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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初次见吴应炬是在厂传达室,那天好像是国庆节,吴应炬代一生病的同事值班。他身着蓝灰色的中式棉袄,端坐在传达室里。文学组同事姚忠礼正和他说着什么,他微笑着倾听,脸上挂着几近羞涩的笑。姚忠礼是《葫芦兄弟》的编剧,有才气,又热情,立即为我们作了介绍。我心里一阵激动。知道并喜欢吴应炬不是因为他一大串名衔,而是小时候对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记忆,小学里我们唱他编的歌曲,去黑龙江插队依然在列车里大唱《草原赞歌》,它给我们带来多少慰藉和憧憬!
初见吴应炬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当即站起来,高高的个子轻微一晃,右手顺势撑上椅背,定成一个略微倾斜的拘谨姿态。他还没开口,脸膛先红起来,普通话夹着广东腔,呜哩呜哩。他说得吃力,我也听得吃力。这真出乎意料,一个话也讲不清的内向之人怎么会创作出那样畅快的歌曲?
那段时间厂里作业务总结,大礼堂回放不少老片,我欢快极了。厂里的职工大多熟视无睹,坐在观众席上响亮地嗑着瓜子,甚至有人对银幕作枪击状,戏谑声不时响起。只有我被银幕的视听效果深深吸引,全身肌肉跟着跳,甚至笑出泪来。其实煞风景的不止我一个,后排也有人发出短促、痴情的笑声。我忍不住回头,只见吴应炬笑得像个憨厚的孩子。我好像遇到了同党,感到自己的笑声不那么突兀了,当然也感到一些意外,职场新人少阅历易失态,一个老作曲家怎么还保持着新鲜感?和他熟悉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沉浸在耳目并用的音乐世界中了。早在他二十多岁时,他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影院播放的美国音乐片《幻想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杜卡的《小巫师》等令他心醉神迷,尤其舒伯特的《圣母颂》,他竟闭着眼睛连听了五场,他是电影院唯一闭着眼睛看电影的观众。
在补看了大量美术片后,我对他的爱戴更深了。尤其是《大闹天宫》上下集,使我整个人沉浸在壮阔嘹亮的乐声中,唢呐、笛子、扬琴、琵琶、板胡、高胡、小三弦、圆号、大管、木琴、广东大鼓、大镲,好家伙!几乎所有的民族乐器全上场了。当时我不但眼识与耳根通用,连意识也发挥了作用,好像看到音符们忽隐忽现,以光和色彩的变化组成了看得见的节奏。这种京剧配乐的浓烈民族特色和戏曲风格,令我兴奋得几乎手舞足蹈。我发现《大闹天宫》的音乐和美术一样,竟然也具装饰性,像独具中国特色的年画,真正的国粹了。是的,我在这种充满色彩的音声中进一步认识了吴应炬。
后来发现,吴应炬善用民乐,却不陈旧,比如《牧笛》的浓烈江南风格,还借用了西洋音乐的某些表现技巧;比如自然音响,那摹拟的瀑布,时沉时浅、千变万化,初始虚云缥缈、轻纱笼罩,继而阳光明媚、万物苏醒。笛声变化,旋律和谐。全片没有一句台词,全部依赖配乐,梦境世界在心灵的牵引下生发出动听的音乐,不仅仅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眷念之情,也让人在淡泊而又深远的意境中感受到一些哲思。难怪美国音乐评论家斯通女士称《牧笛》是她在中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连喜爱音乐的西哈努克亲王听后也流泪,说这完全是天上的曲子。艺术无国界,《牧笛》在世界童话大王安徒生的故乡荣获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动画片获得的最高奖项,老吴给《牧笛》装上了音乐的翅膀,飞向了灿烂的高空。
其实获奖的不仅仅是《牧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天书奇谭》《一幅僮锦》《火童》《猴子捞月》《葫芦兄弟》等十九部由他作曲的美术片也先后荣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
吴应炬不但在美术片的配乐上卓有成效,还创作了《大李、小李和老李》《断肢再植》《大有作为》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的配乐。同时,他还创作了声乐套曲《侨声曲》,由冰夫、姚忠禮作词,朱逢博演唱并录制了磁带,出版了歌集;另有《祖国恋歌》《云岭行》《心灵在呼唤》《红河散曲》声乐套曲以及《夏天在青岛》《小熊组曲》等管弦曲。在他退休前六七年,也就是1979年开始,老吴致力于美术片配乐的电子音乐化。可我不知道,也不懂。有一年去他家,看到多了台电子琴,他女儿小燕正在那里乱拨弄,说这是她爸爸新买的。原先那台铺着绣花布的钢琴此刻靠着墙壁,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好像提前退休了,没想到接班的竟然是简单得像玩具一样的电子琴。