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子的主人不在家，我给他打电话，说，很抱歉郭先生，我不买壶，只想进去听听打壶的声音。
　　他大概愣住了，过了会儿才说：好的。
　　嚯，一个只想听声音的女人。他会这样想我吧。
　　铺面临街。一进门，叮叮叮！当当当！咣咣咣！哐哐哐！啷啷啷！……我一下子掉进了一张声音的大网。
　　半人高的砖墙把屋子隔成了内外两间。外间，几个坐在矮凳上的女人正俯身或清洗或擦拭手中的银器;里间，十几个青壮年男人，在各自的位置，手持铁锤，勾着头，正一下下敲打着眼前砧子上的银壶。小镇的人，砧子不叫砧子，叫“鐵马”。我四下里撒望一圈，铺子尽头的角落有个空位，不知哪位师傅临时有事出去了。我小心绕开地上的工具走过去。各种敲击声如一曲多声部打击乐，日日深陷其中的匠人们熟谙它们，像熟谙自己的心跳与呼吸。突然而至的陌生脚步搅扰了原有的节律，有人疑惑地抬了抬头，但也只是漠然而空洞地扫了我一眼，仍旧低下去，继续手里的活计。在这里，银是主宰者，是王，所有与自己眼下专注的银器无关的，都会被忽略。
　　第三次来草海镇了。第一次是三年前。最近两次，八月末刚回家，意外地，又获得了半个月的空闲，于是只隔了一天，九月初我就又回到了小镇。那半个月，是上苍赏赐给我的一大捧金子。这几年，我总是试图——实际上也总能——冲破多年淤泥般滞涩的生活，一次次跑进一个个不确定的场景。越遥远内心越澎湃，越生疏感觉越美妙。“看你整天价到处跑。”友人说。“嗯。”我应着。我没说，我喜欢把天空和大地折叠起来装进心里到处走。草海镇差不多家家户户加工银器。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听着两边铺子里传出来的连绵不绝的敲击声，就像踩着强弱疏密不同的鼓点行路。我有时停下，双手抓着背包的带子，站在人家门前痴痴地看一会儿，看像空气一样的无形、无色、无味的声音。暗淡的铁锤与明亮的银器之间，看不见的声音先是火花一样迸溅起来，然后滚珠一样到处飞散。有的，鸟雀一样落在我身上。我带着它们，在小镇里走来走去。
　　我坐在角落，粗衣布履，暗沉沉的，一声不吭，倒像是铺子里固有的一件器物，正合了这里一贯的况味，没人管我，我自由如入无人之境。我把自己交付出去，交给这片声音的丛林。
　　大壶，小壶。圆壶，方壶。六角壶，八角壶。铁锤，木锤。大锤，小锤。圆锤，方锤。扁锤，尖锤。长柄的，短柄的。粗柄的，细柄的。直柄的，弯柄的。大铁马，小铁马。粗铁马，细铁马。高铁马，矮铁马。圆铁马，方铁马。弓字形的，丁字形的，倒U形的。如昂首的骆驼的，如盛开的蘑菇的。更多的说不出来的形状。铁马插在桩上，壶垫在铁马上，锤子握在师傅手里。有人握住锤柄的末端，有人握中间，有人握柄口。有人把锤举过头顶，有人齐于眉梢，有人贴着鼻尖，有人低于下颌。表面的纷繁与杂乱恰恰呈现了事物内在的严谨与秩序。以前不觉得，现在，我突然强烈羡慕起我一直热爱的凡·高。如果此刻非要发生一件奇迹，我希望拥有一支无所不能的神笔，或不如干脆赋予我画家的本领，像凡·高、高更、米勒、莫奈、米开朗琪罗……随便谁。凡·高有一幅静物，梨子、葡萄、柠檬、苹果摆了一堆。他总爱涂厚厚的釉彩，虽然他的颜料、画笔、调色板、调色刀、调色油和松节油都是写信向弟弟提奥要的。“画画是我唯一愿意做的事。”大约在1881年12月18日，凡·高写信对弟弟说。梨子青里透着暖洋洋的红，金黄的柠檬有如滚了一层浓稠的蜂蜜，苹果在我看来仿佛柿子，葡萄则像一群刚刚安静下来的蜂。