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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仔细打量鄱阳湖，它与一只手掌是那么完美契合：它的五条江河，就像五根手指伸展在江西大地；它的主湖体，就是掌部，汇集着五指输送来的水；它的入江水道，就是手腕，通过湖口将湖水输送入长江。
每当春夏之交，连绵雨季，水位节节攀升，湖面迅猛扩展，立时有烟波浩荡之感，那些波诡浪谲的水澜就是鄱阳湖的掌纹；即便冬季，湖水急流勇退后，洲滩尽情裸露，一道道蜿蜒的水流，枯藤般雕刻在鄱阳湖的巨掌中，形成与众不同的掌文。
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上天赐予的，鄱阳湖的掌纹正是大自然的产物。“帝刻桐叶，天书掌文。”是北周诗人庾信《成王刻桐叶封虞赞》中的句子，说的是周成王的故事。成王年幼即位，不久，唐国发生叛乱，周公旦派兵平定。成王和弟弟叔虞在宫中玩耍，随手摘下一片桐叶，递给弟弟叔虞说：“我把唐国封给你。”在场的史官立即上前请成王择日立叔虞为唐国国君。成王说：“我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史官说：“天子是不能开这样玩笑的。天子说的话史官会记下，天子要举行礼节完成它，还要作成音乐来歌唱它。”成王只好封叔虞为唐国国君，史称唐叔虞。没想到，成王的一句戏言，倒成全了一代明君。叔虞得到封地，励精图治，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良农田，发展生产，使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唐人爱戴的君主。
这片桐叶的叶脉，有如上天铭刻的掌文，成了帝王金口玉言的象征。一片桐叶享有了珪玉一样的待遇，这表明自然与人心一旦契合，便拥有诚信如金的力量。鄱阳湖如一只巨掌扣在江右大地，不正是大自然的杰作吗？它不需要谁的金口玉言，年年月月，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兑现着自己肥肥瘦瘦的诺言。
鄱阳湖也可以说是大地母亲的“掌上明珠”。它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在正常的水位情况下，鄱阳湖面积有三千九百多平方公里，容积达三百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三峡大坝一百三十米时的储水量。鄱阳湖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也是惊人的，它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鄱阳湖是珍稀候鸟的天然家园，也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最佳着床地。鄱阳湖可以说是白鹤的天堂、天鹅的故乡。鄱阳湖广阔的湿地，拥有多姿的水、温柔的荻、诗意的草……
鄱阳湖这只巨掌，掌控着江西的生态命运，执掌着江西几乎全境的水系命脉。它美轮美奂的掌中传奇，引领着我探足这座神奇之湖的演变之旅。
二
鄱阳湖这只巨掌的凹陷，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要追溯到亿万年前的冰川时代。那个时候，人类的胚胎还没有在上帝的脑海里闪念。
地球自诞生起，气候一直处于冷与暖的交替变迁中。在距今约五点四亿年至十八亿年前的中晚元古代震旦纪——古生代，鄱阳湖所在地属扬子海槽，被海水覆盖。到了三叠纪末，约两亿年前的印支运动，海水退去，这里成为一片陆地。
当时光之驹奔跑到一点三五亿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有了燕山运动，这里又断裂陷落成盆地，下陷深达千米；七千万年前的新生代来临时，一次喜马拉雅运动，盆地又逐渐隆起，经历风化、剥蚀，这似乎是一个将以往的一切历史洗白的过程。
进入约二百六十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受到北北、北北东、北西三组断裂的差异升降活动影响形成鄱阳湖沉降区，沿湖口——新干断裂，发育深化成了古赣江水系，逐渐形成平缓舒展的凹地和与长江相通的断裂谷地。由于丘陵起伏的山間盆地，奠定了鄱阳盆地的轮廓。此时，早期人类开始在这些谷地间狩猎为生。
鄱阳盆地形成后，首先发育赣江水系，然后才形成鄱阳湖。中更新世时，随着新构造运动活动，古赣江开始发育，至全新世早期，鄱阳盆地为一河网交织的平原洼地，这时的人类也进入到异常活跃时期。
距今六千至七千年前发生了一次海侵，积水成为湖泊，古称彭蠡泽。长江主泓道与淮阳山字形前弧基本一致，由于新构造运动，山字形前弧应力场继续活动，前弧挤压带向南推移，致使古长江南岸地区下降。三千四百年前发生第二次海侵，长江自西而东穿越彭蠡湖而过。两千年前发生第三次海侵，在地质、气象、水文多重作用下，彭蠡泽沿赣江向南扩展，湖水越过松门山直抵鄱阳、余干附近，因湖中有鄱阳山，而易名鄱阳湖，距今约一千六百年左右，即公元420年前后，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
从地理来讲，古彭蠡与现代鄱阳湖是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完全重叠的两个湖泊。
《尚书·禹贡》记载：“彭蠡既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汇泽为彭蠡”。长江出武穴后，江水呈分汊水系，蔓延东流，《禹贡》谓之“九江孔殷”。《史记》记载“禹疏九江”，其实就是对这些分汊河道进行疏导整治。
彭蠡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于长江和赣江两大水系交汇所致。彭蠡泽为江水所汇，其范围约当今长江北岸鄂东的源湖，皖西的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等滨江诸湖区以及相连接的湖口和今天的鄱阳湖入江水道所组成。
古人有时将古彭蠡泽视作长江拓宽的河段，这就是《尔雅》十薮中只有云梦泽、具区（今太湖）而缺彭蠡的原因。这表明彭蠡是水陆相间、草木丛生、江流纵横、候鸟翩飞的广阔盆地环境。古长江由西向东穿泽而过，古赣江由南向北交汇于此，形成壮阔无比、浩渺无边的江湖世界。
在人间，我们也许能体会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沧桑之变，但对于大自然，可以百年、千年之距来演绎它的盖世之变，人类只能从史册中捕风捉影，凑成它的细枝末节。
鄱阳湖这只手掌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变化而成的。
三