我有些诧异,我娘家一位总在追求时尚的邻居也在玩这个东西,只是看上去更简陋一些,怎么老吴和这类老阿姨的爱好一样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这种新乐器的标准称呼是电子合成器。那个时期,上海著名的音乐家屠巴海等人受欧美音乐家来中国演出合成器的影响,开始了对合成器的钻研。吴应炬创作的《人参果》以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音乐演奏展现了合成器的魅力。屠巴海先生的合成器演奏也受到广泛的赞扬。这位同为中国一级作曲家、中国轻音乐泰斗的屠巴海发自内心地赞叹同行吴应炬,说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具有超级丰富的想像力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他没有虚夸,创作期间,吴应炬的眼白经常是红的,一个音色,往往试验了一百种声音才最后选出来。吴应炬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电音的先驱。
我和吴应炬很快混熟了,没接触几次,就直呼他老吴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总是含着谦下的笑。他的音乐大多来自中国民间,很容易让人潜意识地视他为民间艺人。有人说他木讷,有人说他懦弱,有人说他老实,反正是不强壮不强劲不强悍的。只有他的楼下邻居周老师称老吴为“谦谦君子”。其实老吴生前与她过往甚少,她只是凭着感受到的点滴得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但我自己另有一番感受,也只是一种直感,觉得他的性情像他的人,站立时是弯曲的,几个极小的弯,弯得令人感动甚至心痛,那站姿不是什么骨病引起的僵涩,而是一种本能为人着想的随顺反应,如同一种柔韧的材料,以一种弹性的方式融入千奇百怪的世态之中。其实老吴是矫健的,灵活的,一起在四楼平台上跑步,我跑不过他,持久力同样不如他,他可是父辈的岁数啊。
我在美影厂工作了八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老吴。我们文学组在三楼,四楼是音乐组。姚忠礼和音乐组很熟,受他影响,一有空我就往四楼跑。不知道那个四楼是不是后来搭出来的,只记得三楼到四楼的楼梯是从室外走的,一架简陋的铁皮楼梯,台阶没有侧立面,是透亮悬空的,那感觉就像登云梯。最初上去我本能地紧张,右手紧握着铁扶手,脚落地很轻,生怕用力会把楼梯踩塌,可不知为什么,再轻的脚步都会发出“咚咚咚”的声响,时间长了,不害怕了,有时故意重重地往上跑,自我欣赏着“咚咚咚”的声音,这种新鲜感有增无减,这一生好像就没走过如此令人爽快的楼梯,因为老吴在上面。 音乐组有四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一架钢琴。办公室在四楼占了三分之一的地盘,还有三分之二是个大大的露台,露台的三分之一又给了鸽子棚,剩下的三分之一空地成了音乐组放风的场所,他们在这个露台上跑步或者做操。我们和老吴也常靠在围墙上聊天。那时候不但年轻人喜欢和他交往,一些老编辑也不例外,比如诗人冰夫也是他的座上客。他给我们放滋滋啦啦质量欠佳的唱片,教我们十个指头弹琴,还从瓶瓶罐罐里掏出些酸酸甜甜的东西给我们解馋,于是我们更加长不大。我还记得姚忠礼班门弄斧地对老吴大谈和弦、音阶,老吴几近谦恭地微笑着,如同学生聆听师训。而我为他试唱小狗小猫的歌曲,也不断地得到他的赞扬,我由此信心大增,还真以为自己是一副金嗓子。
老吴对我进行了音乐启蒙教育,在这之前,我对于外国歌曲所知甚少,除了小时候学过的几首儿歌外,所熟悉的就只有样板戏了。老吴让我听到了那么多奇妙的歌曲,令我耳根洞开。他弹给我听那些歌曲,并耐心地一句句教我。八年里,我从他那里不知学了多少外国歌,如《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多年以前》《啊,不,约翰》《鸽子》《重归苏莲托》《老黑奴》《魔王》《苏丽珂》等。我跑四楼其实没有规律,想起来就往上走,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一进他的办公室我就无心无肺地说,“老吴,今天教我什么歌啊?”他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连犹豫的神态也没有,他会马上停下手头的活,坐到钢琴前,略想一想,然后弹出几句,问喜欢吗?没有我不喜欢的,那些歌都充满了魅力,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姚忠礼也曾经说过,说老吴对他很溺爱,像宠一个儿子一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对小辈太好,好到有求必应,无论事大事小,常让诸如我这样的小辈忘乎所以。记得有一次,我正兴味盎然地唱着,作曲组另一成员探进头来,戏谑地说,“老吴,又收了一个徒弟啊?”作为作曲组组长的老吴只是嘿嘿一笑,没有应答。我生怕老吴受人议论不再教我,结果老吴依然没有放弃这种随意的教学方式。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作曲组的其他成员也像老吴一样,在创作了新歌后,为了听取效果叫我上去试唱,他们说我的歌喉具有童声的音质。我受宠若惊,也更加感谢老吴,每次都卖力地放声大唱。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发声,老吴对我也没这方面的要求。不像上海作协为了春节联欢会上的节目,特地请来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教我们唱歌,如果时光倒退,我用学到的那一丁点发声技巧去唱动画片的歌,恐怕都找不到什么感觉了,那时候我凭的只是真切的感情。
