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
　　至今，94岁的刘建繁，还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天午后踱步到窗前，抬头久久仰望天空，希冀与空中驰骋翱翔的飞机有一场邂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在大半个世纪里，他始终与蓝天紧密相连。
　　刘建繁出生在山东淄博一普通农户家，16岁参加革命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刘建繁跟随部队一路打到福建。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空军，首先就是从陆军挑选飞行员。身在福建的刘建繁有幸成为一份子，他带着介绍信赶到长春航空学校，从几千名候选战士中脱颖而出，成为航校学员。
　　陆军“转行”开飞机、放下步枪学原理并非易事，哪怕他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斗经验丰富的22岁“老兵”，也得从零开始。
　　刘建繁没上过学，文化课是战斗间隙部队文化教员教的。当时形势很紧张，军队又急需飞行员，大家必须进行速成文化补习，从四则运算和ABC教起，半年突击后大致达到初中文化水平。
　　因为都是零基础速成的，所以学习过程很吃力。又因为普遍文化底子弱，学习期间，很多老战友都被动放弃了。
　　学完文化知识，还有更难的飞行课程在等着他。1950年底，刘建繁正式转入空军第六航校，开始进行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气象学等必需课程的学习。“白天听老师讲原理，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如何才能让飞机飞上蓝天。”刘建繁说，起初总听老师说当看到天地线时就要拉起飞机，可学员都不理解什么是天地线。后来上了飞机实际操作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远处天地相接的那条线。
　　1951年1月，刘建繁被编入空15师43团第三大队，进驻安东大孤山机场参加抗美援朝。这时，他已在长机的带领下学习了编队和实战。
　　“速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且只能教基本技术。”刘建繁回忆这段历程时，坚定的神情中仍有一丝担心。参战前，他更多的是拿着飞机模型在地面与战友一起比画，而在朝鲜战场需要驾驶的米格-15，此前，他也仅仅飞了不到15小时。
　　但前方已然等不起。1200多架敌方战机盘踞天空，中朝军队在地面一举一动皆受制于人。为打破严重被动局面，首批中国“雏鹰”1951年毅然飞向战火弥漫的朝鲜天空。
　　不是英雄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雏鹰要交的“学费”有很多。
　　“我们起飞和落地时都要面对敌军的高射炮，一不小心就会被击落，我们的米格-15在储油方面也不如敌军的‘挑油担子’F-82型战斗机。”刘建繁泛起泪光，语气变得沉重起来，“战友们有的跳伞后未及时打开降落伞，有的跳伞落入水库中救援不及时牺牲，还有在空战中被击落失踪……约有1/3的战友血洒长空。”
　　随着作战经验的积累，志愿军越来越注意扬长避短，战友也在不断创造奇迹，敌方空军甚至开始有些“抵触”与志愿军作战。“一是因为我们打下了几架战机，他们都是有宝贵作战经验的老兵，敌方不想要无谓的牺牲。另一个是作战时我们不怕死，一看形势不对，就开着飞机去撞，哪怕一换一也是值得的。”
　　除了视死如归，志愿军长机和僚机间的出色配合，也让敌军十分忌惮。“‘长僚机如夫妻’，即作战中僚机掩护长机，长机要主动照顾僚机。那时十分讲究集体的胜利，救援一个战友，比自己击落一架敌机更光荣。”
　　刘建繁所在的团主要负责保护小丰满发电站，防止其遭受空中轰炸。他驾驶的就是僚机。
　　“起飞后，僚机要跟在长机之后，观察有没有敌机来进攻。当长机冲到敌军机群里，僚机要在后面打击围攻的飞机，为长机保驾护航。”刘建繁摸索出一套保护长机的方法，“炮弹发射后都是往下走的，我要是平移着打，往往就会打到长机。所以我就驾驶飞机来个侧翻，让敌机处在一个腹背受敌的位置，它就不敢动了……说起来简单，在空中灵活驾驶庞然大物，真的很难。”凭着一股子勇敢，每次遇见敌机都抱着“撞死拉倒”的信念，刘建繁拼命地保护自己的长机，保卫着祖国。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役期间，刘建繁没有让他的长机被敌机打伤。他所在的空15师共作战76次，击落、击伤敌机67架，不断地刷新着战绩……
　　“我不是英雄，我也没击落过敌方战机。好僚机就是保护好长机，这点我做到了。”刘建繁认真地说，眼中透着坚定，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所保护的长机的名字。
　　托举
　　战争结束后，刘建繁随部队回到空军基地继续训练。刚刚走过“从修理飞机到仿制飞机阶段”的中国航空工业，也开始将自行研制飞机提上日程。
　　一架新机的诞生必须经过论证、设计、试制和试飞4个阶段。试飞，是指在真实大气条件下对飞行器、航空动力装置、机载设备和系统进行的各种试验，贯穿于航空技术和产品发展的始终。驾驶新机挑战性能极限的试飞员也因此被称作“刀尖上的舞者”，经过他们的试飞，新机才能获得通向蓝天的许可证。
　　可见，年轻的新中国想真正走向航空工业强国，试飞事业是必不可少的。那时，纵观上下5000年历史，尚没有过国家级飞行试验研究机构的先例。