对于一只巨掌来说，它无时不刻地制造着自己的故事。扒开历史的尘埃，发现古彭蠡湖的消失与长江的南移，是造就现代鄱阳湖的成因。我需要从几个地理名词来叙述彭蠡湖和长江的演变过程。
“浔阳”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至今仍然还在沿用。如今，浔阳是九江市区所在地。白居易的《琵琶行》的开篇写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浔阳江便成为无数人知晓的江段。浔阳江是指长江流经浔阳的一段，也即现在流经九江的这段长江。 浔阳，史称柴桑、江州，因其“南开六道，途道五岭，北守长江，运行岷汉，来商纳贾”，历史上这里便是“四大米市”“三大茶市”，是著名的商贸码头。
浔阳在历史上名声很响亮，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就曾多次写到浔阳故事，如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反诗，李逵与李俊大闹浔阳江等。
历史上有“寻阳”和“浔阳”两种不同写法。也表明两个不同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段。
寻阳置县于汉文帝十六年（164年），县治在今湖北黄梅蔡山附近的古城村。这个蔡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因为蔡山产大龟。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何晏说：“蔡，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長尺有二寸。”《通典》载：“蔡山出大龟。”新编《辞源》蔡山条：“蔡山在湖北黄梅西南江滨。”蔡山自古产大龟，古长江从蔡山脚下流过。《左传》有“问蔡”之语，即“问龟”，“蔡”成为“龟”的象征。古人用龟卜卦，认为龟越大越灵验，故有“大蔡神龟”之说。古代九江人以蔡龟作贡品，故有“九江纳锡大龟”的记载。
寻阳县治之所以设置于蔡山，也许与上述渊源有关。按照中国古人的理念，水之北为阳，寻阳城设在当时的长江主泓道以南，其名就应该像淮阴、江阴那样取名为寻阴，而不应该是寻阳。但从史料可知，长江出武穴，流经寻阳时，江水呈分叉状向东漫流。在这些众多的分流中，寻阳城南还有一支水流，名叫寻水，故寻水之北的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寻阳。北宋陈舜俞的《庐山记》写得很清楚：“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寻水之阳，因名寻阳。”
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也写道：“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这里的“一水通大雷”，指主泓道；“一水西南流注于江”，指分叉河道。
寻阳县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湖北黄梅县全部，广济县绝大部分，宿松县湖区以南至望江县华阳沿江一带，九江县大部分，湖口、彭泽两县北部沿江一带（即古之柴桑、彭泽二县之间自长江至庐山一带）。巧合的是，这个范围正好涵盖了古彭蠡的水域范围。
寻阳县东汉时属扬州庐江郡；三国时属吴国荆州蕲春郡；西晋时先属荆州武昌郡，后属扬州庐江郡。
西晋永兴元年（ 304年），对于寻阳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年西晋政府划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立寻阳郡。寻阳由县升格为郡，管辖范围大致为今九江、广济间长江两岸，也包括古彭蠡范围。
由于长江中上游人类活动频繁，来沙量剧增，导致长江三角洲淤积加剧，水位上升。有人测算，自五千年至今，长江下游水位上升了二十米左右。这一现象无疑对寻阳郡长江段和彭蠡湖影响极大。长江主泓道和彭蠡湖水位也因上游来沙猛增，产生淤积，水位抬升。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原先众多分叉江道和湖汊，有的自然合并，有的人为围垦，彭蠡湖退缩变成了陆地，长江在这种自然和人力作用下向南运动。寻阳县治也随着长江主泓道的南移而迁到江南鹤问寨（今九江西），而移郡治至柴桑县（今九江西南）。完成了寻阳地理上的第一次迁移。
后寻阳县并入柴桑县。南朝梁末移郡治至柴桑之湓口城（即今九江）。隋改柴桑县为寻阳，治湓口城，即今九江市。唐贞观八年（ 634年），省楚城更置浔阳县——注意，这里的“浔”加了水字旁。有了这三点水，也便有了浔阳江。按照中国古代的地理概念，水之南为阴，浔阳城位处长江之南，名字不应为阳，而应为阴。可是，这个浔阳却生生镌刻成了一座历史名城，这完全是因为过去的寻阳之故，浔阳不过是寻阳的继承而已。浔阳一名的出现，也完全是因为长江南迁后，文人墨客的一时兴起，在寻字左边点上了三点水。这也说明，长江南迁后，水道已经完全确定，彭蠡湖已完全退化，鄱阳湖基本发育成熟。
历朝历代，上来一个新皇帝，心血来潮把名字改了，后代之君又心血来潮将名字改回去，反反复复，一个城市的名字往往有三五个甚至十几个，这种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浔阳也是如此。不管如何变，浔阳总是与浔阳江和彭蠡湖（鄱阳湖）密切相关。
彭蠡湖的退缩，长江主泓道的南移，直接导致赣江水系与长江在湖口遭遇顶托，阻滞了赣江下游盆地来水的迅速排泄，使赣江下游盆地水位不断上升并逐渐向南扩展，出现了公元420年和425年的鄡阳、海昏城沉没事件，这也可以说是现代鄱阳湖形成的标志。
说到“海昏”，也许从名字本身能探寻到有价值的信息。所谓“海”，应该理解为一片湖泊，“昏”则为日落之时，为西。那就是说，海昏本意为：湖泊之西。
鄡阳县沉没之前，在余干、鄱阳、都昌（鄡阳）、永修（海昏）、南昌、进贤这些城池包围的这片土地，应该是河汊纵横、湖泊遍布之地。只是那个时候湖泊的水位比较低，威胁不到鄡阳、海昏这些城市。再说这个湖泊与北面的彭蠡湖比，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在史册上籍籍无名。只有等到彭蠡湖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这个湖泊才以改天换地的姿态傲立于世。
公元420年，北面有彭蠡湖和长江的顶托、倒灌，南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汹涌灌入，这片原本面积不大的湖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开疆拓土，甚至不惜将两座城池毁尸灭迹，沦入湖底，这难道不是上天要造就一个鄱阳湖吗？