老吴不但教我唱外国经典名曲,也教唱了不少中外儿童歌曲,其中三首我特别喜欢,它们是《难忘的童年》《我乘上小马车》《太阳照耀着金色的沙滩》,歌词朴素天真,曲调抒情,带有西洋情调,唱的时候我会忘乎所以,心情既辽阔又微醺。只是那首《我乘上小马车》我总是找不准感觉,那句欢快的“在这里找不到悲伤”的歌词,我总是唱出了相反的味道,尤其是“悲伤”两字,完完全全地体现着它们本有的情绪,怎么改也改不过来。现在想来,这关乎作曲的专业技巧问题,也许老吴的潜意识也起了作用?他出身在富商家庭,童年生活并不快乐,如同他后来家庭生活的波折,有精神障碍的病妻给他带来深深的痛苦和压力。那种挥之不去的经历所造成的心灵阴影,即便是一个再善良再内敛的人,也会无意中泄露的。
我一直以為这几首儿歌和《牧童》《母亲教我的歌》《摇篮曲》一样都是外国歌曲,直到2020年6月的一天,我在网上观看了1958年出品的木偶片《金发和银发》,才知道这部取材于西方国家荒谬故事的作曲正是老吴。我在心里惊呼一声,天哪!我怎么这样糊涂!难怪这些歌曲那样别致深情,那时候老吴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他的作品呢?也许他觉得我喜欢就够了,没必要强调自己的成绩?
老吴对人之好是公认的。病妻钟阿姨在世时,脾性暴烈古怪,老吴是真正的逆来顺受,从不对她凶声恶气,实在憋得要崩溃了,就工作很晚才回家,或者干脆睡在厂里,厂里值夜班的人都知道,音乐组晚上的灯总是一夜一夜地亮着,他睡不着,就用来作曲。画家金柏松那时候在三楼工作,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吴妻子年轻时一张照片,照片有些发黄,短发的她穿着旗袍。第二天他上楼去对老吴讲,老吴笑笑,拉开抽屉,金柏松惊讶地发现最底层果然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正是金柏松梦见的穿着旗袍的吴太太。对于做梦者来说,只是觉得太神奇了。至于老吴的心理状态外人只有猜测了,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经无法与太太过下去了,连女儿小燕都对我说爸爸可怜,可他却在办公室珍藏着太太年轻时的照片,可见他是个多么珍惜过往的温良者。大家只看到他把单位当家,没看到这背后的无奈和痛苦,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态度受到一致的赞叹,先后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上海电影局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文教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全国侨务先进工作者等等。最初我有不恭的想法,认为这是钟阿姨无意间的促成,逼迫也会变为动力。我忽略了根本的一点,其实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他从来对己认真、对人宽容。他对孩子也好,从来不强迫他们学钢琴或外语,他只是为了帮瘦弱的女儿从三班倒调到常日班,才笨拙地去厂里说情,结果也是无用。那时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放任和溺爱,却没看到他获得了儿女发自内心的爱戴和亲热。一直记得小燕曾经对我说过的生活细节,坐饭桌上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吃饭,不能挑食,吃得好他会奖励他们故事,到了晚上他一定兑现,但那是鬼故事,而且老吴会把灯关了,让他们体验黑暗中的恐惧。现在小燕头发花白了,对我说起她父亲,依然是小孩子的亲昵口吻。他对我同样好,为了帮助我结束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局面,他主动带我跑上海电影局甚至厂长特伟家,虽然最后没起作用,但他的心意让我非常感动。他对一切人好,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施予自己的关怀,从不索取回报。他同样善待自己,累了乏了,他会犒劳自己小点心,橄榄、糖果、饼干等,每次品尝,他都频频点头,发自内心地说,好吃,真好吃。一旦他觉得尝到了妙好的滋味,就会和家人朋友分享,我不知吃了他多少美味小点,几乎有了看见他口中就会生津的条件反射。