画面的背景是绚丽的金黄与钴蓝，一圈圈流畅的横纹，像是一个彩色的漩涡，似乎，这些水果随时都会被席卷而走。凡·高内心激荡，即使蔬果这般的静物，也被他画得跃动不安。我若是画家，我就描摹一组壶、锤子、铁马。我确信，它们只是散乱而随意地搁在那儿，各自闪着自己独有的光，什么都不做，就能让人着迷。凡·高还爱画与土豆有关的画，那是他所见生活的一部分。种土豆的人，刨土豆的人，吃土豆的人。他们无一不神色凝重。在凡·高的画里，我很少捕捉到喜悦。劳动中必定是有快乐的，但它们都去了哪里，在天上，在泥土里，还是在内心里？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凡·高不快乐。画画与写作一样，画谁，写谁，都不过是在反复呈现自己。《吃土豆的农民》那幅，朱红、巴黎蓝和拿波里黄三种颜色混合起来显示出深沉的暗灰色的背景，人物的脸则是土豆色，而且是没削皮的那种。米勒笔下的农民看起来好像是用他们耕种的土地画的，凡·高的也是。我要画打壶的人。我有自己的色谱。我会用褐色和铁灰色作背景，而把白留给银壶，让它们泛着神圣的初雪或满月的光。至于人物，专注是他们唯一的神情。而人物的脸色，我要与众不同，我要用颜料直接并且十分用力地画上去，不是真实的肤色，而是酡红、金铜、铬黄、粉紫，甚至可以是苦艾一样的绿色，海水一样的品蓝色，勿忘我一样的钴蓝色……这不奇怪，因为我画的，不是事物原本的样子，不是工匠本人，而是我感受到的工匠。我并不是某个场景的忠实记录者，我只忠于自己的内心。他们看起来极其不准确。我要用涂抹在画布上的类似谎言一般的偏差来表达我内心的确凿。随着时间的流逝，等颜料中原有的油挥发尽了，画布就只剩下奇妙的固态颜料的肌理。如此，我眼前的壶匠师傅们，他们的生命，就永远栖息在了我的画布上。他们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一团火，日后想念草海镇时，我就把画拿出来，去他们的灵魂里取暖。
　　每人跟前都有一堆工具。壶底，壶身，壶嘴，壶盖。壶身的上部，中部，下部。不同的部位，形状与弧度不同，对工具的要求就不同。有的地方只需敲打几下，也要换工具。一把壶敲下来，铁马和锤子更换几十次是最寻常的事。造就一把壶的，是匠者，但不是唯一。
　　捶打，敲击，敲击，捶打。一把壶，从一张纸一样的银片做成立体的壶的雏形，大约要捶敲三万下。这不是乱说的。我后来在天行家做壶时，我与对面的王华锋师傅一起，他敲我数。当然，我会用乘法。他一天就能敲一把壶。他天天敲。去掉年节，往少了算，就算他一年做了三百把壶，那么，他一年至少敲了九百万下。十年的话，就是九千万下，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了。一锤一颗星星，每个壶匠师傅，都钉了一天空的星星。捶，敲，两个铿锵有力的动词，让壶匠师傅们的动作简单利落到了极点。一锤落下，硬的铁与软的银碰撞的瞬间，浑圆如球的声音“腾”一下跃到半空。十几把锤，一锤领着一锤，一声紧跟一声，紧凑，繁密，整个铺子，满满当当的，全是声音的球。大锤对付大器，小锤对付小器。锤与壶彼此知悉。大锤敲击大壶，所发之声厚重饱满;小锤敲击小壶，所发之声薄轻细脆。大的小的厚的薄的球拥着，挤着，碰着，撞着，翻着，滚着。一锤结束，一层声音湮灭。再升起，再湮灭。锤起锤落间，层层飘落的声音，尘埃一样，落在埋头做活的人身上。银匠师傅们，一代代，就这样一点点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