寻阳也好，浔阳也罢，它是彭蠡湖退化和长江南迁的亲历者，也是现代鄱阳湖生成的见证者。它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见惯了朝代更替的风风雨雨和自然山川演绎的沧海桑田，它无言，以城名、以楼名、以江名，也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
从寻阳变为浔阳的意味中，寻找到了诸多地理变迁的玄妙。也由此确认鄱阳湖这只手掌的前世，是如此意蕴丰富，令人徘徊悱恻……
四
一只手掌的掌纹，何尝不是山川大地厚土演绎而来。
古人关于华夏山水的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山海经》，一部是《水经注》，都有涉及江西山水的章节。
《山海经》一书中未记载庐山，而记载了柴桑山。这也说明《山海经》写作者所在年代，还未有庐山之名，但却有柴桑山—— 又南行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兽多麇鹿，多白蛇飞蛇。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成书时，尚未立柴桑县。东晋郭璞注柴桑山云：“今在浔阳柴桑县南，其庐山相连也。”郭璞认为柴桑山在浔阳柴桑县南，是与庐山相连的一座山。明嘉靖中叶，扬州人桑乔贬官到九江，写了一部《庐山纪事》，明确指出：“柴桑山即今面阳、马首（头）、桃花尖诸山。”因此，柴桑山是庐山的一部分。
但我以为，《山海经》说的柴桑山，其实就是指庐山，并非其局部。因为一座山在写作者眼中没有名字时，他除了依据当地住民的称谓外，就是著作者根据山体状态来命名。因为那是个命名空间无限广阔的时代，山川大地没有名字，他就可以直接命名写在著作中，后人根据书本所记，就传布开来。
《山海经》作者根据山体多柴桑的特点，命名为柴桑山，是十分贴切的。从先后次序来讲，是先有了柴桑山名，后来的柴桑县名则是依据柴桑山而来。再说，《山海经》是一部记述山体的专门著作，不可能舍大求小，舍弃庐山不记，而记录其附属山体。
柴桑城在历史上存在近八百年，作为寻阳郡（地级）、江州（省级）治所亦近三百年， 历史上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均在这里演绎，不少历史名人曾在这里活动，如陶渊明、慧远、李白、白居易等都在柴桑踏石留印，遗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令后代读者神往之至。
《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群英会蒋干中计”“柴桑口卧龙吊孝”等故事，都与柴桑有联系，英雄的故事流布于匡山蠡水之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拍过一部戏曲片《柴桑口》，该片讲述诸葛亮吊祭周瑜时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闹不清楚柴桑口在什么地方，有说是在今七里湖赛湖村，这里是柴桑城故址；也有说是古柴桑所在的星子县，但说不清具体地址；还有说是甘棠湖……莫衷一是。
我通过多年走访，认为柴桑口就是九江口。九江口在哪儿呢，实际就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之下游不远的汇口，因为在这里长江的两条分叉也在这里合并，是长江两股水道和鄱阳湖水的总汇。从地图上看，汇口的陆地和江流形成近似于九十度的弯道，这里是今宿松县汇口镇所在地。汇口所在的平原，在古代叫桑落洲，是周瑜筑巢湖城的所在地，也是周瑜练兵的地方。周瑜去世后，灵柩应该停放于巢湖城中，诸葛亮前来吊祭，必至桑落洲的巢湖城。据载，周瑜就近葬于巢湖城中，后来江水崩岸，威胁墓地，后人将周瑜墓迁往宿松西北破凉镇梅墩畈圭山。汇口也叫泾江口，是当年陈友谅中流箭的地方。
此外，古代汇口属于柴桑县的东部边界，也是柴桑县水道的出口，因此叫柴桑口至于恰当。至于九江口，则是当城名为九江时的称谓，九江城的水道出口，能不叫九江口吗？当然，九江也暗含多条江的意思，多条江的水道总汇，就是九江口。一地多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探足这些名字，也是理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山海经》也写到了赣江，说：“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
赣江的名头很多，历史上豫章水、章水、湖汉水等称谓都指赣江。章水，又名章江，赣江的源头之一。古时称豫章水，唐时因避豫王讳，改称章水。章水发源于崇义县聂都山张柴洞，流经大余、上犹、南康，在南康市三江乡三江口与上犹江汇合，此后又称章江，流经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西河。在八境台与贡水交汇，始称赣江。湖汉水，指今赣江干流及其上源贡水。一水多名，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罢了。
赣江上游源自章水与贡水。章贡二水，一东一西，东为贡水，西为章水。若用长短和流域面积来比较，贡水远远超越章水。贡水主河长二百七十八千米，自东向西流，流域面积两万六千五百八十九平方千米；章水全长一百九十九千米，由西向东流，流域面积七千六百九十六平方千米。若论流域面积，贡水是章水的三倍多。
章水主要支流有两条：大余的章江、上犹的犹江。贡水的主要支流却有八条：龙南信丰的桃江、兴国的平江、于都的贡江、宁都的梅江、石城的琴江、安远的濂江、会昌的湘江、瑞金的绵江。章贡二水共十条河流，齐聚于赣州城下。赣州自古就有“十龙聚龟”之说，由此形成赣州城的独特形胜。
若忽略历史，以今天技术数据论，贡水应为赣江正源。但历史上，章水开发时间早于贡水，自古就形成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章水被南来北往的口碑相传，声名远扬，甚至以章江代指赣江，屡见不鲜。不过古人也把贡江称作湖汉水，《水经注》就曾以湖汉水指称赣江。这与将章水指称赣江是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私下对于古人称贡水为湖汉水有异议，似乎与湖广、汉水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一定是古人著述时多喝了几盅，闹出了此等糊涂事。
章水被称作正源的说法，源自古老《山海经》“贛水出聂都山”。后人迷信此说，盖以章水为赣江正源。甚至《水经注》也推波助澜，说：“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北过赣县东……”南野是汉初豫章郡十八县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上犹、南康、崇义、大余、信丰诸县范围。同治版《南安府志》卷十八