他对这个世间如同一个天真的孩子,喜欢自制玩具送人,也能感恩地接受礼物,摔跤了爬起来再投入游戏。 老吴带病长寿绝对是好人好报。1991年底,他因病住进徐汇区中心医院,他在病房里和病友们一起聊病,聊得兴起,便主笔了一首歌,名为《糖尿病吟》,歌词是:“一加,二加,三四加,千变万化,阴性,阳性,捉摸不定,阴盛阳衰,我的妈呀。听医生的话,掌握变化,阴阳协调,祝君健康,安度年华。啦啦啦啦,哈哈哈哈。”他偷偷溜回家,用电子琴演奏了这首歌,并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他又提着录音机回到病房,结果一房间的病号在电子琴的伴奏下有模有样地进行了大合唱,引得其他病房的病人拥来观看,医护人员连连摇头,说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后来老吴手抄了这首歌送我。我发现,在这张纸的背面有另一首歌《梦——为什么》,作曲还是老吴,但作词却是朱姓,这首歌与前一首的嘻嘻哈哈相反,有些忧伤。我不知道这首歌出自什么心境,没准只是受人所托帮着作曲也不一定。我能知晓的是音乐对他的不可缺,就是生病住院也不能将他阻止。
毛毛是離老吴最近的人,她看得很清楚,最后几年,老吴是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了。即使语言功能衰退,脸上表情也失了生动,但凡提到他的曲子,他张口就哼,一句也不会遗忘。我也亲眼见过,当老吴躺在病床上时,毛毛俯身哼唱几句,然后考他这是什么歌什么曲,前面还表情呆滞的老吴眼神马上灵活起来,脸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他创作过百余部曲子,从来不会混淆记错,对这个现象只能用艺术根植于灵魂来解释了。
开追悼会那天,来的人很多,老吴平静地卧在鲜花丛中。大厅里回荡着《草原赞歌》,听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我的内心也激荡起来。最初对老吴的爱戴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全中国有多少孩子用清澈的嗓音唱过这首歌呀?现在送别老吴,还是这首歌,让我觉得有些悲伤,同时感到结识老吴是件非常圆满的事情。
老吴不在了,怕毛毛太伤心,我请她来松江散心,我大妹开车,我和妈妈陪着她在松江城兜着玩,晚上我们睡在各自的小床上,像过去一样闲聊着,我们甚至没怎么多谈老吴,好像他还在家里一样。我越发感到老吴找到毛毛是一种幸福,她没有大起大落的激烈情绪,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悲痛欲绝,她放下了给老吴织到一半的毛线衣,沉着地整理老吴的遗稿,生活节奏与老吴在世时一样。但她的话却透着深深的感情,她说老吴走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陪伴,没有任何事可以弥补我余生的这个空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老吴走了十二年了。毛毛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链接,题目是“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打卡”,副标题是“寻找记忆中的乐趣童年”。原来这是老吴家乡的文化馆在“侨乡博物馆”搞的吴应炬动画音乐主题展。
我多么想去参观这个音乐展啊,可惜杂事缠身无法走开。我想捐一张老吴作曲、我作词、朱逢博演唱的唱片过去,却一时找不到了。但我由此记起当年,老吴带我去徐家汇衡山路上海唱片厂,在底楼我见识了那个灌制唱片的录音棚,我想像着当年聂耳、冼星海、梅兰芳等名家如何在这里录制唱片,心里充满了对老吴的感激,他让我开了眼。可是老吴没有察觉我心里的变化,他和这个人打招呼,和那个人讲话,身姿依然那样谦恭地曲几个小弯,还时不时地脸红,好像自己不是作曲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见了名家……
现在,这个旧址成为徐家汇绿地公园里的一家法式餐厅,据说每天只接待十个客人,而且需要预约。于我而言,它就是一幢陌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洋房了。当我重新走进这块绿地公园,在几百米的观景天桥上,我踩出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像来自作曲组的那架铁皮楼梯,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我又听见了过去的乐音。那是我平生最轻快的八年,几乎每天都在歌唱,我只要一想起便进入这个闪着星星之光的时间段。在这里找不到悲伤。
初见吴应炬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当即站起来,高高的个子轻微一晃,右手顺势撑上椅背,定成一个略微倾斜的拘谨姿态。他还没开口,脸膛先红起来,普通话夹着广东腔,呜哩呜哩。他说得吃力,我也听得吃力。这真出乎意料,一个话也讲不清的内向之人怎么会创作出那样畅快的歌曲?
