‘通事’，进入蕃社成立驻在所，直接接管部落所有事务。多数人遵照上级指示，娶各部落头目的女儿或妹妹为妻，借由岳父的权威，推动理蕃任务。他们离职时多抛妻弃子，引起族人怨恨。日本人欲革除蕃人‘恶习’，殊不知那些改革都是触犯族人祖灵大忌、崩溃部落传统制度架构与价值观的刽子手。”[1](P14)日本人通过“蕃童教育所”培养亲日的原住民下一代协助统治，另外还实行“蕃人观光”邀请头目赴日本参观现代文明，以日本的现代性吸引与震慑原住民。殊不知赴日观光令部落头目见识了日本现代文明的同时，日本警察对国内民众的和蔼谦逊与对原住民的残暴，令莫那·鲁道等头目感到不被尊重。剧中，娥宾的父亲说：“日本人的军队就像浊水溪谷里的小石头一样多，数也数不完。”莫那回答：“假如一直要过奴隶生活，不如死掉算了。”
《风中绯樱》中雾社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比荷的遭遇极具代表性。母亲与日本人私奔，父亲因此被其他部落人耻笑。按部落习俗，出草猎首才能消弭。父亲瓦利斯顺利猎得人首，但杀的是日本人。日警逮捕比荷的祖母与妹妹为人肉盾牌，英勇的瓦利斯被乱枪击毙，比荷目睹家人惨死，莫那阻止他冲上去并收其为义子。“不良蕃丁”比荷更加仇视日本人，反抗日本驱赶日警几乎是他生活的目标。
《风中绯樱》中以狩猎为生的英勇的赛德克人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纬度上都处于极端压抑的境地。出草、黥面的传统民俗被当作“恶习”禁止，猎枪被收缴。歧视与侮辱更是无处不在，就连亲日的“模范蕃”高山初子都感受到日本人的轻视，其他桀骜不逊者被修理更是家常便饭。
原住民的婚礼仪式是少数被允许保留的传统，所以在婚宴上部落青年往往尽情尽兴。雾社事件的导火索即是日本警官吉村途经马赫坡社时，莫那·鲁道的长子达道·莫那邀请吉村加入婚宴，并想依赛德族的礼仪与吉村一同来兄弟饮（依赛德克习俗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同一杯酒，以示友好同心）。吉村却嫌达道·莫那满手山猪血，拿警棍打掉达道的酒杯。这一举动激怒了达道·莫那，两兄弟痛打吉村。莫那·鲁道当场制止，事后还低声下气地登门道歉，但不被谅解，将面临严惩的命运。新仇旧恨，莫那·鲁道答应族人起义的要求，秘密联系其他部落加盟。
雾社事件中起义六社几乎遭到灭族的命运，在日本人的残酷镇压下族人纷纷自杀，少部分被俘虏或投降的壮丁在“第二次雾社事件”与“归顺仪式”中被消灭怠尽，剩下的尽是老弱妇孺，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历史并非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以莫那·鲁道为代表的抗日反殖的原住民先烈们在明知寡不敌众，在明知战胜的可能性渺茫的情况下，宁愿战斗而死而不为日本人奴隶的高尚精神如同指路明灯照耀与鼓舞万千受压迫者。雾社事件给日本殖民者迎面痛击，在他们以为完全控制台湾的时候，模范蕃社揭竿而起，这对他们的殖民统治与“理蕃”政策可谓极大讽刺。在多年后的今天，雾社旧址樱花遍野、温泉怡人，成为旅游观光胜地。而《风中绯樱》中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断裂、原住民的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消费社会中保持着历史的清醒与反思。雾社事件是一曲悲怆的英雄史诗，《风中绯樱》通过影像手段、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雾社事件的过程及前因后果，让人在艺术的震撼中精神得到陶冶与升华。
三、生与死的存在命题
《风中绯樱》里赛德克人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视死如归的精神。雾社事件并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异族统治，更是文化传统与生命尊严的维护。赛德克人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敬畏故土与祖灵。“GAYA”是族人共同狩猎、共同抵抗外侮、共同祖灵信仰的名词，他们一生最后的愿望是死后化为善灵，在彩虹桥上与迎接的祖先相遇。男女皆需有族群共识的黥面为凭证才可通过。祖灵的存在使得他们并不怕死，相信死后可与祖先团聚。
