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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夷山到张家口，万里茶道串联起无数古老的城镇，这些城镇因茶而兴，是中外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万里茶道南起福建武夷山，纵贯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8个省区，贸易过程分为生产、集散、外销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主要集中于武夷山区;汉口和张家口是万里茶道的主要节点，汉口是南方产茶区向北的水路转运中心，张家口则是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这两座城市连同沿线的各个城市、集镇、村落，共同支撑起一条辉煌的茶叶贸易之路。万里茶道沿线遗产点密集分布，茶香飘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丰富而精彩的的历史文化印记。
因茶而兴的古村落
位于江西和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武夷山，自古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不少古茶园，如大坑口古茶园、蓑衣岭古茶园、喊山台古茶园，还有慧苑寺、佛国岩茶厂遗址。这些都是武夷山重要的遗产点，见证了当年产茶业的繁盛。
武夷山茶贸易的繁荣得益于晋商的推动和发展。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批山西客商来到了武夷山下一个小山村，他们在附近山区考察了两个多月，然后花重金买下了所有的荒山，建设茶园，开设茶庄，收购茶叶，还把散茶加工成精制的红茶、乌龙茶、砖茶等。这些茶叶经由绕村而过的梅溪运输北上，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开辟了一条伟大的贸易之路。这些客商就是清代最著名的商帮—晋商，这个小山村就是万里茶道的起点下梅村。
下梅村是一个面积仅有2.02平方公里的小山村，因位于梅溪下游而得名。环村而过的梅溪与武夷山最重要的河道九曲溪相通，沿着九曲溪可直达闽江，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下梅村雖小，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始建于隋，初兴于宋，是闽北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据说，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为官时常常莅临梅溪，并留下“晓登初移屐，寒香欲满襟”的赞美诗句。
下梅村人世代以茶为业。每到春天，家家户户忙着采茶、做茶，空气中弥漫着茶的清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涵养了这个小山村的灵气，这里的茶也与众不同。数百年来人们习惯了这种安闲舒适的茶园生活，在清代之前，很少有人走出大山，只有少量的茶叶可以流转到外地。直到清初，晋商队伍来到这里，才打破了固有的宁静，茶市的兴盛使村庄变得热闹起来。晋商的介入，调动了当地民众的种茶热情，刺激了茶叶加工和贸易往来。在晋商的带动下，下梅村茶贸易飞速发展，大量茶叶顺着万里茶道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俄国等欧亚地区，一座因茶而兴的古村落逐渐成型。
在下梅村中心，有一座气势宏伟的标志性建筑—邹氏家祠。邹氏家祠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下梅村邹氏茂章、英章兄弟合资修建，占地约200多平方米，为砖木结构。邹氏原籍江西南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其先祖带领子女来到下梅村择居创业，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发展成村里第一大姓，也是闽北有名的商贾。邹氏是较早与晋商合作的实力商贾之一，他们与晋商常氏联合经营的“素兰号”是当时武夷山最大的茶庄。据地方史料记载，下梅村邹氏每年获利白银百余万两。在取得成功后，邹氏出资建豪宅70余座，修整当溪，建设码头，设立家祠和文昌阁，以传教化、重教育回馈桑梓。邹氏家祠门楼气派宏阔，砖雕图案丰富多彩，是武夷山境内保存最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筑，也是一座茶商创业的丰碑。有趣的是，邹氏家祠建筑格局暗含了“商”字谜，巧妙地表达了富甲一方的邹氏埠执着于从商的坚定信念，也强化了其对商德的崇拜。邹氏把茶商的经营理念融于建筑，让商文化得到传承，以昭示后人，可谓构思巧妙，用心良苦。这也是邹氏能够于此地兴盛百年的原因之一。