那段时间厂里作业务总结,大礼堂回放不少老片,我欢快极了。厂里的职工大多熟视无睹,坐在观众席上响亮地嗑着瓜子,甚至有人对银幕作枪击状,戏谑声不时响起。只有我被银幕的视听效果深深吸引,全身肌肉跟着跳,甚至笑出泪来。其实煞风景的不止我一个,后排也有人发出短促、痴情的笑声。我忍不住回头,只见吴应炬笑得像个憨厚的孩子。我好像遇到了同党,感到自己的笑声不那么突兀了,当然也感到一些意外,职场新人少阅历易失态,一个老作曲家怎么还保持着新鲜感?和他熟悉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沉浸在耳目并用的音乐世界中了。早在他二十多岁时,他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影院播放的美国音乐片《幻想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杜卡的《小巫师》等令他心醉神迷,尤其舒伯特的《圣母颂》,他竟闭着眼睛连听了五场,他是电影院唯一闭着眼睛看电影的观众。
在补看了大量美术片后,我对他的爱戴更深了。尤其是《大闹天宫》上下集,使我整个人沉浸在壮阔嘹亮的乐声中,唢呐、笛子、扬琴、琵琶、板胡、高胡、小三弦、圆号、大管、木琴、广东大鼓、大镲,好家伙!几乎所有的民族乐器全上场了。当时我不但眼识与耳根通用,连意识也发挥了作用,好像看到音符们忽隐忽现,以光和色彩的变化组成了看得见的节奏。这种京剧配乐的浓烈民族特色和戏曲风格,令我兴奋得几乎手舞足蹈。我发现《大闹天宫》的音乐和美术一样,竟然也具装饰性,像独具中国特色的年画,真正的国粹了。是的,我在这种充满色彩的音声中进一步认识了吴应炬。
后来发现,吴应炬善用民乐,却不陈旧,比如《牧笛》的浓烈江南风格,还借用了西洋音乐的某些表现技巧;比如自然音响,那摹拟的瀑布,时沉时浅、千变万化,初始虚云缥缈、轻纱笼罩,继而阳光明媚、万物苏醒。笛声变化,旋律和谐。全片没有一句台词,全部依赖配乐,梦境世界在心灵的牵引下生发出动听的音乐,不仅仅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眷念之情,也让人在淡泊而又深远的意境中感受到一些哲思。难怪美国音乐评论家斯通女士称《牧笛》是她在中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连喜爱音乐的西哈努克亲王听后也流泪,说这完全是天上的曲子。艺术无国界,《牧笛》在世界童话大王安徒生的故乡荣获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动画片获得的最高奖项,老吴给《牧笛》装上了音乐的翅膀,飞向了灿烂的高空。
其实获奖的不仅仅是《牧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天书奇谭》《一幅僮锦》《火童》《猴子捞月》《葫芦兄弟》等十九部由他作曲的美术片也先后荣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
吴应炬不但在美术片的配乐上卓有成效,还创作了《大李、小李和老李》《断肢再植》《大有作为》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的配乐。同时,他还创作了声乐套曲《侨声曲》,由冰夫、姚忠禮作词,朱逢博演唱并录制了磁带,出版了歌集;另有《祖国恋歌》《云岭行》《心灵在呼唤》《红河散曲》声乐套曲以及《夏天在青岛》《小熊组曲》等管弦曲。在他退休前六七年,也就是1979年开始,老吴致力于美术片配乐的电子音乐化。可我不知道,也不懂。有一年去他家,看到多了台电子琴,他女儿小燕正在那里乱拨弄,说这是她爸爸新买的。原先那台铺着绣花布的钢琴此刻靠着墙壁,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好像提前退休了,没想到接班的竟然是简单得像玩具一样的电子琴。我有些诧异,我娘家一位总在追求时尚的邻居也在玩这个东西,只是看上去更简陋一些,怎么老吴和这类老阿姨的爱好一样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这种新乐器的标准称呼是电子合成器。那个时期,上海著名的音乐家屠巴海等人受欧美音乐家来中国演出合成器的影响,开始了对合成器的钻研。吴应炬创作的《人参果》以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音乐演奏展现了合成器的魅力。屠巴海先生的合成器演奏也受到广泛的赞扬。这位同为中国一级作曲家、中国轻音乐泰斗的屠巴海发自内心地赞叹同行吴应炬,说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具有超级丰富的想像力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他没有虚夸,创作期间,吴应炬的眼白经常是红的,一个音色,往往试验了一百种声音才最后选出来。吴应炬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电音的先驱。