黥面、猎首等传统部落习俗是赛德克人与祖先沟通的凭证。日本殖民者视黥面、猎首为恶习加以禁止，推行公学校教育、卫生等制度，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看似引领原住民走向现代文明，而实际上则摧毁了原住民的传统价值，并切断原住民最为重视的与祖先沟通与交流的渠道。殖民政策消弭原住民固有文化，使得赛德克勇士们在看似文明开化的环境里精神无所归依，始终处于惶惶不安中。何况日本殖民者的所谓开化政策只不过是为自身统治服务，他们从内心里是瞧不起原住民的，这从雾社事件的导火线即可看出。
荷歌社的头目认为三代族人为反抗日本人牺牲太多，为保持族群延续而犹豫时，族人大喊：“头目你一个人留下来做日本人奴隶好了，我们把生命抛出去了。”从《风中绯樱》我们可以看出，抗日的原住民们尽管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在日本人手里的惨痛经历，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依然不放弃反抗。
在战斗过程中，负伤的赛德克勇士宁愿自杀或请同伴割下自己头颅而不愿沦为俘虏。雾社事件的灵魂人物莫那•鲁道面对日军丧心病狂的毒气攻击，杀了妻子、孙子，然后自杀。他的妻子亦认为可以死在丈夫手中是莫大幸运。莫那的二儿子负伤而不愿为日人所俘虏请求哥哥杀了自己，哥哥不忍，比荷则毫不犹豫割下其头颅。而大儿子在父亲自杀后，依然带领部落勇士进行深山游击战。面对前来劝降的妹妹，达道•莫那表示决不投降，二天后，日本人发现他和其他勇士的上吊尸体。雾社起义中，不愿投降的勇士不是战死就是在巨木上自缢。为了让亲人没有牵绊，赛德克族的女性同样慷慨赴死，纷纷在大树上自缢。赛德克族有一个传统，在巨木上自缢可通过彩虹桥与祖先相会。赛德克族人的反抗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残酷劳役与压迫，另一方面则是族群文化的严重失落带来的精神恐惧，所以宁愿死去而不愿苟且偷生。
《风中绯樱》中另一令人震惊的死亡是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率领家族大小集体自缢。一郎、二郎是日本人培养的“模范蕃”。雾社事件发生时，舆论认为一“未开化”的蕃人不可能组织得如此有条不紊，怀疑一郎、二郎为幕后主使。攻打日本人则不忠不义，而杀害族人更是感情上难以接受，夹杂在族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恩义两难，使得一郎、二郎走上自杀的绝境。一郎死前在巨木上刻下如斯文字：“在责任上花冈愈考虑，愈觉悟到非如此做不行。”舆论哗然转变，从原先的叛变者、忘恩负义一下子转变为一片讴歌。花冈一郎身着日式大礼服以切腹了断自己的生命，更被许多人赞许为武士。日人当局也为了表彰他们的志节，将他们上吊的Sukuradan取名为“花冈山”来加以纪念。而国民党迁台后，一郎甚至与莫那•鲁道一同进入忠烈祠。令人费解的是，二郎则无此待遇，这至今仍是历史谜案。
赛德克族人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背后是其坚固的精神信仰，彩虹桥另一端的祖灵是他们追寻的彼岸世界。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无法出草猎首、无法黥面意味着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失落，这其实是雾社事件的深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雾社事件并非简单的反抗殖民压迫，内在蕴含着独特的原住民生存信仰与族群美学。
【关键词】 《风中绯樱》；雾社事件；原住民；历史剧
“每次想到事件中死去的亲人，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台湾原住民历史剧《风中绯樱》雾社事件的余生者如是说。
电视剧《风中绯樱》是由“文建会”与公共电视台于2003年共同筹拍的，以邓相扬的报道文学《风中绯樱》为蓝本，由万仁导演，并以原住民演员为主体拍摄的。该剧以1930年雾社赛德克族人不满日本殖民者的歧视与残酷压榨而发生的抗日反殖的雾社事件为主体展开故事情节。在拍摄与叙事上，则是以影视史学与口述历史交替的方式，以雾社余生者高彩云的视角回溯往事。
一、私史与大历史的映照
