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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韦布克·普尔思都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在小学的合影上,她要比同学们高出一个头,而且她当时每年都要长10~13厘米。在她9岁时,很多人都以为她已经16岁了。不久她就开始化妆,悄悄抽烟,和男生调情。“我感觉别人眼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完全不同,因为身高太高的我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如今44岁的她说。
身高1.85米的韦布克·普尔思优雅、幽默而直率,站在她旁边的人不自觉中就会挺直脊背。普尔思做了20多年演员。“我的身高一直都是个话题。”她说。曾经,那些执着地询问她有多高的人令她十分痛苦。“也不会有人问奥特弗莱德·费舍尔(编者注:德国演员,体型肥胖)有多重啊。”她说。如今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约250万人和普尔思有着相同的命运:德国男人的平均身高为1.8米,女人为1.66米。一般认为,高于1.92米的男人和高于1.8米的女人就是“高个子”。他们大多数有个子很高的父母,同时也更倾向于寻找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伴侣,“高个子”基因常常就这样遗传给后代。
高个儿不是疾病,但是高个子面临的烦恼不禁让孩子父母开始思考:如果孩子从小就身高飙长,父母需要做点什么吗?需要通过药物来阻止这种发育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何时进行干预?
如今的德国人比100年前平均要高约13厘米,原因在于蛋白丰富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平均身高的增长已经停滞了。在世界身高排行榜上,德国人以少数几厘米之差位居荷兰人、丹麦人和拉脱维亚人之后。
研究证明,个子高会为男人带来多方面的优势。至少对于身高不到1.91厘米的男人来说,身高每增加一厘米都意味着收入更多:德国经济研究所发现,身高每增加10厘米意味着年收入要高约2000欧元。在高销售额企业的经理中,约90%的身高都高于平均水平。高个子男人比矮个子男人的性伴侣数平均要多1~3个。
与此相反,对于高个子女人来说,这些优势要少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1.8米的身高可能对她的形象和执行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韦布克·普尔思则不得不在舞台上忍受这样的评价:“你很有天赋,但是以你这样的身高要在剧院演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那个女人还被困在灶台之后,不得不将婚姻视为职业目标的时代,医学中第一次应用了激素来阻碍人的生长发育。在不久后出现的第一次研究中,研究者们仔细探究了限制“太高的女孩”生长发育的方法。在德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各医院都还在不同程度地为“太高的孩子”开具激素类药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药物让青春期提前到来,使得骺板更早闭合,处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就会变得更矮。男孩服用几个月高剂量的睾酮,女孩则服用两年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些治疗原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它们如今引发的争议要比以往大得多,因为医学界对其副作用了解更多了:比如有两项研究表明,比起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高个子女人,接受此种治疗的女性将来更难怀孕,会更頻繁出入生殖医学中心。“激素治疗会对男性精子质量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德国儿童内分泌学和糖尿病学协会主席约阿其姆·伍尔夫勒说。这些病人将来必须去医院复诊。“这样也可以观察到,激素治疗是否可能使患上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升高。”
专家们越来越频繁地建议手术解决这个问题,即所谓的“骨骺固定术”,术后膝关节附近的骺板就会停止生长。医学研究评判这种方法“安全、有效、副作用小”,但是只有经验丰富的儿童矫形外科医生才能作此手术。“这种方法隐藏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术后双腿不等长或身体比例失调。”已成功应用该手术两年多的明斯特大学医院医生伯恩·福格特说。
儿科医生很少推荐激素疗法不仅仅是基于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因为如今的社会对多样性和个性更加包容了。