下梅村因茶而兴，也因茶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如今，这个古村群山环抱，梅溪拥围，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当溪”穿村而过，与梅溪汇合，形成“丁”字格局。穿过当溪，走在小巷的石板路上，两侧民居错落有致，尽是灰瓦木檐的古建筑，精巧的闺楼、书阁、别墅、花园、厢房随处可见。这里有保存完整的清代古民居群、祠堂、寺庙、茶庄等，村落街巷自成体系，当溪两岸商铺林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茶文化特征。独行其间，时光悠远，古意盎然，仿佛回到300年前。
2020年9月11日，“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采访活动出征发车仪式在武夷山市下梅村万里茶道起点举行，人们进行传统的走茶表演，重现当年晋商南下贩茶的场景。活动旨在弘扬和传承“万里茶道”文化，通过重走“万里茶道”，整合新时代茶路沿线资源，让“万里茶道”重焕时代辉煌。
下梅村是万里茶道上第一颗明珠，自此而下，武夷山的茶叶与梅山、武陵山等地的茶叶一起，汇集于汉口，向四面八方分流，万里茶道的繁荣场面就此开启。
依水而盛的东方茶港
自武夷山向西北600余公里，就进入万里茶道集散路段第一个重要城镇—汉口。
汉口，占据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又地处我国产茶区的中心地带，是万里茶道上首要的集散地。来自两湖和武夷山的茶叶都在这里汇集，然后转运至北方，或者出口至境外，茶叶贸易繁盛一时，汉口由此成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港。
晋商的各大主要茶庄在汉口均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主要负责清点商品，联系运输船家，以及茶叶的装卸和启程，如同今天的配货转运站。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外商得以进入内地收购和加工茶叶，汉口的茶叶出口贸易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每年的茶叶出口量达200万担以上。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茶叶占世界茶叶市场86%的份额，仅汉口一地输出的茶叶就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0%。汉口港运茶船队穿梭如织，停泊茶船的码头绵延30余里，因而便有了“东方茶港”的美誉。
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20日清晨，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乘坐的客轮在两艘俄国军舰的护卫下驶入汉口码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晴川阁盛情款待俄皇太子一行，双方除了表示两国交好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商讨以汉口为起源的中俄茶叶贸易。次日，俄皇太子还协同在华俄商参加了新泰砖茶厂成立25周年的庆典，这个茶厂的两位负责人也都是俄国人。如今，汉口俄商新泰大楼依旧矗立在江岸区，是俄商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 大智门火车站和江汉关大楼也是汉口重要的遗产点。汉口开埠通商后，清政府设置了江汉关负责进出口贸易的管理，江汉关是近代中国四大百年海关之一。现存江汉关大楼始建于1922年，1924年投入使用。大楼由国外著名设计师设计，主楼4层，高40米，融合了希腊古典主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成为见证汉口茶港海关贸易的重要文化遗存。
茶船从汉口出发沿汉江逆流而行20余天，便抵达襄阳的官码头。茶船要在这里卸货，然后分装小船，沿汉江的支流唐河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唐河的终点—位于今河南省社旗县的赊店古镇，这里也是万里茶道水路运输的终点。茶叶在这里离船登陆，采用陆路交通方式继续北上。襄阳码头和赊店古镇是万里茶道水路运输的重要节点。
因境而起的陆路商埠
茶队由赊店古镇向北，经洛阳、晋城，出太行陉，然后经祁县、太原、代县，出雁门关，经杀虎口、得胜口，最终在张家口汇集。这一路有晋、陕两地商人筹资在洛阳修建的经商、聚会、社交场所山陕会馆，该会馆是豫西地区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筑群之一;有“兵要首地”“商旅通衢”，穿行于太行山，关隘重重的太行陉;有集中晋商文化遗存，体现晋商精神的祁县晋商老街、曹家大院（三多堂）、常家大院;有南控中原，北扼漠北，“两关四口十八隘”“九塞尊崇第一关”之雁门关;有万里茶道西路的重要节点，清代晋商“走西口”之杀虎口;有长城沿线汉蒙茶马互市的得胜口古堡群……一路向北，在张家口集散后外销至国外。
张家口堡位于内蒙古三条南下通道的结合点上，是明宣德四年（1429年）为了结束汉蒙对峙，促进民族融合而兴建的堡垒。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清初，张家口被指定为蒙古贸易场所，西北藩国皆从来远堡来此地进行交易。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在来远堡附近的长城豁口建造大境门，方便了长城内外的沟通。