《风中绯樱》并非仅仅关注雾社事件本身，而是通过亲历者幸存者的眼光，回顾雾社事件前如静水流深的暗涌，同时聚焦起义的余波如“第二次雾社事件”、“归顺仪式”、“高砂义勇队”等，通过全方位再现原住民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原住民各部落间的新仇旧恨等揭开历史真相。
《风中绯樱》的女主角高彩云是日本对台皇民化所培养的“模范蕃童”之一，“模范蕃童”还有花岗一郎、花岗二郎、川野花子。“我一共有三个名字，开始是父母帮我取的泰雅赛德克族名字，娥宾·塔达欧，后来日本人替我改成高山初子，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又叫我改成高彩云。”《风中绯樱》的开场是研究生走访南投县仁爱乡寻找雾社事件的真相，幸存者之一高彩云对着镜头回忆往事并娓娓道来自己多次改名的经历。高彩云从日据时期到国民党迁台两易其名都与台湾政权的更迭交替密不可分。名正言顺，名分亦是身份的代表。因此，《风中绯樱》既是雾社事件余生者的个人私史，也是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境遇的体现。她还说以后若必须改名，希望改回生下来就有的名字，这其实也是高彩云希望回归部落传统的心愿。随后，镜头转向高山峻岭的雾社，起义前的雾社其实已危机四伏，日本人的歧视、原住民的不满潜流般地存在。
起义前，雾社建设如火如荼，学校、卫生所、街道都一一建立起来。雾社公学校离街道不远，前面种植了很多樱花，花开时节，非常浪漫漂亮，这也许是剧名《风中绯樱》的由来。
该剧的最初是雾社生活及雾社原住民与日本警察的矛盾、部落间的仇恨；四个模范蕃童以及“不良蕃丁”比荷的童年、少年情谊；模范蕃在族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纠结；被日本人抛弃的原住民女子的艰难处境；原住民喜欢出草猎首、喜欢战斗，被日本人“以夷制夷”内斗削弱自身力量。当然，原住民对日本人的不满由来已久，莫那·鲁道多次策划起义但都被日本警察发现，其中有一次反被熟悉原住民心理的日本警官利用，以发给枪支与允许出草为诱饵，让雾社群“以夷制夷”地配合日警攻打台中沙拉茅部落。这就是1920年的“沙拉茅”事件。凯旋归来、族人用所猎敌首祭告族灵时，年少的叙述者娥宾发现会场的角落，一群女子黯然神伤，为战斗中逝去的丈夫、儿子哭泣。日本人利用原住民部落间的仇恨，挑拨离间，开放集体出草猎首让部落之间相互残杀，从而削弱原住民的战斗力并加深族群内部矛盾。从《风中绯樱》中可以看出雾社事件之前，莫那曾多次联合其他部落准备行动但都被日本人发现并瓦解，可是莫那反抗日本殖民者企图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只是韬光养晦、善待时机。
经过几年的平静发展，雾社越来越繁荣，成为日本人“理蕃”成功的样板，日本人渐渐放松警惕。在雾社事件中，莫那也学聪明了，他什么都不说，也不像过去那样储备粮食、挖祖墓拿陪葬枪支；而是临时袭击驻在所的日本警察，取得枪支与子弹。赛德克勇士兵分两路各自攻打公学校运动会和驻在所、医院等地的日本人。赛德克勇士爱憎分明，“不要杀汉人，一个达腊都努（日本人）都不要放过。”当时名为高山初子的女主角穿着和服，差点被当成日本人，所幸有童年玩伴比荷指认与相助。雾社地区的日本人很快就被杀戮殆尽，一时间尸横遍野犹如人间地狱。此事震惊日本殖民者，四处调遣兵力，同时以“出草”奖励骗取与雾社群有世仇的熟悉地形的屯巴拉社参与镇压，同时毒药炸弹并用。事件后，殖民者设立“保护蕃”严格监控，对原住民了如指掌的日警小岛为了进一步削弱抗日力量，策划了“第二次雾社事件”。在收回枪支前暗示、放任屯巴拉社杀害手无寸铁的雾社起义六部的余生者，216名青壮年被杀害。抗日六社遭到严重削弱，为了永绝后患，日本人策划了“归顺仪式”再度重创了抗日六社遗族的对生存的信心，同时也彻底消解了抗日六社遗族所有复仇反抗的可能。
原住民最为重视祖灵与故乡，余生者被赶出雾社，迁往川中岛，与夙敌眉社为邻。雾社余生者完全放弃了过去的狩猎的生活方式，开始了陌生的农耕生活。雾社六群的原名被弃用，改为“清流部落”。高彩云在日本人的做主下，与中山清（高山清）结婚。随着日本人的同化政策，年幼者逐渐忘却过去的仇恨，“高砂义勇队”川中岛子弟20人前往南洋战场，高彩云的弟弟为其中之一，虽然他说自己不是为日本人卖命，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骁勇善战的赛德克勇士。
