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建设的概念往往是用在图书营销和发行领域，一条图书发行渠道建设的成功，往往能给出版社带来相对稳定的销售收入，甚至是开辟一块新的市场。因此，国内的出版社往往不遗余力地建设自身出版社的市场渠道，他们深知如果出版社能有一个庞大高效的渠道销售网络，他们便可以通过不同的图书发行渠道向读者销售图书。
　　然而，在图书对外版权输出的领域，渠道建设对于大多数出版社来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虽然我们的版权贸易并不像图书这样的实体那么容易达成交易，语言、文化、书的内容质量等也是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但是版权输出也具有其销售属性，如果在对外版权输出中，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强大、灵活的渠道系统，我们何愁空有好书，却始终打不开国外主流图书市场的大门？渠道为王的理念在图书市场发行领域广为推崇，而在版权输出的范围内也同样适用。
　　版权输出的渠道是指能长期、稳定、有效地向海外出版社输出版权的途径与方式，因为只有这样的渠道才值得我们花精力去建设、去经营。众所周知，我国的版权输出渠道单一且不通畅是制约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有限的几个国字号出版集团和出版大社有意识地在海外建立分社，期望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缩小版贸逆差外，事实上，国内的出版社由于资金紧缺、版贸人才匮乏等原因，大多数都是通过参加国际书展、邮件联系外方出版社及找版权代理公司作为销售渠道来实现其图书的版权输出，但这些方式收到的效果并不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造成：
　　一、版权输出的渠道建设意识不强
　　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版社达成版权输出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靠“碰”的，而且大都是靠外方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购买版权，不要说探索并有意识地建设自己的输出渠道了，就连主动出击、根据外方出版社的需求向外销售版权的意识都很少有。去过国际书展的人都知道，很多国内的出版社在这类书展上版权输出的目的性并不强，大多也只是抱着“见见世面”的心态而来。此外，相对于版权输出所得的低额版税，花在输出渠道建设上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聘请专业版贸人才的费用、翻译费、宣传推广费等都可能只是长远的投资，回报率低使得出版社在此方面的积极性不高，幸好国家近几年在“走出去”战略上无论是政策上还是资金补助上都有所倾斜，否则我国出版社的版权输出之路将更加举步维艰。
　　
　　二、版权代理公司偏向代理外文图书
　　版权代理公司是版权输出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国外，出版社在开展海外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的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一个大的出版社甚至能在同一语种国家同时找几家版权代理公司代理其业务。在国内，运作成熟、成规模的版权代理公司往往是海外大型版权代理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它们大多只代理海外出版社的图书输往国内，很少有中文图书通过其输出海外的，本土的版权代理机构规模小且不成熟，而且很多是民营的，相比于中文图书高额的海外推广输出成本，它们也偏向于代理外文图书。此外，大的海外出版社在中国的分部或办事处也有版权代理业务，但很多也只是单向地负责向国内大陆地区销售版权。长此以往，这使得中国的出版社无论大小都习惯于直接与海外的出版商进行业务往来，效益低下不说，还消耗了一定的人力物力。
　　
　　三、版权输出的渠道细分不明
　　就像图书发行有国营渠道、民营渠道、馆配渠道、网络渠道、专业图书渠道等不同渠道，版权输出的渠道虽不多，但也得根据图书类型、输出地及海外出版社需求来对输出渠道作出细分，从而更有效地达到版权输出目的。而国内很多出版社的做法往往都是“一本书目通天下”，无论是将出版社的书目给版权代理公司还是给外方出版社，无论是给美国出版社还是给东南亚出版社，都是同一本书目，对输出地的市场需求、海外出版社的类型等更是一无所知，这无疑降低了版权输出的效率。
　　不可否认，虽然也有国内的出版社通过自身的积极探索和努力与海外建立了一定业务往来，但像直销渠道是发行渠道的一种一样，自建输出渠道也只是版权输出渠道建设方式的一种，出版社限于人力、物力因素，其版权输出的渠道建设应更具多样性、更具创新性和独特性。
　　以下三种渠道建设的探索或许能为国内的出版社根据自身特点，更有效、低成本地输出图书版权提供新的思路：
　　
　　一，加大力度拓宽海外版权代理网络