“不管我是怎样的,我的父母一直都很爱我。”大学生丽雅·霍夫曼说,“在我意识到自己太高而且还会继续长高时,已经错过了应用激素疗法的最佳时间。有几年时间,我对父母很不满,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现在,丽雅身高1.93米,穿44码的鞋,她的妹妹诺拉身高1.85米。少女时期,两姐妹都想尽可能保持低调,总是穿灰色的衣服,拍照时总是弯曲膝盖,以免显得比其他人高太多。“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很突出,毕竟我们有些特殊。”丽雅·霍夫曼说。
目前,德国儿童内分泌学和糖尿病学协会只会在患者及其家长明确提出时才会推荐手术治疗,而且必须是男孩高于2.02米、女孩高于1.85米时。女孩最晚应在10~11岁之间去看第一次专业的内分泌门诊,男孩则在11~12岁之间。“如果患者急切地希望得到治疗,我们就会谈论所有治疗的可能性,并弄清究竟是谁因个子太高而痛苦——是这个孩子,还是他的父母。”柏林夏利特医院儿童内分泌科医生迪尔科·施纳贝尔说,“但是如果高个子的父母希望能让他们女儿的身高生长停止在1.8米,以便她可以继续待在奥运的骑术阵营中,那他们就不该找我。如果没有造成重大精神负担或其他医学指征,就不该对完好的人体内分泌体系进行干预。” 五年前,十岁的乔伊第一次来到迪尔科·施纳贝尔的诊室。她的母亲身高1.88米,父亲身高2.1米。乔伊也已经比德国十岁女孩的平均身高高出了23厘米——她1.67米了。“我当然已经习惯了我总是最高的那个。”她说,“尽管如此,当那些早就知道我的父母也很高的人一再问起这件事时,我还是会感到很烦心。”
乔伊和她的母亲每隔两年都会来看内分泌科医生施纳贝尔。他会根据她手部的X光照片和比照表来预测她的“最终身高”。目前的预测值是1.93米。但是她实际的身高会随着年龄和生长发育偏离预测值数厘米。不久,乔伊会和她的父母一起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对女儿负有责任,想让她的生活变得容易些。”她的母亲说。比如,在买衣服的时候。“如果真如预测所言,我们可能会对她的生长进行干预。”例如,如果乔伊从11岁时起接受激素治疗,那么她成年后的身高可能明显低于1.9米。
我们的社会可能确实已经变得更加灵活、宽容和全球化了,女性形象也不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呆板,但是在一点上仍然没变——在一段理想的恋爱关系中,女人不能高于男人。
“和男人不同,女人们总是会被评判是否至少在外观上会讨男人喜欢。”韦布克·普尔思说。她11岁的女儿准备“尽可能不长到妈妈那么高”。“她说,她可是想以后能找到个老公的。”普尔思叙述道。而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任务就是教会女儿,女人不必为了讨人喜欢而觉得要从属于男人。“男人确实会对高个子女人反应过度,”这位演员说道,“从愚蠢的评论到奇怪的欢呼,应有尽有。”
十岁时,韦布克·普尔思获得了诊断:如果不加抑制,她可能长到两米高。11岁时,她开始接受激素治疗。今天她表示,那就像是经历了一次“靈魂的脱水过程”,但是如果重新选择,她还是会这样做。回顾过去,她很自豪自己在戏剧舞台上取得的成就,也很享受塑造不同角色的过程——那些害羞、性感、谦逊、强大或刁钻的女人、男人和鬼怪。“他们愿意在我身上看到一切可能性,而不是只看到我的身高,这让我感觉很好。”这是一条漫长而特别的路,而她走得很好。
[译自德国《明星》]
责任编辑:周丹丹
身高1.85米的韦布克·普尔思优雅、幽默而直率,站在她旁边的人不自觉中就会挺直脊背。普尔思做了20多年演员。“我的身高一直都是个话题。”她说。曾经,那些执着地询问她有多高的人令她十分痛苦。“也不会有人问奥特弗莱德·费舍尔(编者注:德国演员,体型肥胖)有多重啊。”她说。如今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约250万人和普尔思有着相同的命运:德国男人的平均身高为1.8米,女人为1.66米。一般认为,高于1.92米的男人和高于1.8米的女人就是“高个子”。他们大多数有个子很高的父母,同时也更倾向于寻找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伴侣,“高个子”基因常常就这样遗传给后代。
高个儿不是疾病,但是高个子面临的烦恼不禁让孩子父母开始思考:如果孩子从小就身高飙长,父母需要做点什么吗?需要通过药物来阻止这种发育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何时进行干预?
如今的德国人比100年前平均要高约13厘米,原因在于蛋白丰富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平均身高的增长已经停滞了。在世界身高排行榜上,德国人以少数几厘米之差位居荷兰人、丹麦人和拉脱维亚人之后。
研究证明,个子高会为男人带来多方面的优势。至少对于身高不到1.91厘米的男人来说,身高每增加一厘米都意味着收入更多:德国经济研究所发现,身高每增加10厘米意味着年收入要高约2000欧元。在高销售额企业的经理中,约90%的身高都高于平均水平。高个子男人比矮个子男人的性伴侣数平均要多1~3个。
如果孩子从小就身高飙长,父母需要借助药物来阻止他的身高发育吗?