二、抗日反殖的悲怆史诗
正如高彩云女士（高山初子）在剧中的回忆旁白所说：“雾社各部落族人将几十年的怨恨宣泄而出，积压良久的休火山终究是要爆发。三十多年来，几乎每一个赛德克家庭都有亲人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样的仇恨不经过一场杀戮，是无法抚平的。”
为何会在日本殖民统治三十多年相对牢固的时候发生雾社事件呢？除了劳役与压榨外，还有很复杂社会文化因素。“日本当局为控制深山原住民，派遣日本警察代替清朝‘通事’，进入蕃社成立驻在所，直接接管部落所有事务。多数人遵照上级指示，娶各部落头目的女儿或妹妹为妻，借由岳父的权威，推动理蕃任务。他们离职时多抛妻弃子，引起族人怨恨。日本人欲革除蕃人‘恶习’，殊不知那些改革都是触犯族人祖灵大忌、崩溃部落传统制度架构与价值观的刽子手。”[1](P14)日本人通过“蕃童教育所”培养亲日的原住民下一代协助统治，另外还实行“蕃人观光”邀请头目赴日本参观现代文明，以日本的现代性吸引与震慑原住民。殊不知赴日观光令部落头目见识了日本现代文明的同时，日本警察对国内民众的和蔼谦逊与对原住民的残暴，令莫那·鲁道等头目感到不被尊重。剧中，娥宾的父亲说：“日本人的军队就像浊水溪谷里的小石头一样多，数也数不完。”莫那回答：“假如一直要过奴隶生活，不如死掉算了。”
《风中绯樱》中雾社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比荷的遭遇极具代表性。母亲与日本人私奔，父亲因此被其他部落人耻笑。按部落习俗，出草猎首才能消弭。父亲瓦利斯顺利猎得人首，但杀的是日本人。日警逮捕比荷的祖母与妹妹为人肉盾牌，英勇的瓦利斯被乱枪击毙，比荷目睹家人惨死，莫那阻止他冲上去并收其为义子。“不良蕃丁”比荷更加仇视日本人，反抗日本驱赶日警几乎是他生活的目标。
《风中绯樱》中以狩猎为生的英勇的赛德克人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纬度上都处于极端压抑的境地。出草、黥面的传统民俗被当作“恶习”禁止，猎枪被收缴。歧视与侮辱更是无处不在，就连亲日的“模范蕃”高山初子都感受到日本人的轻视，其他桀骜不逊者被修理更是家常便饭。
原住民的婚礼仪式是少数被允许保留的传统，所以在婚宴上部落青年往往尽情尽兴。雾社事件的导火索即是日本警官吉村途经马赫坡社时，莫那·鲁道的长子达道·莫那邀请吉村加入婚宴，并想依赛德族的礼仪与吉村一同来兄弟饮（依赛德克习俗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同一杯酒，以示友好同心）。吉村却嫌达道·莫那满手山猪血，拿警棍打掉达道的酒杯。这一举动激怒了达道·莫那，两兄弟痛打吉村。莫那·鲁道当场制止，事后还低声下气地登门道歉，但不被谅解，将面临严惩的命运。新仇旧恨，莫那·鲁道答应族人起义的要求，秘密联系其他部落加盟。
雾社事件中起义六社几乎遭到灭族的命运，在日本人的残酷镇压下族人纷纷自杀，少部分被俘虏或投降的壮丁在“第二次雾社事件”与“归顺仪式”中被消灭怠尽，剩下的尽是老弱妇孺，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历史并非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以莫那·鲁道为代表的抗日反殖的原住民先烈们在明知寡不敌众，在明知战胜的可能性渺茫的情况下，宁愿战斗而死而不为日本人奴隶的高尚精神如同指路明灯照耀与鼓舞万千受压迫者。雾社事件给日本殖民者迎面痛击，在他们以为完全控制台湾的时候，模范蕃社揭竿而起，这对他们的殖民统治与“理蕃”政策可谓极大讽刺。在多年后的今天，雾社旧址樱花遍野、温泉怡人，成为旅游观光胜地。而《风中绯樱》中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断裂、原住民的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消费社会中保持着历史的清醒与反思。雾社事件是一曲悲怆的英雄史诗，《风中绯樱》通过影像手段、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雾社事件的过程及前因后果，让人在艺术的震撼中精神得到陶冶与升华。
三、生与死的存在命题