大境门是居庸关外京西第一座较大的长城关口，也是张家口至库伦大道的起点。此后300余年，大境门都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万里茶道兴起后，清政府批准张家口—库伦—色格楞商道为俄国茶商往返的官道，张家口遂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大境门则成为中外茶叶贸易的象征性标志，有“陆路商埠”“旱码头”之称。大境门主要遗存组成部分有大境门（清）、西境门（明）、长城（明）、来远堡遗址（明），以及烽火台（明）、关帝庙（清）、二郎神庙（清）、卧龙亭（清）等附属建筑。
张家口的贸易发展还得益于清初庞大的軍需刺激，其作为平定西北战乱的后勤中转站，在转运军需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夹带手工艺品到军营进行贸易。茶叶贸易兴起后，这里成为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关口。清政府规定出口贸易必须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再由库伦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才能运往境外，库伦实际上起到陆路海关的作用。
张家口也是晋商云集之地，清代中叶，在这里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就有大升玉、大泉玉等十几家。因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加上政府对边境贸易的大力扶持，张家口的茶叶贸易极度繁盛，每年由张家口输往漠北的茶叶可达40万箱（每箱27块，每块2—3斤）近3000万斤，加上绸缎、布匹、烟、糖等其他商品，折合白银2000万两，贸易额非常可观。除了出口，还有一部分茶叶在张家口经鸡鸣驿转运到北京城，对京城的茶叶市场起到补给作用。鸡鸣驿始建于明初，是张家口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古驿站。
茶香飘过300年，如今万里茶道上的舟船马队早已被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取代，但是沿线那些镌刻着茶文化印记的遗产点依旧魅力不减，带我们回到那个万里峥嵘的茶马时代。挹茶香万里，品古韵遗芳，当我们徜徉于万里茶道青山绿水之间，恍如陶醉在昔日车马喧嚣的境界里。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茶文化的复苏，万里茶道沿线茶贸易也日渐繁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条古老的茶道将会焕发新的生机，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万里茶道南起福建武夷山，纵贯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8个省区，贸易过程分为生产、集散、外销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主要集中于武夷山区;汉口和张家口是万里茶道的主要节点，汉口是南方产茶区向北的水路转运中心，张家口则是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这两座城市连同沿线的各个城市、集镇、村落，共同支撑起一条辉煌的茶叶贸易之路。万里茶道沿线遗产点密集分布，茶香飘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丰富而精彩的的历史文化印记。
因茶而兴的古村落
位于江西和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武夷山，自古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不少古茶园，如大坑口古茶园、蓑衣岭古茶园、喊山台古茶园，还有慧苑寺、佛国岩茶厂遗址。这些都是武夷山重要的遗产点，见证了当年产茶业的繁盛。
武夷山茶贸易的繁荣得益于晋商的推动和发展。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批山西客商来到了武夷山下一个小山村，他们在附近山区考察了两个多月，然后花重金买下了所有的荒山，建设茶园，开设茶庄，收购茶叶，还把散茶加工成精制的红茶、乌龙茶、砖茶等。这些茶叶经由绕村而过的梅溪运输北上，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开辟了一条伟大的贸易之路。这些客商就是清代最著名的商帮—晋商，这个小山村就是万里茶道的起点下梅村。
下梅村是一个面积仅有2.02平方公里的小山村，因位于梅溪下游而得名。环村而过的梅溪与武夷山最重要的河道九曲溪相通，沿着九曲溪可直达闽江，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下梅村雖小，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始建于隋，初兴于宋，是闽北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据说，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为官时常常莅临梅溪，并留下“晓登初移屐，寒香欲满襟”的赞美诗句。