直到1956年，江西省水利厅遂正式把贡水定位赣江的正源。章水便成为赣江的支源。这无疑也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衡量事实的一个结论。
《水经注》是古代涉及水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涉及赣水的部分约四千二百多字，可谓篇幅不少。这些文字大多是交代主要支流如何与赣江交汇，章、贡合流为赣，赣水流经庐陵，有庐水西出长沙安成（今江西安福）县来与赣江会合；到了新淦（今新干）地界，有牵水（袁水）从宜春来会；途径南昌时，有盱水（今抚河）从南城来与赣江会；又有浊水（今锦江）注如赣江，水出康乐（今万载）县。
接下来郦道元写到余水（今信江）、鄱水（今饶河）、缭水（今潦河）、循水（今修水）与赣江相会的情形。他这样写道：
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馀水（今信江）注之。水东出馀汗县，王莽名之曰治干也。馀水北至鄡阳县注赣水。
赣水又与鄱水（今饶河）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王莽改曰乡亭。孙权以建安十五年，分为鄱阳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赣。 又有缭水（今潦河）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缭水东迳新吴（今奉新）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一水枝分别注入于循水（今修水）也。又北过彭泽县西，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今武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
郦道元总共写了十条与赣江相会的水，“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在叙述鄱阳湖周边的水系时，以赣水为纲，别水为目，将赣水提起来，其他的江河都顺便提溜起来，纲举目张。
在涉及鄱阳湖段文字时，郦道元这样写道：“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郦道元所处时代，正是鄱阳湖发育基本成熟之时，因此，他描写的赣水水系状况与今天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
赣江总揽江西境内的其他水系。在古代，赣江水系等同于鄱阳湖水系。特别是鄱阳湖未完全发育前，江西境内的水，就统称为赣水，及赣江水系。其他各水都汇入赣江，然后归于长江。
在我看来，赣江就像鄱阳湖这只巨掌的生命线，清晰、蓬勃、深刻，镂刻着天地运行的秘密……
五
在鄱阳湖这只手掌中，与岁月一起成长的故事，又被无数尘土掩埋。鄱阳湖周边有江州、洪州、饶州三座古老的州城。
说到州，可追溯到上古人皇时代，《三皇本纪》载：“（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意思是说，人皇的九个兄弟，分别掌控一个州，各自建立自己的城市，自此便有了九州。大禹治水，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其实是对人皇时代九州体系的继承。
从“州”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州”字从“川”，从“丶”。“川”指归向大泽大海的水流，如黄河、长江、淮河等；“丶”音义同“主”，意为“入住”“进驻”。“川”与“丶”合起来则表示“住到河边”，也可以说是分布在河川旁边的城市。古人在河边或平洼之地建筑有城墙抵挡洪水，形成城市。也就是说，大江、大湖旁边，筑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就是州。
州成为行政区划，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创部刺史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监察区名为州，州设刺史。西汉的州只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域。真正的行政区域还只是郡、县两级，郡太守直接与中央政权联系，不必通过州一级。
到东汉末年，州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形成州、郡、县三级制。这种制度前后延续了四百年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的面积不断缩小，数量不断增加，例如三国时期，魏有十二州，吴有四州，而蜀只有一州；西晋初年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末年增至二十一个州。再如南北朝时，州的范围逐渐缩小，南北方合计有五六十个州；至南北朝末期，州已經增加到三百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州已经有名无实了。这也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很多地名有“州”字的原由。
说到江州（今九江），又得扯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在落魄之时，担任过“江州司马”的闲职，写下了《琵琶行》。江州的名气因诗而名噪古今。
江州是晋朝的一级行政区划，包括今天的江西省和浙江省西部一带。唐、宋、元三代，江州仍为行政区划，治所在德化（今九江市），德化历史上还有柴桑、浔阳之名。
春秋时期，江州是吴国西边的边境，吴国为越国所灭，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因此属于不同时代的国别。秦属庐江郡，汉属淮南国。晋太康十年，以荆、扬二州疆域辽阔难以统理，割豫章、鄱阳、庐江等郡之地置江州，以江水为名，因而称江州。
江州古城，始名湓口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灌婴所筑。至今，九江市西园路浪井巷内尚有一口古井，名“浪井”。那井圈被岁月雕琢得凹凸不平，井壁上青苔斑驳，井底下泉水清澈可鉴。这井又称灌婴井、瑞井。
据晋张鉴《浔阳记》载：此井是西汉名将灌婴在高祖六年领兵屯扎九江时开凿，故称灌婴井。后年久湮塞。三国时，孙权曾驻九江，令人掘井。得石函井铭，文曰：“汉六年颍阴侯开。”下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孙权大喜，以为瑞兆，遂名瑞井。