　　于是蓝图初现——1957年，我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试飞大队，两年后，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悄然诞生……新中国换羽重生，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独立飞行试验机构的国家。
　　“刚开始，连加油车都没有，只能拿着脸盆，一盆一盆打到加油口里面去。”彼时的刘建繁已任空军第一试飞大队副大队长，并成为中国第一代试飞员，回忆起“一穷二白”的艰苦创业时期，他感慨万千。
　　1958年，刘建繁来到有著中国歼击机摇篮之称的沈阳112厂，即沈阳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沈飞），从事歼击机试飞工作。在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歼-6，让中国航空业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其中，歼-6-2和歼-6-3的试飞和定型工作，便是由他完成的。 　　试飞员与普通飞行员最大不同的是，他们所驾驶的飞机从未有人飞过。所以，电影《冲天飞豹》的导演曾说过，在和平年代，试飞员是离死亡最近的军人。
　　“一次试飞时，由于工人的疏忽，把一个扳手落在发动机舱里，飞机上一定高度后，扳手被抽到发动机里，导致发动机工作失灵。”虽然不怕死是一名试飞员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每回想曾经历的险情，刘建繁仍心有余悸。
　　还有一次，刘建繁驾驶飞机刚爬升到7000米时，镶在座舱前方的总警告灯突然亮起，同时，一旁的红色警告灯也闪了起来，瞬间，“嘭”的一声巨响，座舱盖突然被掀掉，一股强大的气流重重地将他推向座椅靠背，使他动弹不得，头、耳、眼睛立刻胀痛难忍，浑身上下像被撕裂，随之，无线电波被迫中断……刘建繁才明白，这是死神对他的又一次“挑衅”，他需要格外冷静。
　　按理，试飞员遇到此类特殊情况，完全可以跳伞，但刘建繁不愿那样做，他用力拉下风镜，紧贴仪表板，拉杆上升高度，采用减小速度的办法来减少强气流冲击。10多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走出机舱，刘建繁平静地报告：“座舱盖爆了。”
　　孩子们却不理解：第一反应为什么不是跳伞保命，而是保飞机？
　　“试飞员屁股底下的新机，带着宝贵的科研数据，一旦掉下来，损失的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国防工业成果，失去的很可能是一代飞机。况且咱这也不是硬拼，是需要智慧的。如果爸爸真发生意外，不要哭，因为那很光荣，你要感到自豪。”刘建繁如此教育孩子。
　　试飞是在真实条件下，探索验证未知和已知的航空现象，充满风险。天空并非是人类的领地，一旦闯进大气层，它就脸色陡变，温柔的白云变成礁石，无形的气流会变成陷阱，雨滴变成枪弹，冰雪变成杀手。何况，随试飞员登天的还是未定型的飞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试飞事业的历史是一部探险史，每一页都写着4个字：挑战死亡。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外的试飞员在首飞一种新型飞机后，作为一种终身的荣誉，就不再试飞同型号的飞机，且可获得享用终生的丰厚报酬。我国的试飞员，往往完成首飞后，还继续在该新型战机上完成一个又一个试飞科目，一次又一次飞出新型战机的优越性能和品质。
　　由此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航空事业会让世界如此刮目相看。
　　最后的执拗
　　1982年，我国航空史上年纪最大的试飞员，55岁的刘建繁正式退出现役。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和沈飞航空博物馆里，已退出中国空军装备序列的歼-6型战斗机旁，歼六三的首席试飞员刘建繁的名字闪闪发光。
　　然而，脱下军装，对于半生戎马倥偬的他来说是残酷的。可纵使岁月难忘，生活终究还要继续，刘建繁能做的是依旧坚持到大院参与体能训练，这是他“抵抗”离开试飞战线的最后执拗。
　　“离得越近，越不舍。可退役也是‘命令’，作为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刘建繁开始强迫自己爱上享受生活。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加入沈阳冬泳队，成为一名冬泳爱好者。
　　其实爱上冬泳并非偶然。因为在冰天雪地中挑战低温，那种与自然较量的情境，好似让他又回到了战场，冲上蓝天。每年隆冬腊月，刘建繁都会赤膊上阵，扎入冰冷的河水里，刺骨的感官给他一股宁静的力量，他越游越起勁儿，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想抓住些什么。
　　后来，他还参加了骑行越野队，和骑友穿过河北、湖北，翻越秦岭，驶至川蜀大地。最远的一次，他们骑行跋涉近4000公里，从沈阳出发一路向西，骑行到达新疆。在路上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谁，但看到了日新月异的祖国，刘建繁却从心底更加庆幸他曾经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