下梅村人世代以茶为业。每到春天，家家户户忙着采茶、做茶，空气中弥漫着茶的清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涵养了这个小山村的灵气，这里的茶也与众不同。数百年来人们习惯了这种安闲舒适的茶园生活，在清代之前，很少有人走出大山，只有少量的茶叶可以流转到外地。直到清初，晋商队伍来到这里，才打破了固有的宁静，茶市的兴盛使村庄变得热闹起来。晋商的介入，调动了当地民众的种茶热情，刺激了茶叶加工和贸易往来。在晋商的带动下，下梅村茶贸易飞速发展，大量茶叶顺着万里茶道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俄国等欧亚地区，一座因茶而兴的古村落逐渐成型。
在下梅村中心，有一座气势宏伟的标志性建筑—邹氏家祠。邹氏家祠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下梅村邹氏茂章、英章兄弟合资修建，占地约200多平方米，为砖木结构。邹氏原籍江西南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其先祖带领子女来到下梅村择居创业，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发展成村里第一大姓，也是闽北有名的商贾。邹氏是较早与晋商合作的实力商贾之一，他们与晋商常氏联合经营的“素兰号”是当时武夷山最大的茶庄。据地方史料记载，下梅村邹氏每年获利白银百余万两。在取得成功后，邹氏出资建豪宅70余座，修整当溪，建设码头，设立家祠和文昌阁，以传教化、重教育回馈桑梓。邹氏家祠门楼气派宏阔，砖雕图案丰富多彩，是武夷山境内保存最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筑，也是一座茶商创业的丰碑。有趣的是，邹氏家祠建筑格局暗含了“商”字谜，巧妙地表达了富甲一方的邹氏埠执着于从商的坚定信念，也强化了其对商德的崇拜。邹氏把茶商的经营理念融于建筑，让商文化得到传承，以昭示后人，可谓构思巧妙，用心良苦。这也是邹氏能够于此地兴盛百年的原因之一。
下梅村因茶而兴，也因茶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如今，这个古村群山环抱，梅溪拥围，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当溪”穿村而过，与梅溪汇合，形成“丁”字格局。穿过当溪，走在小巷的石板路上，两侧民居错落有致，尽是灰瓦木檐的古建筑，精巧的闺楼、书阁、别墅、花园、厢房随处可见。这里有保存完整的清代古民居群、祠堂、寺庙、茶庄等，村落街巷自成体系，当溪两岸商铺林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茶文化特征。独行其间，时光悠远，古意盎然，仿佛回到300年前。
2020年9月11日，“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采访活动出征发车仪式在武夷山市下梅村万里茶道起点举行，人们进行传统的走茶表演，重现当年晋商南下贩茶的场景。活动旨在弘扬和传承“万里茶道”文化，通过重走“万里茶道”，整合新时代茶路沿线资源，让“万里茶道”重焕时代辉煌。
下梅村是万里茶道上第一颗明珠，自此而下，武夷山的茶叶与梅山、武陵山等地的茶叶一起，汇集于汉口，向四面八方分流，万里茶道的繁荣场面就此开启。
依水而盛的东方茶港
自武夷山向西北600余公里，就进入万里茶道集散路段第一个重要城镇—汉口。
汉口，占据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又地处我国产茶区的中心地带，是万里茶道上首要的集散地。来自两湖和武夷山的茶叶都在这里汇集，然后转运至北方，或者出口至境外，茶叶贸易繁盛一时，汉口由此成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港。
晋商的各大主要茶庄在汉口均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主要负责清点商品，联系运输船家，以及茶叶的装卸和启程，如同今天的配货转运站。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外商得以进入内地收购和加工茶叶，汉口的茶叶出口贸易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每年的茶叶出口量达200万担以上。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茶叶占世界茶叶市场86%的份额，仅汉口一地输出的茶叶就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0%。汉口港运茶船队穿梭如织，停泊茶船的码头绵延30余里，因而便有了“东方茶港”的美誉。
