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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2日，是萨顿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当代科学史的开山鼻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敦请江晓原、刘兵两教授领衔主持，策划了“萨顿科学史丛书”，经历一年多悉心的组织与审校，赶在2007上海书市前夜，一鼓作气出版了全套五种，其中有四种为萨顿作品的译作，分别为《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科学的历史研究》，另一种为刘兵的萨顿研究专著，也是萨顿作品的阅读“引擎”《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于当代科学史学科的核心文献建设是一个重大的“交代”，如果像萨顿这样的“原点”式人物与“原点”式著作都没有中译定本(在这里，翻译名著不仅具有跨文本“介绍”与“传播”的意义，而是一次跨文本“理解”与“接受”的精神“沐浴”仪式)，将是科学史界的巨大遗憾。
在科学史的天地里，萨顿是一位有着博大学术视野与思想胸襟的学科巨人，这份“博大”来自于他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世界“缩窄化”、“碎片化”的深深忧虑，他坚持认为是那一群“狭隘的人文主义者”与“狭隘的科学家”导致了彼此间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厌恶和无知，于是，他憧憬着“向人类展示一种完整思想的光辉景象”，期望通过科学史“整体图景”的研究与书写为这个世界塑造一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骨架”，其核心是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东西方思想的交融与统一也是题中之义，在萨顿眼里，科学史不仅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也是人类智慧逐步摆脱自然束缚的历史，还是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抗辩的历史。很显然，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通往思想史彼岸的“精神隧道”。
我是循着刘兵的“桥梁”(在刘兵先生眼里，萨顿的思想构筑了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去探访萨顿的，伴随着阅读的递进，不难发现，他的“新人文主义”有四道耀眼的“思想光芒”：一是强烈的“统一性”(综合性)的思想成果与思维方式，二是科学与技术的人性化追求，三是正视东方思想的价值，四是对于宽容和仁爱(社会化与合作精神)的极度渴望。这些思想辉光不仅具有普世的批评与启迪意义，对于当代医学思想的迷失与思想史的建構，更是一把难得的“萨顿钥匙”。
萨顿对于医学史与生命现象似乎有着本能的好奇和关切，1912年，他拍卖了祖上的一个著名的“酒窖”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就以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疗的女神“爱西斯”(Isis)作为刊名，身后的一本重要的著作即为《科学的生命》。就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收入他1941年5月在美国医学史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上的演讲辞，系统阐发了他对于医学史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以“医学史与艺术史”为题开讲，表达了他眼中的“医学史”具有“艺术史”的精神气象，医学一旦得到应用，就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外科医生的双手与钢琴家的双手一样，具有某种神奇的聪颖。作为演讲的“抓人”策略，他开篇讲述了两位著名医生(荷兰名医赫尔曼·波尔哈夫与德国名医赛奥德·毕罗)艺术化执业的人生故事，令萨顿敬佩不已的是他们非凡的音乐修养与高雅的艺术气质，也构成了他们高贵的职业魅力。其实，故事只是“虚晃”，萨顿真正要述说的道理是：医学史应该具有某种韵律，医学的艺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与光大，因此，医学史不应该只是列举发现与成就的清单，作为素材入史并无不妥，但简单地罗列发现则是“对医学史的曲解”，医学史不能成为“史料篓子”，只是对发现进行描述，而应该“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医学史家不应该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应该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从追求永恒来看，他们十分接近于艺术史家。
不过，引导“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顿在《理解力的传播》一文中假借“克里斯蒂安”大叔之名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医学史上的“率真的英雄”与若干“糊涂的巨人”的故事，这位“率真的英雄”是英国人威廉·哈维，这位“糊涂的巨人”的代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艺术大师达·芬奇，这桩医学史上的“公案”就是“血液循环机制的发现”。