　　虽然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能很好地为国内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带来效益，但是那些在海外且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些中小型版权代理公司仍是国内出版社的不错选择。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也有200多家，德、日、法、俄、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少版权代理公司，它们中有不少业务虽然未涉足海外，在规模上也比不上那些大型跨国的版权代理公司，但是，它们对于本土的版贸市场非常活跃，而且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对接、潜力巨大的人脉资源和市场拓展能力。如果国内的出版社有适合海外读者的优质选题或有成名作者的优秀作品，找这类海外版权代理公司代理将会比一家家找海外出版社洽谈业务更有效率，而且花费的成本并不高，在一项版贸合同生成之前一般是不收费用的。
　　《于丹<论语>心得》罕见的畅销热度给它的版权输出提供有利条件，但是，随着日、韩、繁体字版版权的相继输出，欧美国家的通道迟迟没有打开，最后借助于一家国际图书版权代理公司托比·伊迪成功地使英文版版权输出给了英国老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此后美国、荷兰等地的出版社才陆续向其抛出了橄榄枝。相比于欧美的版权代理公司，亚洲的以韩国、越南为代表的版权代理公司对于中国市场更为了解，他们的专业素质高，具有独到的判断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较早发现优秀的中文作品，并介绍给合适的本国出版社。
　　因此，国内有能力的出版社不妨在各个主要语种国家发展自己的版权代理并建立代理网络，从而为长期、高效、低成本地版权输出打下基础。但这类渠道对图书类型有一定的细分，比较适合大众、文学、少儿图书的版权输出。
　　
　　二，充分利用学术机构国际交流输出版权
　　随着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国的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国内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逐步增多，而在同一领域，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往往能得到各国学者、专家的青睐，其所在的学术科研机构因学术研究目的赞助翻译并在本国出版的案例还是相当多的。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有丰歉》一书中文版在正式出版后不久，就因该书高质量的学术水准被韩国木蒲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看中，并委托韩国本土的出版社与上海交大社接洽，从而快速、有效地达成了版权输出成果，在此之前，该书作者所属的国内研究机构与韩国的学术机构有长期密切的合作交流，该书出版后，韩方的学术机构希望能翻译此书，上海交大社敏锐地发现该书的版权输出价值并在适当时机主动跟进，希望韩方的学术机构能帮助寻找愿意出版该书韩文版的韩国出版社。正像预期的那样，该学术机构很快地找到了目标出版社，《海有丰歉》的韩文版权输出自然水到渠成。
　　这类输出渠道比较适合学术专著类等专业性比较强的图书，而对于出版社来说，这类输出渠道推广、翻译成本都比较低，但却要求出版社能很好地与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出版社也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充分挖掘学术类图书版权输出价值。
　　
　　三，开展数字领域的版权输出创新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版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版权的有效输出提供了巨大的推力。首先在版权输出的前一环节推广上，买方不用再为样书的飘洋过海而苦等，样书的电子版能及时、便捷地发给对方供其评审。其次，数字技术给一些非畅销书的版权输出带来更多的机会，尤其对于那些在国内直接用外文撰写的图书，海外出版社往往采用一次性支付购买这些图书的电子版权费用加版税分成的形式结算（电子版税一般都比较低），因为他们购买电子版权后可以先把电子版放到自己的数据库，也可以制成电子书放在自己的网上销售或卖给网上书店、数字图书馆等，然后如果有读者希望能有纸质版本，他们可以采用先进的POD（按需印刷）技术随时印出纸质版本，图书所销售出去的利润就能以版税的形式返还给国内出版社，从而在赚取利润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又规避了风险。这类数字出版模式已普遍为国际上的主流出版商所运用，因此国内的出版社可以加紧与海外出版社在数字领域的合作，研究适合该领域的版权输出创新，可以说谁能抢占数字领域的版权输出渠道，谁就将在未来的版权输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版权输出的渠道建设对于国内的出版社来说才刚刚开始，虽然说内容是根本，但渠道更是关键，疏通一种渠道可能是我们短期努力的目标，但多渠道结合，像国内图书销售渠道那样的发达则是我们版权输出渠道建设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