浪井是一口不同寻常的井，“每遇江涛汹涌，人闻井有浪声”。大诗人李白在江州和庐山客居，作诗《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一首，诗中写道：“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李白认为是井近长江，地下有泉眼相通，因而江浪涌动，井中似有涛声。
明代桑乔在《庐山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靖年间，浔阳北门内有人掘井挖到了泉眼，井水涌现波涛，汹汹有声，且与江涛相应。其势泛溢不可止，此人惧而将井填塞。看来，浪井并非浪得虚名，如真能挖到泉眼，就可以形成浪井奇观。
浪井已历两千多年，不知从何时起，井底已听不到涛声了。据说是由于江岸筑堤，垒石护坡，地下通道被堵的缘故。这种推理还是比较接近理性的。
再说洪州城，它的兴建也与汉初大将灌婴驻守此地有关。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灌婴率部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四公里的皇城寺附近修筑了一座方圆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的土城，称为灌城，这也是南昌城肇基的开始。
洪州，也名豫章（今南昌）。传说豫章是一种异木，高有千丈，围有百尺，古人斫斩它来占卜九州的吉凶。《神异经·东荒经》这样记载：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复生，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豫章亦作“豫樟”，是枕木与樟木的并称。豫，为枕木；章为樟木。这两种木像一对双胞胎，很难分辨，但长到第七年，枕樟就能分辨出来。豫章作为木材，与长松、文梓﹑楩﹑楠这些树木一样，挺拔云霄，参天如盖。这种木材多生长在长江以南，北方少见。由于樟木的木理多文章，故称“樟”。因木质芳香，抗虫害、耐水湿，是建材、造船、家具、雕刻的最好材料。 江西出产樟木箱，因香樟木能够散发出特殊的浓郁的香气，经年不衰。这种香气使得香樟木家具非常得人喜爱。它防虫防蛀、驱霉隔潮。羊毛、羊绒、丝绸、棉麻、羽绒等高档衣物，邮票、字画、书籍等收藏品放置其中，不虫不蠹不发霉，气味芳香，沁人心脾。
过去，在江西农村，谁家有女孩子，到一定年龄，父母就会请木匠师傅打制樟木箱，先不上油漆，等女孩儿找好对象，确定婚期，才将白坯樟木箱打磨上漆。有些人家，在女儿出生那年，会在自家屋后种一棵樟树。女孩长大后，那树也跟着粗壮，做箱子正合适。
豫章盛产樟木自不必说，还产高士贤人。徐稺（孺子）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贤人，经学家，世人称“南州高士”，为千秋传颂的“人杰地灵之典范”。徐孺子一生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不愿为官而乐于助人。他曾远涉江夏（今湖北云梦）拜著名学者黄琼为师，后来黄琼当了大官，屡次举荐他入朝为官。但徐稺却与他断交，并拒绝黄琼邀请他去当官。黄琼死后，徐稺身背干粮从南昌徒步数日赶到江夏哭祭。
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极为敬重徐稺的人品，还特为他专设一榻，他走后便悬挂起来。这则千古佳话，被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记述下来，一句“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成为不朽名句。陈蕃曾多次赠粮给徐孺子，徐稺认为“非自力而不食”，他将这些粮食全部转送给贫苦人家。
徐孺子谢世后，葬于南昌市进贤门外东潭巷铁树坡旧城壕沟边。后人为纪念这位东汉著名的高士，曾于南昌市内的青山湖畔建徐孺子祠堂。南昌市今天仍有孺子路、孺子公园、孺子亭、高（士）桥，均以徐稺的字号命名。
饶州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比之更古的还有“番”；饶州作为地级行政单位，是隋朝平陈统一战争之后，治所在鄱阳县。而“番”则可上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鄱阳正式建县，称番县，隶属于九江郡。
番令专属吴芮所有。一如彭泽令，就是陶渊明之别名也。
吴芮乃江右第一人杰。对于番令吴芮，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与吴芮有关的地方。我到过其出生地余干五彩山，也到过其故里浮梁瑶里，这两个地方古时候都属于番邑版图。这些地方与吴芮有着血缘关系，不可不知，不可不走访。
吴芮的先祖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国创立者吴太伯，等到吴国被越国所灭，越王勾践毙夫差，追杀吴王夫差家人。吴国的王子王孙四散逃命，其中一支就逃到了番地，他们辗转迁徙，到了吴芮的父亲吴申时代，就居住在余干县善乡龙山南麓（今社庚乡），吴芮即出生于此。
番，本意为外夷。其时鄱阳湖地区聚居三苗族后裔，中原一带称三苗族为南蛮，鄙夷为番邦。而百越族源出三苗，故中原要统治百越，必先安抚番邑之地，才有笼络或进攻百越的跳板。
后来番邑（易）之地渐渐融入中原文化，才在番易字左右加耳旁，表示教化，而有了今天的鄱阳。鄱阳居鄱水之北，仍是水之北为阳的真实表达。
跟鄱陽最纠结不清的还是这个“饶”字。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绕着鄱阳转的这条饶江吧，就有前生后世说不清的渊源；还有饶州戏，至今还挂在鄱阳人的嘴边，在鄱阳人的耳畔婉转。
说到“饶”，绕不过饶姓。古代地名与姓氏有密切关联。饶也为姓氏，出自帝尧。饶姓在鄱阳繁衍流布到各地。饶州之名，与饶姓不无关联。
饶与尧同，饶过去为尧，为上古五帝之一唐尧之后裔。尧名放勋，帝喾之子，受封于唐，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谥号为“尧”，史称唐尧。几经演变，到秦灭六国，为避战祸，尧姓五十四世尧萱从平阳徙居江西鄱阳（古饶州）——注意这个尧姓与鄱阳开始发生关系。及至五十六世尧濙时为西汉，汉宣帝称帝尧乃上古五帝之一，也应该避讳，于是赐尧濙改姓“饶”，为饶姓始祖，并下诏全国，要天下凡姓“尧”的均改姓“饶”。
饶州作为地名，开始于新莽时期，称饶衍——实为饶姓繁衍之地。
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鄱阳郡为饶州。此后，饶州便开始与鄱阳争夺地名，两个名字在不同朝代反复争夺，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不是饶州就是鄱阳，不是鄱阳就是饶州。