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20日清晨，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乘坐的客轮在两艘俄国军舰的护卫下驶入汉口码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晴川阁盛情款待俄皇太子一行，双方除了表示两国交好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商讨以汉口为起源的中俄茶叶贸易。次日，俄皇太子还协同在华俄商参加了新泰砖茶厂成立25周年的庆典，这个茶厂的两位负责人也都是俄国人。如今，汉口俄商新泰大楼依旧矗立在江岸区，是俄商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 大智门火车站和江汉关大楼也是汉口重要的遗产点。汉口开埠通商后，清政府设置了江汉关负责进出口贸易的管理，江汉关是近代中国四大百年海关之一。现存江汉关大楼始建于1922年，1924年投入使用。大楼由国外著名设计师设计，主楼4层，高40米，融合了希腊古典主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成为见证汉口茶港海关贸易的重要文化遗存。
茶船从汉口出发沿汉江逆流而行20余天，便抵达襄阳的官码头。茶船要在这里卸货，然后分装小船，沿汉江的支流唐河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唐河的终点—位于今河南省社旗县的赊店古镇，这里也是万里茶道水路运输的终点。茶叶在这里离船登陆，采用陆路交通方式继续北上。襄阳码头和赊店古镇是万里茶道水路运输的重要节点。
因境而起的陆路商埠
茶队由赊店古镇向北，经洛阳、晋城，出太行陉，然后经祁县、太原、代县，出雁门关，经杀虎口、得胜口，最终在张家口汇集。这一路有晋、陕两地商人筹资在洛阳修建的经商、聚会、社交场所山陕会馆，该会馆是豫西地区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筑群之一;有“兵要首地”“商旅通衢”，穿行于太行山，关隘重重的太行陉;有集中晋商文化遗存，体现晋商精神的祁县晋商老街、曹家大院（三多堂）、常家大院;有南控中原，北扼漠北，“两关四口十八隘”“九塞尊崇第一关”之雁门关;有万里茶道西路的重要节点，清代晋商“走西口”之杀虎口;有长城沿线汉蒙茶马互市的得胜口古堡群……一路向北，在张家口集散后外销至国外。
张家口堡位于内蒙古三条南下通道的结合点上，是明宣德四年（1429年）为了结束汉蒙对峙，促进民族融合而兴建的堡垒。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清初，张家口被指定为蒙古贸易场所，西北藩国皆从来远堡来此地进行交易。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在来远堡附近的长城豁口建造大境门，方便了长城内外的沟通。
大境门是居庸关外京西第一座较大的长城关口，也是张家口至库伦大道的起点。此后300余年，大境门都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万里茶道兴起后，清政府批准张家口—库伦—色格楞商道为俄国茶商往返的官道，张家口遂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大境门则成为中外茶叶贸易的象征性标志，有“陆路商埠”“旱码头”之称。大境门主要遗存组成部分有大境门（清）、西境门（明）、长城（明）、来远堡遗址（明），以及烽火台（明）、关帝庙（清）、二郎神庙（清）、卧龙亭（清）等附属建筑。
张家口的贸易发展还得益于清初庞大的軍需刺激，其作为平定西北战乱的后勤中转站，在转运军需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夹带手工艺品到军营进行贸易。茶叶贸易兴起后，这里成为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关口。清政府规定出口贸易必须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再由库伦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才能运往境外，库伦实际上起到陆路海关的作用。
张家口也是晋商云集之地，清代中叶，在这里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就有大升玉、大泉玉等十几家。因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加上政府对边境贸易的大力扶持，张家口的茶叶贸易极度繁盛，每年由张家口输往漠北的茶叶可达40万箱（每箱27块，每块2—3斤）近3000万斤，加上绸缎、布匹、烟、糖等其他商品，折合白银2000万两，贸易额非常可观。除了出口，还有一部分茶叶在张家口经鸡鸣驿转运到北京城，对京城的茶叶市场起到补给作用。鸡鸣驿始建于明初，是张家口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古驿站。
茶香飘过300年，如今万里茶道上的舟船马队早已被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取代，但是沿线那些镌刻着茶文化印记的遗产点依旧魅力不减，带我们回到那个万里峥嵘的茶马时代。挹茶香万里，品古韵遗芳，当我们徜徉于万里茶道青山绿水之间，恍如陶醉在昔日车马喧嚣的境界里。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茶文化的复苏，万里茶道沿线茶贸易也日渐繁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条古老的茶道将会焕发新的生机，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