1628年，哈维发表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中译本易名为《心血运动论》，初版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关于“人体血液循环”的学说与证据，这是一次列举大量解剖证据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同时代的探索者)，不可质疑的学说，也开启了近代生理学研究(解剖观察与功能分析紧密结合)的新疆域。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认为保守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耆老们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反对，很快被医学界的务实派认可并应用于临床分析，这总算让哈维先生松了一口气，1654年，他当选皇家医师学会主席，恰恰是因为他的这项划时代的发现。医学社会学家将哈维新学说在英国的“软着陆”归因于他本人身为查里一世国王的御医，他的岳父是当时的医界领袖，也不无理由。相形之下，他的小册子在海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譬如在法国遭到很强烈的抵制，不过，反对者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折退。
哈维家境殷实，早年就读于坎特伯雷国王学校，随后进剑桥大学卡尤斯学院读医学，在当时，沿着这条路径前行的人不会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走多远，更不会去反叛“传统”，真正让哈维滋生怀疑与批判意识的精神摇篮在意大利，1599年，21岁的哈维在离开剑桥两年之后，渡海去了意大利，进入帕多瓦大学医学院，这是一所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有影响的大学，名师云集，思想开放，设备先进，主讲解剖学的老师曾经是著名的《人体的构造》的作者维萨里，伽利略也在这所大学执教，应该说，哈维建构“血液循环机制”的大部分意识与知识准备都是这所大学给予的，如对盖仑学说的怀疑，形态学指谬(“左右心室通过某种假想的通道相联通”是盖仑“血液潮汐学说”的形态学基础)，小循环(肺循环)的推理等，哈维的解剖老师科伦波明确地告诉他的学生，心房与心室的中隔上没有假想的通道，血液的动脉化是在肺里完成的(盖仑学说认为在心脏实现“自然精气”与“生命精气”的交换)。与心脏相连的四条大血管各有分工，两条是为了在心脏扩张期把血液带人心脏，另外两条是在收缩期把血液带出心脏。对于大循环(体循环)也有基本的构想，但对于肝脏与静脉的功能依然模糊，是帕多瓦的讲堂宣称盖仑学说的荒谬，摧毁了桎梏的盖仑的教义，打开了传统的栅栏，引领他的学子继续探索。
萨顿对于谬误重重的盖仑学说在后来的几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信条”与“教条”的过程做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不无感慨地指出“哈维发现的优先权是毫无疑义的”，但值得医学界反思的是：“那时怎么没有人与其竞争呢?”因为在萨顿看来，就此发现的本质来说并无特别之处，它完全可以在许多世纪以前做出，正是“偏见”遮蔽了众多“英雄”的眼睛，妨碍了新学说的诞生。最令萨顿惋惜的 是，即使是达·芬奇这样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人，虽然亲手解剖过许多尸体，并十分仔细地检查过不少心脏，但他仍然被盖仑模糊的学说所桎梏，达·芬奇没能发现和公布血液循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偏见”的遮蔽。他无限诗意地写道：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往事，就好像看到一个伟大的发现锁在黑匣子里，智慧过人的观察者，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维萨里(全面挑战盖仑解剖体系的人，指出盖仑学说谬误达200多处)、塞尔维特(肺循环的发现者，受到教会加尔文派迫害，以异教徒罪名处以火刑)、柯伦波(哈维的解剖老师)，只要下定决心是肯定能够发现这一秘密的，但很可惜，他们都在真理一步之遥处止步，因为“偏见”正端坐在黑匣子上，而真理则禁锢在黑匣子之中。
在萨顿看来，“锁链”是偏见，“钥匙”是理论勇气和实勘功夫，包括细心的实验和缜密的推理，哈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比较动静脉管壁时发现了静脉瓣，以及大动脉分叉处的3个乙状结肠瓣膜的存在，认真追究这些“机关”的功能，那就是约定血流的单向性，防止回流，假如瓣膜是单向的，而且都是同一个方向，除了血液循环再也不能有其他的解释了，他的“怎么样?”(功能质疑)与“为什么?(目的性质疑)为近代生理学的研究奠定了思维径路与方法。尽管在哈维时代，显微镜还没有成为观察工具(哈维死后数年才应用于生理实验)，毛细血管与微循环的秘密也没有被揭示，但依然不妨碍哈维成为血液循环的发现者。此外，准备和举办解剖学的系列讲座对哈维获得伟大的发现起到很强劲的推助作用。相形之下，达·芬奇的解剖研究缺乏“课堂”效应，他随性或精心绘制的几百张解剖图大多藏于画室，几百年之后才以艺术品的面目现身。