若说饶州之名，与尧帝有没有关联，似乎还真能找到那么一点儿联系。在番邑之地，鄱阳湖中有座石虹山，其洞石壁有尧碑，大致内容为尧帝亲征讨伐三苗部落时所刻。尧为上古五帝之一，后世奉为百圣至圣，取地名时，自然会将此因素考虑进去。加之尧之后裔在鄱阳繁衍，故名饶州，理所当然。
在鄱阳，还有尧山，尧公庙。
曾驱车前往尧公庙，在暮色中朝庙门遥拜了一回。
饶州，也被后世诗化——山有林麓之利，泽有蒲鱼之饶。盛言饶州风物富饶之意。
饶州本为鱼米之乡——其有“七县之会饶州府，景秀江南鱼米乡”美誉。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中写道：“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富而户羡，蓄有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可知饶州之美也。
诚如景德镇盛产瓷器，曾称“饶玉”，皆因历史上景德镇不过是浮梁一镇，而浮梁不过是饶州府所辖一县耳。
饶玉，饶玉，饶润之玉。这个词被用来称呼景德镇青白瓷器，足够奢华，足够典雅，足够诗意和粹美！
六
鄱阳湖这只巨掌，土地丰腴如膏，湖里有鱼虾，陆地有稻果，是块育人的好地方。历朝历代，只要不是战乱年代，这里就是农业经济异常发达、人口兴盛之地。
汉高帝初年（约前202年），设豫章郡，郡治南昌，江西从此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下辖十八县。汉初豫章郡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余干、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建成、蠡阳、南野，分布在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袁水沿岸及鄱阳湖周边，即与今天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今天的南昌、赣州、吉安、宜春等主要城市都是在那时县城的基址上发展而来。
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按照这个统计数字，以十八县计，平均每县有三千七百四十八户，近两万人口。汉初十八县有八个县处于鄱阳湖周围，它们是南昌、彭泽、鄱阳、余干、柴桑、海昏、历陵（今德安）、蠡阳。这八个县人口按平均数值计算，有约三万户，十五万多人口。 到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豫章郡人口大幅增长，全郡有四十万户，一百六十余万人口，其中鄱阳湖周边县域人口逾七十万。可见人口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国家稳定，人口才能发展，这似乎是不变的真理。
之后魏晋南北朝，人口不增反减，主要原因是战乱和灾害频繁，加之鄡阳、海昏沉陷，导致人口锐减。据《宋书·州郡志》载，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属江州管辖的寻阳郡、豫章郡、鄱阳郡的户口数字：“寻阳太守，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万六千八……豫章太守，领县十二，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三……鄱阳太守，领县六，户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万九百五十。”寻阳郡三县总共人口才一万多人，人口凋敝可见一斑。据此计算，鄱阳湖地区人口约为两万二千一百零一户，十四万九千五百三十一口，与东汉永和五年相比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唐朝是大一统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鄱阳湖地区人口，唐初的武德八年（625年），为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六户，近六十万口；唐中期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为一十一万五千多户，七十余万口。人口基本恢复到了汉永和五年的水平。看来战乱和社会动荡是导致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宋代经济发展迅猛，人口极度膨胀，州郡县数量继续增加，至北宋末的崇宁元年（1102年），鄱阳湖地区属江州、隆兴府、饶州、南康郡管辖，人口达到一百一十二万余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7%。
元代江西人口超过了以往历史时期，据宋濂编撰的《元史·地理志》记载：“江州，下。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口五十万三千八百五十二。”“龙兴路，上。户三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一百四十八万五千七百四十四。”“饶州路，上。户六十八万二百三十五，口四百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康路，下。户九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口四十七万八千三百九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鄱阳湖地区人口达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余户，六百五十多万口，占全国人口的11.06%。这个时期，江西全境人口超过千万，已形成全国人口中心。
明代人口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元末战乱，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又组织有计划地将江西人口向湖广、皖、豫、苏等人口稀薄区域迁徙，致使江西人口出现低迷状态。《明史·地理志》载：“江西。领府十三，州一，县七十七。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口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弘治四年，户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万九千八百。万历六年，户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口五百八十五万九千二十六。”
