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曾经在他所说的单口相声中，对过去天津豪绅的衣着打扮，用绘声绘色语言作了形象的描述：“身穿谦祥益、头戴盛锡福、脚穿老美华、手戴亨德利……”。
　　在天津，提起“盛锡福”帽厂，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盛锡福”生产经营的帽子很有特色，有毡帽、小帽等中国传统帽子，还有欧美式礼帽、巴拿马草帽等适合潮流的“时帽”。因质量好，品种齐全，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欢迎。
　　“盛锡福”还曾经承担过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服务的工作任务。上个世纪50年代，“盛锡福”曾给毛泽东主席做过将校呢圆顶帽；60年代，他们为陈毅外长出访印度尼西亚，做了一顶金丝草帽；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访问时戴的水獭皮帽、刘少奇主席去莫斯科访问戴的美式圆沿皮帽和90年代江泽民主席出访俄罗斯戴的礼帽，也是“盛锡福”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曾在“盛锡福”做过一顶海龙皮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在“盛锡福”做过一顶三羔皮帽；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和江泽民主席也曾经在“盛锡福”做过帽子；国内外各界人士慕名到“盛锡福”买帽、定做帽子，不计其数。
　　解放前，“盛锡福”总店设在天津，创办人是刘锡三（1896—1982）。刘锡三本名占恩，号锡三，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沙河镇湾头村人，家中世代务农。他幼年读过几年书，后因家境不佳而辍学。于是，帮助父亲在地里干活。这一年，家乡受灾，农田歉收，乡里人四处谋生，他也离家去青岛市一家外国人办的饭店里做杂勤。他为人勤快又好学，在饭店里，因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了一些日常英语。不久，刘锡三离开了这家饭店，到了一家洋行做业务员，负责下乡收购草帽辫。草帽辫是用来制作草帽的，洋行把它收来，再运到国外制成草帽返销中国，以获高利。刘锡三在洋行里干了几年，对草帽辫的质量好坏、品种和产地，以及草帽的制作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就想自己干。中国人的钱，干吗让外国人赚去？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钱。1911年，刘锡三与其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估衣街租了一间门面，开设了一家帽庄，取名“盛聚福”，以出售草帽为主，生意做得很顺手。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打了两年，由于社会动荡，刘锡三便将帽庄迁进了法租界天增里，租了一间楼房门面，楼下作为门市部，楼上当作坊，由四五个工人制作草帽，由于草帽成本低，售价便宜，所以销路逐渐打开，业务越做越大。1925年，刘锡三的表兄芮某病故，刘锡三便独资经营，此时的“盛聚福”在天津已是小有名气，为求更好的发展，刘锡三撇下原来较小的店址，通过一位亲戚刘子山（东莱银行股东）从东莱银行得到一笔可观的贷款，又在天津法租界21号路渤海大楼旁的两层楼房做为帽店的新址，并把“盛聚福”改为“盛锡福”。
　　刘锡三命名的厂名“盛”字是希望买卖茂盛，“锡”字是取刘锡三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福”字是因为刘锡三乳名叫“来福”，是祝福吉祥之意。商标是在“盛锡福”三个字的下面，用草笠连成环形，中间以三顶帽子呈“品”字形，下面是“三帽商标”四个字，从上往下顺着一念，刚好就是“锡三”二字。厂名和商标正合“锡三”之名。总的含义是锡三创办的“盛锡福”制造的“三帽”牌帽子繁盛不衰，表示了他个人对发展企业的抱负。此时，刘锡三还在美清洋行兼职，后因帽店需要人负责，他这才辞去美清洋行职务，专营帽庄。为了创名牌，防止别人仿制冒牌，刘锡三向工商部申请注册了“三帽”牌商标。
　　那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日本硬平顶草帽，其原材料用的是中国出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然后再向中国出口销售，由于样式新颖，颇受中国市民青睐，销售势头好，获利很大，相比之下，“盛锡福”的草帽就稍逊一筹了。刘锡三见状很着急，就改用普通漂白草帽辨，制成硬平顶草帽推向市场。不久，他又从一法商手中购得转让的折式草帽机器，改用机器制作硬平顶草帽。同时，又花高薪从青岛请来漂白技师周绍熙，狠抓了产品质量，很快不仅产量增多，而且质量也大为改观，价格又比日本的硬平顶草帽低廉，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欢迎。销路极好，获利也随之越来越多。1926年，获纯利达十万多元（银币），不仅把日本货排挤出中国市场，而且“盛锡福”的资金也充裕起来。此时，社会上妇女时兴戴草帽，刘锡三抓住时机，聘请了一位白俄女人为设计师，设计制出的女式草帽，由于式样新、质量好，加大了对外宣传（开展广告活动）的力度，顿时畅销国内外。刘锡三趁热打铁，抽出部分资金增设了一个进出口部，办理进口澳洲羊毛，供本厂作呢（礼）帽原料，出口草帽辫，兼营其他贸易。业务不断地发展壮大，又在法租界天祥市场内设立了第一分销处。