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是萨顿“掉书袋”的杰作，也是一本不讨当代医学生喜欢的学术著作，读起来有些“艰涩”，需要准备翻破几本词典，其中开篇以下几乎有一半的篇幅在梳理“医学史”的传承与流变，“自然史”部分还有“本草志”与“解剖学家”的内容属于医学史的叙述，从中不仅可以领教萨顿的文献学功底，更应该透过萨顿罗列的文献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风采，理解“文艺复兴”概念之下丰富的精神建构，那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时代，人们空前地“沉醉”于纯粹的历史深谷，“疯狂”地收罗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的医学典籍，校勘、注释、刊行，执着地追索、还原希波克拉底、盖仑、阿维森纳等前辈的思想“本色”，穿越哲思与箴言，辨析各种正读与误读，重新书写与阐释。作为一种风尚，当时的医生如果不精通哲学和文学，不熟知古代医学思想与文献，他的医学修养便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最后，萨顿不无感叹地说：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们在十七世纪统治着医学的教学，他们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以后，他们的影响逐渐衰落下来，让位于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临床醫师们。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可磨灭，但却已经沉人历史。这一情形与我国近代由晚清“朴学”学风向“五四”反传统学风递进的骤然历史转归有相似之处。
历史是一架巨大的“秋千”，实验医学中兴的前夜恰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灿烂晚霞。那么，可以预言，映照科学与技术当代辉煌的将必定是新人文主义的一轮朝阳。
萨顿是一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期许的科学史(集中表述在《科学史导论》的导言中)既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宏阔锦绣的文明史、心灵史(宗教史)、社会史、艺术史，是大师传记，最终是“思想史”。因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问题导向出发，还必须“促使科学(外在)的人文(内在)主义化，有效地阻止科学日益野蛮化(反文化)”。从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
历史也是一架巨大的风车，每一缕吹过的风都在转动着人性的轴心。
(“萨顿科学史丛书”：《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科学的历史研究》《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江晓原、刘兵主编，陈恒六、刘琚珺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在科学史的天地里，萨顿是一位有着博大学术视野与思想胸襟的学科巨人，这份“博大”来自于他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世界“缩窄化”、“碎片化”的深深忧虑，他坚持认为是那一群“狭隘的人文主义者”与“狭隘的科学家”导致了彼此间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厌恶和无知，于是，他憧憬着“向人类展示一种完整思想的光辉景象”，期望通过科学史“整体图景”的研究与书写为这个世界塑造一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骨架”，其核心是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东西方思想的交融与统一也是题中之义，在萨顿眼里，科学史不仅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也是人类智慧逐步摆脱自然束缚的历史，还是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抗辩的历史。很显然，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通往思想史彼岸的“精神隧道”。
我是循着刘兵的“桥梁”(在刘兵先生眼里，萨顿的思想构筑了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去探访萨顿的，伴随着阅读的递进，不难发现，他的“新人文主义”有四道耀眼的“思想光芒”：一是强烈的“统一性”(综合性)的思想成果与思维方式，二是科学与技术的人性化追求，三是正视东方思想的价值，四是对于宽容和仁爱(社会化与合作精神)的极度渴望。这些思想辉光不仅具有普世的批评与启迪意义，对于当代医学思想的迷失与思想史的建構，更是一把难得的“萨顿钥匙”。
