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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我接受了若干媒体的采访，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记者们普遍关注我十多年前的一段话：“2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之所以迥异于前，报童乃至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无疑是重要因素。从1872年发行不足千份的《申报》，到今日几乎无远弗届的卫星电视，大众传媒的勇猛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