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教育《旬刊》：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平权运动？
　　熊丙奇：因为，整体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农村孩子在整个系统中都是不公平的。起点公平：据统计，农村孩子接受3年学前教育的比例不到40%。过程公平：很多城市孩子上课外补习班、特长班，而农村孩子由于没有钱，很多时候就不能跟城里的孩子同场竞技。高考考题也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而农村孩子阅历少，知识面不广。结果公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于发达地区、大城市，重点大学在本地投放了大量的名额，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招生的名额很少，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就低得多。
　　《教育》旬刊：这样的不公平有怎样的体现？
　　熊丙奇：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就理应更大。然而，现实是，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但大家的关注度还集中在少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不仅农村出不了“贵子”，就连城市家庭也很难出“贵子”，毕竟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无法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
　　这是因为在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着学校地位不平等，身份不平等。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不平等，职业教育低普通教育一等，985、211学校就高于一般院校，本科学校高于高职院校。 这一系列不平等导致整个社会关注的就是进入最好的学校，如此就形成“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五好循环”，最后再对接现在盛行的以学校和学历选拔、任用人才的人才评价体系，于是“五好循环”变为“六好”，即“好工作”。很显然，这样的成才模式是当前整个中国的“最佳成才模式”，甚至是单一的模式，城市的孩子走入这个通道肯定要比农村孩子要顺当，毕竟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仍旧在努力打造这样的循环，集中精力办好少数的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以便当地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好大学。
　　《教育》旬刊：这样的不公平会有哪些影响？
　　熊丙奇：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农村孩子可能会有新的“读书无用论”。因为以前知识改变命运，觉得教育的投入回报率高，但现在进了高职，或二本院校，花了钱，毕了业，还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就会想，“上大学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读高中呢？不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读完初中呢？”从社会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农村家庭，送孩子读书，是因为他们感觉有一个家庭上升、改变家族命运的通道，这个通道被堵死后，将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目前好单位、好岗位，越来多越多地被有钱有权的家庭子女所占有的趋势。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即便上了大学，很多也只能进入第一、第二产业的普通岗位，还有一些干脆早早就放弃了求学道路，外出打工。整个社会阶层的划分，已经固化了，这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人才的竞争性弱了，整个社会陷入“靠父辈就业、靠权势就业、靠人情就业”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