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时，交通阻塞，各地鲜有往来，故一国有一国之国风。自春秋之大变革后，各地间之往来愈密，至于形成中华一以贯之之国风。是何风也？其一曰：道德价值高于一切。《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二曰：有超然物外之思，上下于天地同流。《易》《中庸》所言与天地参者是也。
　　吾国国风之形成，儒墨道三家对其影响最大，而儒家又为二者之本。
　　墨者之气象似侠士。他们起源于社会底层，更了解民间疾苦，愿“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昔者公输般助楚攻宋。墨子闻之，说楚王与公输。二人因禽滑厘等已为宋御守，遂已。墨家组织严密，互相配合，拥有较强实力，故能行兼爱非攻之道。墨子善御守，其能为守御之器，何不能为攻城之器耶！因其非攻，故其攻城之道不传，遂以侠义之风称道天下。其学成为后世诸如商帮之类群众组织自发形成、组织坚固之根本。
　　道家之气象似隐者。杨朱之流为早期道家之代表，他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知全生避害，称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故子路评之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后期道家，至于老庄，见道体之流行，故知天地與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其论高矣明矣。其学使国人有淡定从容之心，慨然超脱之志，齐天地万物，致绝对的逍遥。
　　儒家对国风影响最深，其宗为孔子。孔子少有济天下之志，周游列国欲复兴礼乐，重不得行。遂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赞周易。夫子之后有子思、孟子。二人于人事也，道性善，扬仁义，欲为万世开太平之治；其于天道也，与道家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知天地至诚无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比寿，日月齐光，可谓美矣大矣。
　　儒者之气象不尽相同。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诸圣之气象迥异者何也？盖百家之学本诸六艺，道家之学本于《易》，墨学本于《书》与《春秋》，而儒学于六艺皆通。故儒学囊括百家。夫子学生中，气象近道家者曾皙、颜渊；近墨家者子路。
　　昔夫子问曾皙之志，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如此可见儒家之学不惟在天道上与道家一致，其气象亦与道家有相通处。颜渊为孔子得意门生，常受孔子称赞。前者言颜渊之气象如和风庆云，此点与曾皙相似。《庄子﹒大宗师》中载颜回坐忘之事，对其备加推崇。故言其近道家。
　　子路本侠士，尝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遂儒服委质，请为弟子。子路尝为孔俚宰，孔俚有难，子羔走，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遂死之。如此，子路侠义之风可见矣。墨者言行之准则，借曾子之言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故儒家涵括百家，为中华文明之本，其学术之传承使国人知道德，能外物，严肃而又超脱，故中华有着生生不息，至健不已的力量。抗战时期，有访员见一军人在河北组织游击队。谈话间，军人表示对抗战胜利有充分信心。访员问：“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军人冷静地说：“那时，我已死了。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再有，徐州撤退时，一军突围而走，敌军发炮追击。逃出射程后，一军人说：“日本兵对中国兵客气极了。放了这许多礼炮送行。”他们在处大难时能如此严肃而又超脱，这些都是数千年之国风所养出的真正的中国人。靠着这些人，我们同化四夷，击溃匈奴，推翻满蒙王朝并将其同化，又历尽列强凌辱而重生。世界上未有一国能经如此大难而不衰者。
　　这些真正的中国人已创造出昔日伟大的中国，如今他们正在建造世界任何一国都无法匹及的新中国。吾国之风，千言万语，汇作横渠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单位：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