我和吴应炬很快混熟了,没接触几次,就直呼他老吴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总是含着谦下的笑。他的音乐大多来自中国民间,很容易让人潜意识地视他为民间艺人。有人说他木讷,有人说他懦弱,有人说他老实,反正是不强壮不强劲不强悍的。只有他的楼下邻居周老师称老吴为“谦谦君子”。其实老吴生前与她过往甚少,她只是凭着感受到的点滴得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但我自己另有一番感受,也只是一种直感,觉得他的性情像他的人,站立时是弯曲的,几个极小的弯,弯得令人感动甚至心痛,那站姿不是什么骨病引起的僵涩,而是一种本能为人着想的随顺反应,如同一种柔韧的材料,以一种弹性的方式融入千奇百怪的世态之中。其实老吴是矫健的,灵活的,一起在四楼平台上跑步,我跑不过他,持久力同样不如他,他可是父辈的岁数啊。
我在美影厂工作了八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老吴。我们文学组在三楼,四楼是音乐组。姚忠礼和音乐组很熟,受他影响,一有空我就往四楼跑。不知道那个四楼是不是后来搭出来的,只记得三楼到四楼的楼梯是从室外走的,一架简陋的铁皮楼梯,台阶没有侧立面,是透亮悬空的,那感觉就像登云梯。最初上去我本能地紧张,右手紧握着铁扶手,脚落地很轻,生怕用力会把楼梯踩塌,可不知为什么,再轻的脚步都会发出“咚咚咚”的声响,时间长了,不害怕了,有时故意重重地往上跑,自我欣赏着“咚咚咚”的声音,这种新鲜感有增无减,这一生好像就没走过如此令人爽快的楼梯,因为老吴在上面。 音乐组有四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一架钢琴。办公室在四楼占了三分之一的地盘,还有三分之二是个大大的露台,露台的三分之一又给了鸽子棚,剩下的三分之一空地成了音乐组放风的场所,他们在这个露台上跑步或者做操。我们和老吴也常靠在围墙上聊天。那时候不但年轻人喜欢和他交往,一些老编辑也不例外,比如诗人冰夫也是他的座上客。他给我们放滋滋啦啦质量欠佳的唱片,教我们十个指头弹琴,还从瓶瓶罐罐里掏出些酸酸甜甜的东西给我们解馋,于是我们更加长不大。我还记得姚忠礼班门弄斧地对老吴大谈和弦、音阶,老吴几近谦恭地微笑着,如同学生聆听师训。而我为他试唱小狗小猫的歌曲,也不断地得到他的赞扬,我由此信心大增,还真以为自己是一副金嗓子。
老吴对我进行了音乐启蒙教育,在这之前,我对于外国歌曲所知甚少,除了小时候学过的几首儿歌外,所熟悉的就只有样板戏了。老吴让我听到了那么多奇妙的歌曲,令我耳根洞开。他弹给我听那些歌曲,并耐心地一句句教我。八年里,我从他那里不知学了多少外国歌,如《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多年以前》《啊,不,约翰》《鸽子》《重归苏莲托》《老黑奴》《魔王》《苏丽珂》等。我跑四楼其实没有规律,想起来就往上走,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一进他的办公室我就无心无肺地说,“老吴,今天教我什么歌啊?”他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连犹豫的神态也没有,他会马上停下手头的活,坐到钢琴前,略想一想,然后弹出几句,问喜欢吗?没有我不喜欢的,那些歌都充满了魅力,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姚忠礼也曾经说过,说老吴对他很溺爱,像宠一个儿子一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对小辈太好,好到有求必应,无论事大事小,常让诸如我这样的小辈忘乎所以。记得有一次,我正兴味盎然地唱着,作曲组另一成员探进头来,戏谑地说,“老吴,又收了一个徒弟啊?”作为作曲组组长的老吴只是嘿嘿一笑,没有应答。我生怕老吴受人议论不再教我,结果老吴依然没有放弃这种随意的教学方式。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作曲组的其他成员也像老吴一样,在创作了新歌后,为了听取效果叫我上去试唱,他们说我的歌喉具有童声的音质。我受宠若惊,也更加感谢老吴,每次都卖力地放声大唱。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发声,老吴对我也没这方面的要求。不像上海作协为了春节联欢会上的节目,特地请来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教我们唱歌,如果时光倒退,我用学到的那一丁点发声技巧去唱动画片的歌,恐怕都找不到什么感觉了,那时候我凭的只是真切的感情。