　　1927年秋，正当刘锡三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盛锡福”发生了一场火灾，全厂机器设备和原料、成品以及半成品全部毁于大火，使“盛锡福”受到了重创。但是，刘锡三并不灰心气馁，他一方面租赁了三间门面的楼房重整旗鼓，楼下卖货，楼上做为制帽作坊，暂时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则向承保火险的法国保险公司交涉，要求赔偿。谁知保险公司不但不肯赔偿，反而倒打一耙，称“盛锡福”是自己放火肇事，并买通了法国工部局抓走几名“放火犯”。刘锡三和工人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摆出了大量确凿证据，揭穿了保险公司的阴谋，终于迫使保险公司如数赔偿了损失。这次“盛锡福”共获得赔款10万元，刘锡三又从东莱银行贷款18万元，重新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五层楼的“盛锡福”帽厂，对损坏的机器进行一番修理，又添置了一部分设备，生产慢慢恢复起来。由于刘锡三的勤奋，能及时了解市场变化情况，生产的草帽质量好，价格又低，“盛锡福”的经营很快地得到了恢复。
　　“盛锡福”的发展是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同升和”帽庄。1927年，“同升和”在距离不到100米的惠中饭店楼下租了一处门市，并在“盛锡福”开张的当天挂出廉价大甩卖的招牌，而且四处张贴海报：“同升和的毡帽就是贱，如果不信比比看，较比大楼（指“盛锡福”）又好又省钱。”原来，“同升和”从上海购进一批当时流行的毡帽，以每顶一元二角低于“盛锡福”好几角的价格销售。刘锡三沉着冷静，他派人四处打探“同升和”的虚实，得知“同升和”刚从德国洋行以每顶五元的价格，进了一大批白通帽（当时叫白面斗），想以赔本甩卖毡帽来扩大影响，以打压“盛锡福”，然后出售利润高的白通帽。白通帽产在香港，这种帽子帽胎用软木制成，即能遮阳，又很轻便，通常每顶进价六元，售价七元，而“同升和”以五元的价格进了一大批，如果卖六元的话，很有竞争力。弄清情况后，刘锡三连夜出发，亲自到香港采购，他只买香港的软木胎，布料活自己加工，加工后的帽子结实又美观，每顶售价仅四元。两店初次交手，“盛锡福”大获全胜，“同升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盛锡福”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产品迎合时代要求，款式花样不断翻新。当时国人的发饰刚刚改变不久，人们对帽子特别看中，市场需求量很大，“盛锡福”抓住这一机会，不断推出新品种。当时，“盛锡福”帽子的品种有270多个，加上每种帽子的不同型号、颜色，供顾客选择的足有上千种。 　　刘锡三是个一门心思想把生意做大的人，他的买卖赚了钱，不去置买田地，而是继续扩大再生产，哪个城市商业繁华，他就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在最繁华的地段开设自己的店面。“盛锡福”全胜时期，分号遍及北平、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青岛、济南、徐州等城市，另在20多个国家设有代销处。1931年，“盛锡福”鉴于硬平顶草帽和女式草帽流行多年，已有些过时，刘锡三便别出心裁地首创用各式毛绒、棉线与棕丝帽辫，制成各式帽子，其式样既漂亮又新颖，特别受到顾客的欢迎，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南洋。1934年，他又建成了毡帽胎工厂，自制呢帽胎，主要生产三角式、流行式和礼式毡帽。紧接着，他又以高薪从上海聘来有经验的制帽胎技师陈世皋和华孚制帽厂的技师张志谦，来“盛锡福”指导生产。由于改进了工艺，做到了料高工精，色泽漂亮，受潮后的帽子也不变形，颇有独到之处，因而驰名中外，荣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金奖。
　　抗战前夕，“盛锡福”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各分号除经销总厂生产的帽品外，还在当地采购部分杂帽，以补充总号的不足。同时，又吸收各地市场的信息，搜集技术情报，使“盛锡福”提高了改进旧产品，创制新产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同行。此时，“盛锡福”生产的各式帽子，以草帽和呢（礼）帽为主，其他四季帽品为辅，由于种类繁多，质量地道，销路日增，全年生产各种帽子达45万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浩劫之中，业务一落千丈，出口生意完全停止，“盛锡福”生产的高级金丝草帽根本无人间津，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漂白平顶草帽也因防空关系而销不出去，只好染成灰色，美其名曰“防空草帽”，加上各项账款收不进来，刘锡三处于内外交困，度日如年的境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了内战，“盛锡福”生意更加萧条，勉强地又支撑了两年。1948年，面对工人的工资都难以支付，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的形势，刘锡三去了台北经营“盛锡福”分号，其长子刘大奎不久又去了香港经营广和贸易行，天津“盛锡福”总店由次子刘洪杰负责继续经营。刘锡三从1911年创办帽庄开始，到1948年去台北经营“盛锡福”分号，在长达37年的经营中充分地显示了为事业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使企业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管理才能，他以比较独特的经营方式打造出了一个知名的企业。解放后，“盛锡福”从1953年开始，拓展了业务领域，向少数民族地区销售呢（礼）帽，加工军工用毡，并为土产公司加工草制品，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1956年公私合营后，因业务增加而更有所发展，职工达四百多人。文革中改名“人民帽厂”，1980年恢复了“盛锡福”老字号。
　　今天，“盛锡福”以更加崭新的面貌成为金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们衷心地祝愿“盛锡福”员工用托起太阳的双手，浇灌出丰硕的花蕾，再创夸父追日的新传说，描绘愚公移山的新画卷。
　　（作者系天津二轻集团干部、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