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人无行”作为一种个人道德缺失的现象，由于文学本身的特性，在礼法坏弛的年代以为求高位不择手段的方式一再出现。刘勰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准绳，批判文人品格普遍缺失的不正之风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本文试图从刘勰的文论中发掘这些反思，为理解《文心雕龙》文体划分的侧重点提供不同的角度。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文人批评
　　“三不朽”之说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将立言与立功、立德等同看待，称之“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典论·论文》亦盛赞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如此看来，耕耘这一事业的文人应当不愧于崇高的评价。然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文人自身败坏的品行如附骨之疽，给这个群体蒙上阴影的同时也暗淡了文学的光辉。
　　一、“文人无行”的现象与成因
　　“文人无行”之说最早出自魏文帝曹丕，三国时局动荡，文人急于争功，大多各处逢迎，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这一时期稍后的文坛乱象在《世说新语》中就有确切的记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文人无行”并非仅仅出现在魏晋之间，盛世也有文人專选旁门左道，而当“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文人之疵”更是表露无遗。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曾历数前朝文人的过失：“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如果说这是两晋以来国家分裂纲常废弛的表现，被后人目为盛世的大唐亦有“唐之才子，自李杜数人而外，其他人品多有可讥者”的批评。
　　究其原因，以颜之推和姚察为代表有着文学特性使然的论断。他们认为，文学创作过程中“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点会使文人不自持重、高傲浮躁，以至于产生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进而目中无人、恃才傲物，甚至“傲蔑朋党，凌慢侯王”，与儒家修身立德的要求背道而驰。除了文学自身，社会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罢黜百家以后占有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学将参与政事作为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目标，儒多位少，不论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制，都造成了文人间的激烈竞争。除了精神的追求，为官与否的物质条件也差别极大。来自生活与理想的双重压迫必然使得文人产生分化，或放弃二者，隐居山林以求隐逸；或接受现实，追求功名面对重重困难。古代社会不论处于哪个朝代，后者永远是绝对的主流，在克服艰巨阻碍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抛弃信条，不择手段的情况。
　　此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不择手段钻营逢迎往往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占据上风，这种无行文人得肆其志的现象反过来又动摇了其他文人：既然仁义礼智信不为时所用，正直有节者沉寂下僚，那么只从个人荣辱出发，追求自己的功名事业又有何不可？
　　二、《文心雕龙》的批判与反思
　　（一）社会环境批判
　　刘勰生活的时代相较于前述一般情况更为特殊。魏晋以来多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与文人个体努力相比，家世门第甚至更为重要。“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寒门文士建功立业、实现理想的机会更加渺茫，造成那个时代持重谨慎者更少、躁竞轻浮者更多。
　　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对“文人之疵”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惚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佷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列出的都是汉魏以来的著名文人。
　　然而，在历数“文士之瑕累”后，刘勰却笔锋一转，议论武夫道德败坏似乎在为文人开脱：“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这段解释之词与下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相通，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刘勰在此处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文人，而是间接揭露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普通文人长期以来社会地位卑下，稍有出格就要承受世人众口一词的指责；高门大家的子弟利用声名与地位掩藏无行之举，却无人胆敢真正讽刺打击他们。
　　这种士庶对立的不满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可发现，其感情甚至更加激愤：“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时代如此，有谁能靠内心的真诚来判断事理呢？
　　了解刘勰的经历，就不难理解《文心雕龙》对文人品行批判从个人到时代的转向。刘勰有“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理想，现实却只给他“穷则独善以垂文”的困局。《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这样一个毫无家门可供依傍的贫苦僧人，在“文士以职卑多诮”的社会现实面前，哪里有“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可能？他就算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后人眼中的经典，在当时也只有“未为时流所称”的处境。刘勰即便“自重其文”，为了不被埋没也只好遵从流俗：“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联想到当时商人卑下的地位，在闹市中手捧自己看重的文章，状若货郎只求高位者一读，这样的经历在刘勰眼中大约不仅“无行”，更是不得不吞下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