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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在象征和暗示、联想和幻想中渲染了一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感伤、抑郁、迷乱、神经过敏、纤细柔弱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体验。表面上颓唐消极的“现代情结”既是李金发孤独忧郁的灵魂和个性的显影，又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浓郁的时代色彩，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种遥远的继承和异化的改造，自觉不自觉与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积淀相沟通。
关键词：李金发 象征诗歌 现代情结 传统文化基础 个性心理构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一 李诗的“现代情结”
作为中国象征诗歌“第一人”，李金发在象征和暗示、联想和幻想中肆意渲染了一种“现代情结”，以及为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情绪的表达而导致的结构和章法上的无序状态和大量阴郁丑怪、冷森病残意象的塑造，使得李诗陷入了晦涩难懂的境况，游离于欣赏主体的审美视域。然而，孙玉石先生指出：“象征派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和他们诗篇颓废狭窄的内容、晦涩难懂的艺术方法是伴随一起而来的。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要尽可能用复杂的理智去征服。”李金发象征诗歌“现代情结”剖析者朱自清曾指出，李诗“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和情感”。朱自清所说的“感觉和情感”，恰恰就是李金发象征诗歌所追求和肆意渲染的一种“现代情结”，集中地体现为感伤、抑郁、迷乱、神经过敏、纤细柔弱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体验。这种“现代情结”是当时知识分子一种较为普遍的现代情绪，一种在高等教育和西方文化熏染下的文人雅士的“文明病”，是西方“世纪末”情绪中国化的变种。
李金发象征诗歌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悲哀的体验，灰色的忧郁和对生命的忧伤是诗歌的基本格调，也是其“现代情结”的核心要素。无论是“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的弃妇，还是“长发临风之诗人”；无论是“高插空际的死神之手”，还是“永转动在污泥下的我已破之心轮”，都给审美视野渐趋一致的审美主体以沉郁阴冷、凄婉哀伤的深刻印象。正因为李诗始终摆脱不了“现代情结”的管控，始终以一种娴熟多变的怪异章法和灰色意象群抒发这种现代情绪，所以许多人认为李诗大多是悲观厌世的颓废之作，其“在题材上吸取了象征派的新奇性，却没有在思想上继承他们批判现实的深刻性”，“如果说波德莱尔在奇特的幻象中所表达的虚无主义思想，还带有对那个现实的批判色彩，那么模仿和借鉴波德莱尔的李金发的这一类内容的作品，就连那一点也没有，而剩下的只是一种虚无颓废的无病呻吟了”。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了一条冰封的河流表层那厚厚的坚冰，却丝毫没有感受到那厚厚的冰层下的湍湍激流；只看见了一座荒凉沉郁的大山，却不会明白大山怀抱里那炽热的岩浆汹涌的热情。李金发“现代情结”的忧郁是真诚的忧郁、思索的忧郁、炽热的忧郁，虽然这种炽热的情感经过了诗人的“零度处理”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埋葬于作品灰色意象堆砌而成的地狱里。
李金发的“现代情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又被那个时代赋予他，而他之所以对这方灰色的情感空间深深地痴惘与迷恋，同样是受那个时代的驱使和威压。李金发关注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对当时的各种丑恶有过深深的思索，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太缺少美了……这是我们民族倍受欺凌的主要原因”，甚至他还产生过改变这个现实的幻想，然而单枪匹马，人单势弱，无情的现实必将粉碎他善良的理想。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失望后的忧郁和痛苦就愈浓重，表面上颓唐消极的“现代情结”实际上并非李金发纯粹的个人情绪和感觉的宣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浓郁的时代色彩，还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一种遥远的继承和异化的改造。
二 李诗“现代情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苦闷、忧伤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而且是一种自觉意义的审美追求。以“悲”为美，以“忧伤”为美，成为一种悠远的诗歌传统。《诗经》中早有“君子作歌，唯以告哀”的吟咏，自“盖以怨生”的《离骚》，到“忧生”、“哀怨”的《咏怀》，中国古代的优秀诗篇似乎都与苦闷和哀怨结下了不解之缘。韩愈说：“失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宋人王微也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清人费锡璜以汉诗《垓下歌》、《悲秋歌》、《江头吟》为例，他认为：“皆到发愤处为诗，所以成绝调；亦不论其词之工拙，而自足感人。”上述传统诗论不仅把苦闷、忧伤看作主体创造的动力和主观追求，还一致将苦闷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尽管这种文学观念仅仅处于自发的经验状态。