萨顿对于医学史与生命现象似乎有着本能的好奇和关切，1912年，他拍卖了祖上的一个著名的“酒窖”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就以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疗的女神“爱西斯”(Isis)作为刊名，身后的一本重要的著作即为《科学的生命》。就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收入他1941年5月在美国医学史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上的演讲辞，系统阐发了他对于医学史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以“医学史与艺术史”为题开讲，表达了他眼中的“医学史”具有“艺术史”的精神气象，医学一旦得到应用，就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外科医生的双手与钢琴家的双手一样，具有某种神奇的聪颖。作为演讲的“抓人”策略，他开篇讲述了两位著名医生(荷兰名医赫尔曼·波尔哈夫与德国名医赛奥德·毕罗)艺术化执业的人生故事，令萨顿敬佩不已的是他们非凡的音乐修养与高雅的艺术气质，也构成了他们高贵的职业魅力。其实，故事只是“虚晃”，萨顿真正要述说的道理是：医学史应该具有某种韵律，医学的艺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与光大，因此，医学史不应该只是列举发现与成就的清单，作为素材入史并无不妥，但简单地罗列发现则是“对医学史的曲解”，医学史不能成为“史料篓子”，只是对发现进行描述，而应该“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医学史家不应该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应该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从追求永恒来看，他们十分接近于艺术史家。
不过，引导“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顿在《理解力的传播》一文中假借“克里斯蒂安”大叔之名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医学史上的“率真的英雄”与若干“糊涂的巨人”的故事，这位“率真的英雄”是英国人威廉·哈维，这位“糊涂的巨人”的代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艺术大师达·芬奇，这桩医学史上的“公案”就是“血液循环机制的发现”。
1628年，哈维发表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中译本易名为《心血运动论》，初版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关于“人体血液循环”的学说与证据，这是一次列举大量解剖证据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同时代的探索者)，不可质疑的学说，也开启了近代生理学研究(解剖观察与功能分析紧密结合)的新疆域。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认为保守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耆老们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反对，很快被医学界的务实派认可并应用于临床分析，这总算让哈维先生松了一口气，1654年，他当选皇家医师学会主席，恰恰是因为他的这项划时代的发现。医学社会学家将哈维新学说在英国的“软着陆”归因于他本人身为查里一世国王的御医，他的岳父是当时的医界领袖，也不无理由。相形之下，他的小册子在海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譬如在法国遭到很强烈的抵制，不过，反对者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折退。
哈维家境殷实，早年就读于坎特伯雷国王学校，随后进剑桥大学卡尤斯学院读医学，在当时，沿着这条路径前行的人不会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走多远，更不会去反叛“传统”，真正让哈维滋生怀疑与批判意识的精神摇篮在意大利，1599年，21岁的哈维在离开剑桥两年之后，渡海去了意大利，进入帕多瓦大学医学院，这是一所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有影响的大学，名师云集，思想开放，设备先进，主讲解剖学的老师曾经是著名的《人体的构造》的作者维萨里，伽利略也在这所大学执教，应该说，哈维建构“血液循环机制”的大部分意识与知识准备都是这所大学给予的，如对盖仑学说的怀疑，形态学指谬(“左右心室通过某种假想的通道相联通”是盖仑“血液潮汐学说”的形态学基础)，小循环(肺循环)的推理等，哈维的解剖老师科伦波明确地告诉他的学生，心房与心室的中隔上没有假想的通道，血液的动脉化是在肺里完成的(盖仑学说认为在心脏实现“自然精气”与“生命精气”的交换)。与心脏相连的四条大血管各有分工，两条是为了在心脏扩张期把血液带人心脏，另外两条是在收缩期把血液带出心脏。对于大循环(体循环)也有基本的构想，但对于肝脏与静脉的功能依然模糊，是帕多瓦的讲堂宣称盖仑学说的荒谬，摧毁了桎梏的盖仑的教义，打开了传统的栅栏，引领他的学子继续探索。