《风中绯樱》里赛德克人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视死如归的精神。雾社事件并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异族统治，更是文化传统与生命尊严的维护。赛德克人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敬畏故土与祖灵。“GAYA”是族人共同狩猎、共同抵抗外侮、共同祖灵信仰的名词，他们一生最后的愿望是死后化为善灵，在彩虹桥上与迎接的祖先相遇。男女皆需有族群共识的黥面为凭证才可通过。祖灵的存在使得他们并不怕死，相信死后可与祖先团聚。
黥面、猎首等传统部落习俗是赛德克人与祖先沟通的凭证。日本殖民者视黥面、猎首为恶习加以禁止，推行公学校教育、卫生等制度，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看似引领原住民走向现代文明，而实际上则摧毁了原住民的传统价值，并切断原住民最为重视的与祖先沟通与交流的渠道。殖民政策消弭原住民固有文化，使得赛德克勇士们在看似文明开化的环境里精神无所归依，始终处于惶惶不安中。何况日本殖民者的所谓开化政策只不过是为自身统治服务，他们从内心里是瞧不起原住民的，这从雾社事件的导火线即可看出。
荷歌社的头目认为三代族人为反抗日本人牺牲太多，为保持族群延续而犹豫时，族人大喊：“头目你一个人留下来做日本人奴隶好了，我们把生命抛出去了。”从《风中绯樱》我们可以看出，抗日的原住民们尽管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在日本人手里的惨痛经历，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依然不放弃反抗。
在战斗过程中，负伤的赛德克勇士宁愿自杀或请同伴割下自己头颅而不愿沦为俘虏。雾社事件的灵魂人物莫那•鲁道面对日军丧心病狂的毒气攻击，杀了妻子、孙子，然后自杀。他的妻子亦认为可以死在丈夫手中是莫大幸运。莫那的二儿子负伤而不愿为日人所俘虏请求哥哥杀了自己，哥哥不忍，比荷则毫不犹豫割下其头颅。而大儿子在父亲自杀后，依然带领部落勇士进行深山游击战。面对前来劝降的妹妹，达道•莫那表示决不投降，二天后，日本人发现他和其他勇士的上吊尸体。雾社起义中，不愿投降的勇士不是战死就是在巨木上自缢。为了让亲人没有牵绊，赛德克族的女性同样慷慨赴死，纷纷在大树上自缢。赛德克族有一个传统，在巨木上自缢可通过彩虹桥与祖先相会。赛德克族人的反抗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残酷劳役与压迫，另一方面则是族群文化的严重失落带来的精神恐惧，所以宁愿死去而不愿苟且偷生。
《风中绯樱》中另一令人震惊的死亡是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率领家族大小集体自缢。一郎、二郎是日本人培养的“模范蕃”。雾社事件发生时，舆论认为一“未开化”的蕃人不可能组织得如此有条不紊，怀疑一郎、二郎为幕后主使。攻打日本人则不忠不义，而杀害族人更是感情上难以接受，夹杂在族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恩义两难，使得一郎、二郎走上自杀的绝境。一郎死前在巨木上刻下如斯文字：“在责任上花冈愈考虑，愈觉悟到非如此做不行。”舆论哗然转变，从原先的叛变者、忘恩负义一下子转变为一片讴歌。花冈一郎身着日式大礼服以切腹了断自己的生命，更被许多人赞许为武士。日人当局也为了表彰他们的志节，将他们上吊的Sukuradan取名为“花冈山”来加以纪念。而国民党迁台后，一郎甚至与莫那•鲁道一同进入忠烈祠。令人费解的是，二郎则无此待遇，这至今仍是历史谜案。
赛德克族人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背后是其坚固的精神信仰，彩虹桥另一端的祖灵是他们追寻的彼岸世界。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无法出草猎首、无法黥面意味着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失落，这其实是雾社事件的深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雾社事件并非简单的反抗殖民压迫，内在蕴含着独特的原住民生存信仰与族群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