古代诗人和诗论家一样，对“苦闷”、“忧伤”的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或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情与景水乳交融，创造了一幅幅悲悲戚戚、哀哀怨怨、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动意境。《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悲苦呻吟，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哀号，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离愁别绪，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的青春忧思……中国古代诗歌里动人的哀怨和美丽的忧伤足以汇聚成一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河流，滋润和激发同样哀怨和忧伤的李金发的心灵和灵感。
20世纪20年代末的李金发，自命为“工愁善病的骚人”，将忧郁作为最出色的伴侣，从“象征的森林”里带回“巴黎的忧郁”。他的这种审美倾向自觉不自觉与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积淀相沟通，借助传统审美意识的潜在影响与特定时代心理情绪的认同，表现出自身特有的审美效应。李诗忧郁感伤的格调，不仅包含了现代人复杂的苦闷意识，书写了“时代的悲伤”和“浊世的哀音”，而且直接接受了西方，特别是法国植根于“普遍人性论”哲学之上的某些异质的蜕变：他借灰色的意象群作为自己心灵的复写纸，将自己全部的情感积淀注入病丑怪异的意象体系中，在一种晦涩的诗情氛围中将“以悲为美”发展到“以丑为美”；特别注重对生命本体的体验感受和生动描写。“死！如同晴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诸如此类，对死亡的讴歌表现了诗人对死亡的意义理解和对死亡的规律认同之后的一种超脱的泰然自若。
另一方面，李金发对生命的忧伤和对生存的苦闷，与西方纯粹表现生命意志受到抑郁的痛苦和忧伤、个体的灵魂无处皈依的惆怅和迷惘不同，它包含着时代情绪、社会意识与个人心智情感密切关联的现实情感内容。诗人内心的痛苦与忧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衰落破败的景观在诗人情感世界的投影，明显地或惨淡地沾染着时代的悲剧忧患意识。李金发象征人生和灵魂无所皈依的“弃妇”的哀吟，“满洲里骑客在长林之中满贮着我心灵失路”的叫喊，其实不仅是诗人内心的呼喊和作品中象征主人公的呐喊，更是一个时代渴望光明进步的号角。正是在这一点上，李诗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诗歌素来就有“情系家国安危，关注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都是对社会黑暗的扼腕痛惜和对下层民众的振臂疾呼。古代诗学所谈及的忧郁苦闷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内涵，中国士大夫素有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和入世精神，他们的苦闷牢骚往往是由于这种抱负和用世之心得不到施展而潜滋暗长的。从个人穷达来言及苦闷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的政治生命往往牵系于仕途升降的缘故，而个人穷达又是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苦闷忧伤情感所包含的历史责任感与超自我的人格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社会性而轻视人的个体性相关联。人的独立性消解于人的社会性之中，个体情感也就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性特征，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关注在中国社会屡遭欺凌压迫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愈加痴迷和执著。而李金发诗歌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情结”，虽然在吸吮西方个性主义人性论乳汁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体独立性有所关注，从而一定程度上在诗歌中调整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例关系，但是作为现代主义诗歌中“苦闷”与“忧伤”的主题，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与文人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诗坛的投胎转世。
三 李诗“现代情结”的个性心理构成
在诗坛呈现无序状态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坛呈现在李金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对传统浪漫主义的复归，另一条是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借鉴。李金发之所以弃此从彼，带着对“现代情结”的迷恋走进阴森沉郁的象征的森林，固然与那个时代的氛围与需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不能不说与他内向的“工愁善感”的诗人气质和孤独忧郁的个性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金发高小毕业后，便到香港罗马书院接受英式教育，少年离家的乡愁以及与西洋文化心理上的差距和实际沟通的困难，必然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忧郁、孤独的种子。十七岁时，他又远赴法国求学，心灵的孤苦无靠、精神的寂寞空虚自不待言，再加上学习条件艰苦，“在一灯如豆的灯光下”苦读，比在枫丹白露时用功得“更厉害”，“因之他的眼球亦成近视了”。生活和求学道路的颠沛流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必然铸就青年李金发内向的多愁善感的孤忧性格。