从这个数据看，鄱阳湖地区四府二十四个州县，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数为二百七十六三千八百四十口；弘治四年（1491年）为二百零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八口；万历六年（1578年）为一百八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口。明朝本是经济繁荣、社会较为稳定的时代，江西人口不是逐年增长，却是逐年减少，人口仅为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人口数的27.7%。这是极不正常的，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江西人口被大量外迁。广为流传的民谣“江西填湖广”就是反映这一事件的佐证。
清代社會经济的复苏，经过康乾盛世的再造，鄱阳湖地区人口又迅速增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三七千一百八十六口，咸丰元年（1851年）为八百九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六口。此时已再次创人口新高。但太平天国运动在江西展开的拉锯战，使鄱阳湖地区人口损失严重，社会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
民国时期，战乱与灾害不断，鄱阳湖地区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民国五年（1916年）为六百零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九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四百零二万六千三百六十一口。人口下降数字非常突出。
从人口的起落可以看出社会的繁荣和衰败。历朝历代，人丁繁衍，代代相继，演绎着鄱阳湖波澜壮阔的人文历史。
七
鄱阳湖流域水网密布，若返回到古代，从鄱阳湖乘船可以到达江西的绝大部分乡镇。
秦始皇南征百越就是通过鄱阳湖流域向浙江、福建、广东、湖南而扩展疆域的。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挖大庾岭，打通了与岭南最便捷驿道。元代江西行省驿站达一百五十四处，其中马站八十五处，有马两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处，有船五百六十八艘。
明清时期，南昌府、九江府、南康府、饶州府所辖滨湖各县共有十七驿，七总铺，一百四十八铺。其中南昌府设七驿四十铺，南昌府城一驿，南昌县两驿三铺，新建县三驿十五铺，进贤县一驿二十二铺。这些驿站有章江驿、市汊驿、武阳驿、新兴驿、邬子驿、樵舍驿、吴城驿，沙井铺、乌溪铺、八尺铺、进贤铺、茭塘铺等分布在鄱阳湖西南一线。九江府设三驿三总铺二十九铺，分布于府城和德化、德安、湖口县境内。南康府设三驿二总铺三十七铺，散布在鄱阳湖东西两岸的都昌、星子两县。饶州府设四驿二总铺四十二铺，占据鄱阳湖东南的鄱阳、余干县境。这些驿站、铺，是沟通古代省际和地区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鄱阳湖收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江之水约五百二十七条支流，统汇长江。据《鄱阳湖地区古城镇的历史变迁》介绍，鄱阳湖水系交通有六十二条航线可到达江西七十个县，有大小港站一百一十七个，码头二百三十六座，泊位四百二十二个，形成长江干线的天然水网。
鄱阳湖位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的汇集之地，由此形成鄱阳湖平原。这里江流密布，河网如叶脉一样有序地分布在大地上。这块膏腴之地聚集着人类群落，逐渐形成城镇，人类依靠水网穿梭于各城镇之间。
鄱阳湖四周分布着姑塘镇、南康镇、吴城镇、三江镇、武阳镇、民和镇、瑞洪镇、鄱阳镇、周溪镇、三叉港镇、都昌镇、左里镇、双钟镇……随着水运交通的萎缩，原先因水而兴的热闹市镇也逐步冷清，有的完全消失，如过去的姑塘、青山、屏风等街市因为陆路交通的不便而只剩遗址。
鄱阳湖周围的城镇，最初形成因素，大多是处于交通要冲、人口汇集中心的码头而形成市镇，也有少数是因为军事防御或政府关税和经贸需要而建。军事型城镇是指处于军事要冲、根据军事防御需要而设立的城堡，后发展为城镇，如湖口县城双钟镇，南北朝时因据钟山、临长江设湖口戍，后于南唐时期析彭泽县之彭泽乡及五柳乡之半置湖口县；关税型城镇处于榷关之地，人流量大，商贾云集，居民繁杂，如姑塘镇等，依托榷关地位而形成城镇，后来因战火损毁；经贸型城镇是因为交通枢纽地位而兴起的城镇，如吴城镇，地处赣江和修河交汇处，依托鄱阳湖的水网形成经贸中心……
濒临各江河的市镇更是数不胜数，它们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鄱阳湖水系的巨掌之中，如星辰般点亮着江西大地。
仔细打量鄱阳湖，它与一只手掌是那么完美契合：它的五条江河，就像五根手指伸展在江西大地；它的主湖体，就是掌部，汇集着五指输送来的水；它的入江水道，就是手腕，通过湖口将湖水输送入长江。
每当春夏之交，连绵雨季，水位节节攀升，湖面迅猛扩展，立时有烟波浩荡之感，那些波诡浪谲的水澜就是鄱阳湖的掌纹；即便冬季，湖水急流勇退后，洲滩尽情裸露，一道道蜿蜒的水流，枯藤般雕刻在鄱阳湖的巨掌中，形成与众不同的掌文。
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上天赐予的，鄱阳湖的掌纹正是大自然的产物。“帝刻桐叶，天书掌文。”是北周诗人庾信《成王刻桐叶封虞赞》中的句子，说的是周成王的故事。成王年幼即位，不久，唐国发生叛乱，周公旦派兵平定。成王和弟弟叔虞在宫中玩耍，随手摘下一片桐叶，递给弟弟叔虞说：“我把唐国封给你。”在场的史官立即上前请成王择日立叔虞为唐国国君。成王说：“我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史官说：“天子是不能开这样玩笑的。天子说的话史官会记下，天子要举行礼节完成它，还要作成音乐来歌唱它。”成王只好封叔虞为唐国国君，史称唐叔虞。没想到，成王的一句戏言，倒成全了一代明君。叔虞得到封地，励精图治，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良农田，发展生产，使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唐人爱戴的君主。