老吴不但教我唱外国经典名曲,也教唱了不少中外儿童歌曲,其中三首我特别喜欢,它们是《难忘的童年》《我乘上小马车》《太阳照耀着金色的沙滩》,歌词朴素天真,曲调抒情,带有西洋情调,唱的时候我会忘乎所以,心情既辽阔又微醺。只是那首《我乘上小马车》我总是找不准感觉,那句欢快的“在这里找不到悲伤”的歌词,我总是唱出了相反的味道,尤其是“悲伤”两字,完完全全地体现着它们本有的情绪,怎么改也改不过来。现在想来,这关乎作曲的专业技巧问题,也许老吴的潜意识也起了作用?他出身在富商家庭,童年生活并不快乐,如同他后来家庭生活的波折,有精神障碍的病妻给他带来深深的痛苦和压力。那种挥之不去的经历所造成的心灵阴影,即便是一个再善良再内敛的人,也会无意中泄露的。
我一直以為这几首儿歌和《牧童》《母亲教我的歌》《摇篮曲》一样都是外国歌曲,直到2020年6月的一天,我在网上观看了1958年出品的木偶片《金发和银发》,才知道这部取材于西方国家荒谬故事的作曲正是老吴。我在心里惊呼一声,天哪!我怎么这样糊涂!难怪这些歌曲那样别致深情,那时候老吴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他的作品呢?也许他觉得我喜欢就够了,没必要强调自己的成绩?
老吴对人之好是公认的。病妻钟阿姨在世时,脾性暴烈古怪,老吴是真正的逆来顺受,从不对她凶声恶气,实在憋得要崩溃了,就工作很晚才回家,或者干脆睡在厂里,厂里值夜班的人都知道,音乐组晚上的灯总是一夜一夜地亮着,他睡不着,就用来作曲。画家金柏松那时候在三楼工作,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吴妻子年轻时一张照片,照片有些发黄,短发的她穿着旗袍。第二天他上楼去对老吴讲,老吴笑笑,拉开抽屉,金柏松惊讶地发现最底层果然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正是金柏松梦见的穿着旗袍的吴太太。对于做梦者来说,只是觉得太神奇了。至于老吴的心理状态外人只有猜测了,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经无法与太太过下去了,连女儿小燕都对我说爸爸可怜,可他却在办公室珍藏着太太年轻时的照片,可见他是个多么珍惜过往的温良者。大家只看到他把单位当家,没看到这背后的无奈和痛苦,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态度受到一致的赞叹,先后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上海电影局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文教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全国侨务先进工作者等等。最初我有不恭的想法,认为这是钟阿姨无意间的促成,逼迫也会变为动力。我忽略了根本的一点,其实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他从来对己认真、对人宽容。他对孩子也好,从来不强迫他们学钢琴或外语,他只是为了帮瘦弱的女儿从三班倒调到常日班,才笨拙地去厂里说情,结果也是无用。那时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放任和溺爱,却没看到他获得了儿女发自内心的爱戴和亲热。一直记得小燕曾经对我说过的生活细节,坐饭桌上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吃饭,不能挑食,吃得好他会奖励他们故事,到了晚上他一定兑现,但那是鬼故事,而且老吴会把灯关了,让他们体验黑暗中的恐惧。现在小燕头发花白了,对我说起她父亲,依然是小孩子的亲昵口吻。他对我同样好,为了帮助我结束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局面,他主动带我跑上海电影局甚至厂长特伟家,虽然最后没起作用,但他的心意让我非常感动。他对一切人好,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施予自己的关怀,从不索取回报。他同样善待自己,累了乏了,他会犒劳自己小点心,橄榄、糖果、饼干等,每次品尝,他都频频点头,发自内心地说,好吃,真好吃。一旦他觉得尝到了妙好的滋味,就会和家人朋友分享,我不知吃了他多少美味小点,几乎有了看见他口中就会生津的条件反射。他对这个世间如同一个天真的孩子,喜欢自制玩具送人,也能感恩地接受礼物,摔跤了爬起来再投入游戏。 老吴带病长寿绝对是好人好报。