萨顿对于谬误重重的盖仑学说在后来的几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信条”与“教条”的过程做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不无感慨地指出“哈维发现的优先权是毫无疑义的”，但值得医学界反思的是：“那时怎么没有人与其竞争呢?”因为在萨顿看来，就此发现的本质来说并无特别之处，它完全可以在许多世纪以前做出，正是“偏见”遮蔽了众多“英雄”的眼睛，妨碍了新学说的诞生。最令萨顿惋惜的 是，即使是达·芬奇这样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人，虽然亲手解剖过许多尸体，并十分仔细地检查过不少心脏，但他仍然被盖仑模糊的学说所桎梏，达·芬奇没能发现和公布血液循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偏见”的遮蔽。他无限诗意地写道：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往事，就好像看到一个伟大的发现锁在黑匣子里，智慧过人的观察者，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维萨里(全面挑战盖仑解剖体系的人，指出盖仑学说谬误达200多处)、塞尔维特(肺循环的发现者，受到教会加尔文派迫害，以异教徒罪名处以火刑)、柯伦波(哈维的解剖老师)，只要下定决心是肯定能够发现这一秘密的，但很可惜，他们都在真理一步之遥处止步，因为“偏见”正端坐在黑匣子上，而真理则禁锢在黑匣子之中。
在萨顿看来，“锁链”是偏见，“钥匙”是理论勇气和实勘功夫，包括细心的实验和缜密的推理，哈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比较动静脉管壁时发现了静脉瓣，以及大动脉分叉处的3个乙状结肠瓣膜的存在，认真追究这些“机关”的功能，那就是约定血流的单向性，防止回流，假如瓣膜是单向的，而且都是同一个方向，除了血液循环再也不能有其他的解释了，他的“怎么样?”(功能质疑)与“为什么?(目的性质疑)为近代生理学的研究奠定了思维径路与方法。尽管在哈维时代，显微镜还没有成为观察工具(哈维死后数年才应用于生理实验)，毛细血管与微循环的秘密也没有被揭示，但依然不妨碍哈维成为血液循环的发现者。此外，准备和举办解剖学的系列讲座对哈维获得伟大的发现起到很强劲的推助作用。相形之下，达·芬奇的解剖研究缺乏“课堂”效应，他随性或精心绘制的几百张解剖图大多藏于画室，几百年之后才以艺术品的面目现身。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是萨顿“掉书袋”的杰作，也是一本不讨当代医学生喜欢的学术著作，读起来有些“艰涩”，需要准备翻破几本词典，其中开篇以下几乎有一半的篇幅在梳理“医学史”的传承与流变，“自然史”部分还有“本草志”与“解剖学家”的内容属于医学史的叙述，从中不仅可以领教萨顿的文献学功底，更应该透过萨顿罗列的文献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风采，理解“文艺复兴”概念之下丰富的精神建构，那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时代，人们空前地“沉醉”于纯粹的历史深谷，“疯狂”地收罗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的医学典籍，校勘、注释、刊行，执着地追索、还原希波克拉底、盖仑、阿维森纳等前辈的思想“本色”，穿越哲思与箴言，辨析各种正读与误读，重新书写与阐释。作为一种风尚，当时的医生如果不精通哲学和文学，不熟知古代医学思想与文献，他的医学修养便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最后，萨顿不无感叹地说：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们在十七世纪统治着医学的教学，他们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以后，他们的影响逐渐衰落下来，让位于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临床醫师们。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可磨灭，但却已经沉人历史。这一情形与我国近代由晚清“朴学”学风向“五四”反传统学风递进的骤然历史转归有相似之处。
历史是一架巨大的“秋千”，实验医学中兴的前夜恰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灿烂晚霞。那么，可以预言，映照科学与技术当代辉煌的将必定是新人文主义的一轮朝阳。
萨顿是一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期许的科学史(集中表述在《科学史导论》的导言中)既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宏阔锦绣的文明史、心灵史(宗教史)、社会史、艺术史，是大师传记，最终是“思想史”。因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问题导向出发，还必须“促使科学(外在)的人文(内在)主义化，有效地阻止科学日益野蛮化(反文化)”。从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
历史也是一架巨大的风车，每一缕吹过的风都在转动着人性的轴心。
(“萨顿科学史丛书”：《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科学的历史研究》《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江晓原、刘兵主编，陈恒六、刘琚珺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