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黑漆漆如茫茫黑夜”，军阀割据，长期混战，民不聊生。中国留学生就像生养他的国度一样，在异域他乡遭受无尽的欺压和凌辱，这种精神上的屈辱和人格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在李金发冷漠而孱弱的心灵开出“现代情结”之花，结出象征主义之果。1927年，李金发在德国结识的一位朋友，“因共产党的嫌疑”被国民党枪杀了，这对孤苦而重情的李金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闻耗之后，曾发表一篇文字追悼他”。后来，诗人又写了《恶梦之林》，记述了这位牺牲者的奋斗生活和不幸遭遇。这些生活的重击，从诗歌观念上来讲，又升腾和转化为对生存现实的苦闷和诘问，对现实丑恶和黑暗的深刻洞悉和观察，以及深沉而清醒的思索，并在这种思索的过程中加深对丑恶现实的厌恶和对“美的世界”的追求。正因为不遗余力地追求美，所以更加憎恶丑，丑恶、死亡、梦幻便都进入他艺术表现的视野。
李金发回国后，受聘于中央大学院，与蔡元培等进步人士长期相处共事，他们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不能不对李金发这只“迷途的羔羊”有或多或少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为这一点，在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时，他才不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一方面，他“操着象征派的调子，在神秘朦胧中歌唱自己的休戚与欢乐，歌唱‘对于生命的欲揶揄的神秘以及悲哀的美丽’，用他全部的心血去创造虚无缥缈的‘美的世界’”。正是这种对落后现实的愤恨和不平，构成了他“现代情结”淡泊的指斥和批评意识的根源；另一方面，又由于伟大理想与严峻现实的格格不入，自身对反击现实的孱弱无力，以及理想成为现实的遥遥无期，又会成为一种精神的重负，沉淀在“现代情结”中，构成新的忧郁和哀怨。
总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李金发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灵魂，而他包括“现代情结”在内的所有情感流露，毫无疑问都是其灵魂和个性的显影。李金发是自由的，他在自己个性心理的性格气质的导引下，自觉编织着“现代情结”，自觉构筑着象征主义的大厦，震动无数青年的心弦，并与特定的时代情绪共振、交鸣。
参考文献：
[1]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3]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1925年第12期。
[4]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李金发：《微雨·导言》，北新书局，1925年版。
[6] 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仰天堂随笔》，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7] 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9] 李金发：《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丁勇，男，1974—，湖北孝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汉语、传统文化，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李金发 象征诗歌 现代情结 传统文化基础 个性心理构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一 李诗的“现代情结”
作为中国象征诗歌“第一人”，李金发在象征和暗示、联想和幻想中肆意渲染了一种“现代情结”，以及为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情绪的表达而导致的结构和章法上的无序状态和大量阴郁丑怪、冷森病残意象的塑造，使得李诗陷入了晦涩难懂的境况，游离于欣赏主体的审美视域。然而，孙玉石先生指出：“象征派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和他们诗篇颓废狭窄的内容、晦涩难懂的艺术方法是伴随一起而来的。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要尽可能用复杂的理智去征服。”李金发象征诗歌“现代情结”剖析者朱自清曾指出，李诗“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和情感”。朱自清所说的“感觉和情感”，恰恰就是李金发象征诗歌所追求和肆意渲染的一种“现代情结”，集中地体现为感伤、抑郁、迷乱、神经过敏、纤细柔弱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体验。这种“现代情结”是当时知识分子一种较为普遍的现代情绪，一种在高等教育和西方文化熏染下的文人雅士的“文明病”，是西方“世纪末”情绪中国化的变种。
李金发象征诗歌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悲哀的体验，灰色的忧郁和对生命的忧伤是诗歌的基本格调，也是其“现代情结”的核心要素。无论是“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的弃妇，还是“长发临风之诗人”；无论是“高插空际的死神之手”，还是“永转动在污泥下的我已破之心轮”，都给审美视野渐趋一致的审美主体以沉郁阴冷、凄婉哀伤的深刻印象。正因为李诗始终摆脱不了“现代情结”的管控，始终以一种娴熟多变的怪异章法和灰色意象群抒发这种现代情绪，所以许多人认为李诗大多是悲观厌世的颓废之作，其“在题材上吸取了象征派的新奇性，却没有在思想上继承他们批判现实的深刻性”，“如果说波德莱尔在奇特的幻象中所表达的虚无主义思想，还带有对那个现实的批判色彩，那么模仿和借鉴波德莱尔的李金发的这一类内容的作品，就连那一点也没有，而剩下的只是一种虚无颓废的无病呻吟了”。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了一条冰封的河流表层那厚厚的坚冰，却丝毫没有感受到那厚厚的冰层下的湍湍激流；只看见了一座荒凉沉郁的大山，却不会明白大山怀抱里那炽热的岩浆汹涌的热情。李金发“现代情结”的忧郁是真诚的忧郁、思索的忧郁、炽热的忧郁，虽然这种炽热的情感经过了诗人的“零度处理”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埋葬于作品灰色意象堆砌而成的地狱里。