1991年底,他因病住进徐汇区中心医院,他在病房里和病友们一起聊病,聊得兴起,便主笔了一首歌,名为《糖尿病吟》,歌词是:“一加,二加,三四加,千变万化,阴性,阳性,捉摸不定,阴盛阳衰,我的妈呀。听医生的话,掌握变化,阴阳协调,祝君健康,安度年华。啦啦啦啦,哈哈哈哈。”他偷偷溜回家,用电子琴演奏了这首歌,并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他又提着录音机回到病房,结果一房间的病号在电子琴的伴奏下有模有样地进行了大合唱,引得其他病房的病人拥来观看,医护人员连连摇头,说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后来老吴手抄了这首歌送我。我发现,在这张纸的背面有另一首歌《梦——为什么》,作曲还是老吴,但作词却是朱姓,这首歌与前一首的嘻嘻哈哈相反,有些忧伤。我不知道这首歌出自什么心境,没准只是受人所托帮着作曲也不一定。我能知晓的是音乐对他的不可缺,就是生病住院也不能将他阻止。
毛毛是離老吴最近的人,她看得很清楚,最后几年,老吴是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了。即使语言功能衰退,脸上表情也失了生动,但凡提到他的曲子,他张口就哼,一句也不会遗忘。我也亲眼见过,当老吴躺在病床上时,毛毛俯身哼唱几句,然后考他这是什么歌什么曲,前面还表情呆滞的老吴眼神马上灵活起来,脸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他创作过百余部曲子,从来不会混淆记错,对这个现象只能用艺术根植于灵魂来解释了。
开追悼会那天,来的人很多,老吴平静地卧在鲜花丛中。大厅里回荡着《草原赞歌》,听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我的内心也激荡起来。最初对老吴的爱戴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全中国有多少孩子用清澈的嗓音唱过这首歌呀?现在送别老吴,还是这首歌,让我觉得有些悲伤,同时感到结识老吴是件非常圆满的事情。
老吴不在了,怕毛毛太伤心,我请她来松江散心,我大妹开车,我和妈妈陪着她在松江城兜着玩,晚上我们睡在各自的小床上,像过去一样闲聊着,我们甚至没怎么多谈老吴,好像他还在家里一样。我越发感到老吴找到毛毛是一种幸福,她没有大起大落的激烈情绪,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悲痛欲绝,她放下了给老吴织到一半的毛线衣,沉着地整理老吴的遗稿,生活节奏与老吴在世时一样。但她的话却透着深深的感情,她说老吴走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陪伴,没有任何事可以弥补我余生的这个空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老吴走了十二年了。毛毛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链接,题目是“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打卡”,副标题是“寻找记忆中的乐趣童年”。原来这是老吴家乡的文化馆在“侨乡博物馆”搞的吴应炬动画音乐主题展。
我多么想去参观这个音乐展啊,可惜杂事缠身无法走开。我想捐一张老吴作曲、我作词、朱逢博演唱的唱片过去,却一时找不到了。但我由此记起当年,老吴带我去徐家汇衡山路上海唱片厂,在底楼我见识了那个灌制唱片的录音棚,我想像着当年聂耳、冼星海、梅兰芳等名家如何在这里录制唱片,心里充满了对老吴的感激,他让我开了眼。可是老吴没有察觉我心里的变化,他和这个人打招呼,和那个人讲话,身姿依然那样谦恭地曲几个小弯,还时不时地脸红,好像自己不是作曲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见了名家……
现在,这个旧址成为徐家汇绿地公园里的一家法式餐厅,据说每天只接待十个客人,而且需要预约。于我而言,它就是一幢陌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洋房了。当我重新走进这块绿地公园,在几百米的观景天桥上,我踩出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像来自作曲组的那架铁皮楼梯,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我又听见了过去的乐音。那是我平生最轻快的八年,几乎每天都在歌唱,我只要一想起便进入这个闪着星星之光的时间段。在这里找不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