与此相反,对于高个子女人来说,这些优势要少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1.8米的身高可能对她的形象和执行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韦布克·普尔思则不得不在舞台上忍受这样的评价:“你很有天赋,但是以你这样的身高要在剧院演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那个女人还被困在灶台之后,不得不将婚姻视为职业目标的时代,医学中第一次应用了激素来阻碍人的生长发育。在不久后出现的第一次研究中,研究者们仔细探究了限制“太高的女孩”生长发育的方法。在德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各医院都还在不同程度地为“太高的孩子”开具激素类药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药物让青春期提前到来,使得骺板更早闭合,处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就会变得更矮。男孩服用几个月高剂量的睾酮,女孩则服用两年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些治疗原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它们如今引发的争议要比以往大得多,因为医学界对其副作用了解更多了:比如有两项研究表明,比起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高个子女人,接受此种治疗的女性将来更难怀孕,会更頻繁出入生殖医学中心。“激素治疗会对男性精子质量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德国儿童内分泌学和糖尿病学协会主席约阿其姆·伍尔夫勒说。这些病人将来必须去医院复诊。“这样也可以观察到,激素治疗是否可能使患上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升高。”
专家们越来越频繁地建议手术解决这个问题,即所谓的“骨骺固定术”,术后膝关节附近的骺板就会停止生长。医学研究评判这种方法“安全、有效、副作用小”,但是只有经验丰富的儿童矫形外科医生才能作此手术。“这种方法隐藏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术后双腿不等长或身体比例失调。”已成功应用该手术两年多的明斯特大学医院医生伯恩·福格特说。
儿科医生很少推荐激素疗法不仅仅是基于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因为如今的社会对多样性和个性更加包容了。
“不管我是怎样的,我的父母一直都很爱我。”大学生丽雅·霍夫曼说,“在我意识到自己太高而且还会继续长高时,已经错过了应用激素疗法的最佳时间。有几年时间,我对父母很不满,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现在,丽雅身高1.93米,穿44码的鞋,她的妹妹诺拉身高1.85米。少女时期,两姐妹都想尽可能保持低调,总是穿灰色的衣服,拍照时总是弯曲膝盖,以免显得比其他人高太多。“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很突出,毕竟我们有些特殊。”丽雅·霍夫曼说。
目前,德国儿童内分泌学和糖尿病学协会只会在患者及其家长明确提出时才会推荐手术治疗,而且必须是男孩高于2.02米、女孩高于1.85米时。女孩最晚应在10~11岁之间去看第一次专业的内分泌门诊,男孩则在11~12岁之间。“如果患者急切地希望得到治疗,我们就会谈论所有治疗的可能性,并弄清究竟是谁因个子太高而痛苦——是这个孩子,还是他的父母。”柏林夏利特医院儿童内分泌科医生迪尔科·施纳贝尔说,“但是如果高个子的父母希望能让他们女儿的身高生长停止在1.8米,以便她可以继续待在奥运的骑术阵营中,那他们就不该找我。如果没有造成重大精神负担或其他医学指征,就不该对完好的人体内分泌体系进行干预。” 五年前,十岁的乔伊第一次来到迪尔科·施纳贝尔的诊室。她的母亲身高1.88米,父亲身高2.1米。乔伊也已经比德国十岁女孩的平均身高高出了23厘米——她1.67米了。“我当然已经习惯了我总是最高的那个。”她说,“尽管如此,当那些早就知道我的父母也很高的人一再问起这件事时,我还是会感到很烦心。”
乔伊和她的母亲每隔两年都会来看内分泌科医生施纳贝尔。他会根据她手部的X光照片和比照表来预测她的“最终身高”。目前的预测值是1.93米。但是她实际的身高会随着年龄和生长发育偏离预测值数厘米。不久,乔伊会和她的父母一起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对女儿负有责任,想让她的生活变得容易些。”她的母亲说。比如,在买衣服的时候。“如果真如预测所言,我们可能会对她的生长进行干预。”例如,如果乔伊从11岁时起接受激素治疗,那么她成年后的身高可能明显低于1.9米。
我们的社会可能确实已经变得更加灵活、宽容和全球化了,女性形象也不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呆板,但是在一点上仍然没变——在一段理想的恋爱关系中,女人不能高于男人。
“和男人不同,女人们总是会被评判是否至少在外观上会讨男人喜欢。”韦布克·普尔思说。她11岁的女儿准备“尽可能不长到妈妈那么高”。“她说,她可是想以后能找到个老公的。”普尔思叙述道。而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任务就是教会女儿,女人不必为了讨人喜欢而觉得要从属于男人。“男人确实会对高个子女人反应过度,”这位演员说道,“从愚蠢的评论到奇怪的欢呼,应有尽有。”
十岁时,韦布克·普尔思获得了诊断:如果不加抑制,她可能长到两米高。11岁时,她开始接受激素治疗。今天她表示,那就像是经历了一次“靈魂的脱水过程”,但是如果重新选择,她还是会这样做。回顾过去,她很自豪自己在戏剧舞台上取得的成就,也很享受塑造不同角色的过程——那些害羞、性感、谦逊、强大或刁钻的女人、男人和鬼怪。“他们愿意在我身上看到一切可能性,而不是只看到我的身高,这让我感觉很好。”这是一条漫长而特别的路,而她走得很好。
[译自德国《明星》]
责任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