李金发的“现代情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又被那个时代赋予他，而他之所以对这方灰色的情感空间深深地痴惘与迷恋，同样是受那个时代的驱使和威压。李金发关注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对当时的各种丑恶有过深深的思索，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太缺少美了……这是我们民族倍受欺凌的主要原因”，甚至他还产生过改变这个现实的幻想，然而单枪匹马，人单势弱，无情的现实必将粉碎他善良的理想。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失望后的忧郁和痛苦就愈浓重，表面上颓唐消极的“现代情结”实际上并非李金发纯粹的个人情绪和感觉的宣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浓郁的时代色彩，还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一种遥远的继承和异化的改造。
二 李诗“现代情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苦闷、忧伤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而且是一种自觉意义的审美追求。以“悲”为美，以“忧伤”为美，成为一种悠远的诗歌传统。《诗经》中早有“君子作歌，唯以告哀”的吟咏，自“盖以怨生”的《离骚》，到“忧生”、“哀怨”的《咏怀》，中国古代的优秀诗篇似乎都与苦闷和哀怨结下了不解之缘。韩愈说：“失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宋人王微也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清人费锡璜以汉诗《垓下歌》、《悲秋歌》、《江头吟》为例，他认为：“皆到发愤处为诗，所以成绝调；亦不论其词之工拙，而自足感人。”上述传统诗论不仅把苦闷、忧伤看作主体创造的动力和主观追求，还一致将苦闷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尽管这种文学观念仅仅处于自发的经验状态。
古代诗人和诗论家一样，对“苦闷”、“忧伤”的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或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情与景水乳交融，创造了一幅幅悲悲戚戚、哀哀怨怨、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动意境。《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悲苦呻吟，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哀号，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离愁别绪，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的青春忧思……中国古代诗歌里动人的哀怨和美丽的忧伤足以汇聚成一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河流，滋润和激发同样哀怨和忧伤的李金发的心灵和灵感。
20世纪20年代末的李金发，自命为“工愁善病的骚人”，将忧郁作为最出色的伴侣，从“象征的森林”里带回“巴黎的忧郁”。他的这种审美倾向自觉不自觉与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积淀相沟通，借助传统审美意识的潜在影响与特定时代心理情绪的认同，表现出自身特有的审美效应。李诗忧郁感伤的格调，不仅包含了现代人复杂的苦闷意识，书写了“时代的悲伤”和“浊世的哀音”，而且直接接受了西方，特别是法国植根于“普遍人性论”哲学之上的某些异质的蜕变：他借灰色的意象群作为自己心灵的复写纸，将自己全部的情感积淀注入病丑怪异的意象体系中，在一种晦涩的诗情氛围中将“以悲为美”发展到“以丑为美”；特别注重对生命本体的体验感受和生动描写。“死！如同晴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诸如此类，对死亡的讴歌表现了诗人对死亡的意义理解和对死亡的规律认同之后的一种超脱的泰然自若。
另一方面，李金发对生命的忧伤和对生存的苦闷，与西方纯粹表现生命意志受到抑郁的痛苦和忧伤、个体的灵魂无处皈依的惆怅和迷惘不同，它包含着时代情绪、社会意识与个人心智情感密切关联的现实情感内容。诗人内心的痛苦与忧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衰落破败的景观在诗人情感世界的投影，明显地或惨淡地沾染着时代的悲剧忧患意识。李金发象征人生和灵魂无所皈依的“弃妇”的哀吟，“满洲里骑客在长林之中满贮着我心灵失路”的叫喊，其实不仅是诗人内心的呼喊和作品中象征主人公的呐喊，更是一个时代渴望光明进步的号角。正是在这一点上，李诗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诗歌素来就有“情系家国安危，关注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都是对社会黑暗的扼腕痛惜和对下层民众的振臂疾呼。古代诗学所谈及的忧郁苦闷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内涵，中国士大夫素有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和入世精神，他们的苦闷牢骚往往是由于这种抱负和用世之心得不到施展而潜滋暗长的。从个人穷达来言及苦闷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的政治生命往往牵系于仕途升降的缘故，而个人穷达又是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苦闷忧伤情感所包含的历史责任感与超自我的人格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社会性而轻视人的个体性相关联。人的独立性消解于人的社会性之中，个体情感也就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性特征，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关注在中国社会屡遭欺凌压迫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愈加痴迷和执著。而李金发诗歌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情结”，虽然在吸吮西方个性主义人性论乳汁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体独立性有所关注，从而一定程度上在诗歌中调整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例关系，但是作为现代主义诗歌中“苦闷”与“忧伤”的主题，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与文人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诗坛的投胎转世。
三 李诗“现代情结”的个性心理构成
在诗坛呈现无序状态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坛呈现在李金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对传统浪漫主义的复归，另一条是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借鉴。李金发之所以弃此从彼，带着对“现代情结”的迷恋走进阴森沉郁的象征的森林，固然与那个时代的氛围与需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不能不说与他内向的“工愁善感”的诗人气质和孤独忧郁的个性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金发高小毕业后，便到香港罗马书院接受英式教育，少年离家的乡愁以及与西洋文化心理上的差距和实际沟通的困难，必然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忧郁、孤独的种子。十七岁时，他又远赴法国求学，心灵的孤苦无靠、精神的寂寞空虚自不待言，再加上学习条件艰苦，“在一灯如豆的灯光下”苦读，比在枫丹白露时用功得“更厉害”，“因之他的眼球亦成近视了”。生活和求学道路的颠沛流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必然铸就青年李金发内向的多愁善感的孤忧性格。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黑漆漆如茫茫黑夜”，军阀割据，长期混战，民不聊生。中国留学生就像生养他的国度一样，在异域他乡遭受无尽的欺压和凌辱，这种精神上的屈辱和人格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在李金发冷漠而孱弱的心灵开出“现代情结”之花，结出象征主义之果。1927年，李金发在德国结识的一位朋友，“因共产党的嫌疑”被国民党枪杀了，这对孤苦而重情的李金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闻耗之后，曾发表一篇文字追悼他”。后来，诗人又写了《恶梦之林》，记述了这位牺牲者的奋斗生活和不幸遭遇。这些生活的重击，从诗歌观念上来讲，又升腾和转化为对生存现实的苦闷和诘问，对现实丑恶和黑暗的深刻洞悉和观察，以及深沉而清醒的思索，并在这种思索的过程中加深对丑恶现实的厌恶和对“美的世界”的追求。正因为不遗余力地追求美，所以更加憎恶丑，丑恶、死亡、梦幻便都进入他艺术表现的视野。
李金发回国后，受聘于中央大学院，与蔡元培等进步人士长期相处共事，他们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不能不对李金发这只“迷途的羔羊”有或多或少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为这一点，在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时，他才不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一方面，他“操着象征派的调子，在神秘朦胧中歌唱自己的休戚与欢乐，歌唱‘对于生命的欲揶揄的神秘以及悲哀的美丽’，用他全部的心血去创造虚无缥缈的‘美的世界’”。正是这种对落后现实的愤恨和不平，构成了他“现代情结”淡泊的指斥和批评意识的根源；另一方面，又由于伟大理想与严峻现实的格格不入，自身对反击现实的孱弱无力，以及理想成为现实的遥遥无期，又会成为一种精神的重负，沉淀在“现代情结”中，构成新的忧郁和哀怨。
总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李金发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灵魂，而他包括“现代情结”在内的所有情感流露，毫无疑问都是其灵魂和个性的显影。李金发是自由的，他在自己个性心理的性格气质的导引下，自觉编织着“现代情结”，自觉构筑着象征主义的大厦，震动无数青年的心弦，并与特定的时代情绪共振、交鸣。
参考文献：
[1]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3]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1925年第12期。
[4]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李金发：《微雨·导言》，北新书局，1925年版。
[6] 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仰天堂随笔》，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7] 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9] 李金发：《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丁勇，男，1974—，湖北孝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汉语、传统文化，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