这片桐叶的叶脉，有如上天铭刻的掌文，成了帝王金口玉言的象征。一片桐叶享有了珪玉一样的待遇，这表明自然与人心一旦契合，便拥有诚信如金的力量。鄱阳湖如一只巨掌扣在江右大地，不正是大自然的杰作吗？它不需要谁的金口玉言，年年月月，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兑现着自己肥肥瘦瘦的诺言。
鄱阳湖也可以说是大地母亲的“掌上明珠”。它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在正常的水位情况下，鄱阳湖面积有三千九百多平方公里，容积达三百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三峡大坝一百三十米时的储水量。鄱阳湖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也是惊人的，它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鄱阳湖是珍稀候鸟的天然家园，也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最佳着床地。鄱阳湖可以说是白鹤的天堂、天鹅的故乡。鄱阳湖广阔的湿地，拥有多姿的水、温柔的荻、诗意的草……
鄱阳湖这只巨掌，掌控着江西的生态命运，执掌着江西几乎全境的水系命脉。它美轮美奂的掌中传奇，引领着我探足这座神奇之湖的演变之旅。
二
鄱阳湖这只巨掌的凹陷，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要追溯到亿万年前的冰川时代。那个时候，人类的胚胎还没有在上帝的脑海里闪念。
地球自诞生起，气候一直处于冷与暖的交替变迁中。在距今约五点四亿年至十八亿年前的中晚元古代震旦纪——古生代，鄱阳湖所在地属扬子海槽，被海水覆盖。到了三叠纪末，约两亿年前的印支运动，海水退去，这里成为一片陆地。
当时光之驹奔跑到一点三五亿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有了燕山运动，这里又断裂陷落成盆地，下陷深达千米；七千万年前的新生代来临时，一次喜马拉雅运动，盆地又逐渐隆起，经历风化、剥蚀，这似乎是一个将以往的一切历史洗白的过程。
进入约二百六十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受到北北、北北东、北西三组断裂的差异升降活动影响形成鄱阳湖沉降区，沿湖口——新干断裂，发育深化成了古赣江水系，逐渐形成平缓舒展的凹地和与长江相通的断裂谷地。由于丘陵起伏的山間盆地，奠定了鄱阳盆地的轮廓。此时，早期人类开始在这些谷地间狩猎为生。
鄱阳盆地形成后，首先发育赣江水系，然后才形成鄱阳湖。中更新世时，随着新构造运动活动，古赣江开始发育，至全新世早期，鄱阳盆地为一河网交织的平原洼地，这时的人类也进入到异常活跃时期。
距今六千至七千年前发生了一次海侵，积水成为湖泊，古称彭蠡泽。长江主泓道与淮阳山字形前弧基本一致，由于新构造运动，山字形前弧应力场继续活动，前弧挤压带向南推移，致使古长江南岸地区下降。三千四百年前发生第二次海侵，长江自西而东穿越彭蠡湖而过。两千年前发生第三次海侵，在地质、气象、水文多重作用下，彭蠡泽沿赣江向南扩展，湖水越过松门山直抵鄱阳、余干附近，因湖中有鄱阳山，而易名鄱阳湖，距今约一千六百年左右，即公元420年前后，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
从地理来讲，古彭蠡与现代鄱阳湖是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完全重叠的两个湖泊。
《尚书·禹贡》记载：“彭蠡既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汇泽为彭蠡”。长江出武穴后，江水呈分汊水系，蔓延东流，《禹贡》谓之“九江孔殷”。《史记》记载“禹疏九江”，其实就是对这些分汊河道进行疏导整治。
彭蠡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于长江和赣江两大水系交汇所致。彭蠡泽为江水所汇，其范围约当今长江北岸鄂东的源湖，皖西的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等滨江诸湖区以及相连接的湖口和今天的鄱阳湖入江水道所组成。
古人有时将古彭蠡泽视作长江拓宽的河段，这就是《尔雅》十薮中只有云梦泽、具区（今太湖）而缺彭蠡的原因。这表明彭蠡是水陆相间、草木丛生、江流纵横、候鸟翩飞的广阔盆地环境。古长江由西向东穿泽而过，古赣江由南向北交汇于此，形成壮阔无比、浩渺无边的江湖世界。
在人间，我们也许能体会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沧桑之变，但对于大自然，可以百年、千年之距来演绎它的盖世之变，人类只能从史册中捕风捉影，凑成它的细枝末节。
鄱阳湖这只手掌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变化而成的。
三
对于一只巨掌来说，它无时不刻地制造着自己的故事。扒开历史的尘埃，发现古彭蠡湖的消失与长江的南移，是造就现代鄱阳湖的成因。我需要从几个地理名词来叙述彭蠡湖和长江的演变过程。
“浔阳”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至今仍然还在沿用。如今，浔阳是九江市区所在地。白居易的《琵琶行》的开篇写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浔阳江便成为无数人知晓的江段。浔阳江是指长江流经浔阳的一段，也即现在流经九江的这段长江。 浔阳，史称柴桑、江州，因其“南开六道，途道五岭，北守长江，运行岷汉，来商纳贾”，历史上这里便是“四大米市”“三大茶市”，是著名的商贸码头。
浔阳在历史上名声很响亮，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就曾多次写到浔阳故事，如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反诗，李逵与李俊大闹浔阳江等。
历史上有“寻阳”和“浔阳”两种不同写法。也表明两个不同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段。
寻阳置县于汉文帝十六年（164年），县治在今湖北黄梅蔡山附近的古城村。这个蔡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因为蔡山产大龟。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何晏说：“蔡，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長尺有二寸。”《通典》载：“蔡山出大龟。”新编《辞源》蔡山条：“蔡山在湖北黄梅西南江滨。”蔡山自古产大龟，古长江从蔡山脚下流过。《左传》有“问蔡”之语，即“问龟”，“蔡”成为“龟”的象征。古人用龟卜卦，认为龟越大越灵验，故有“大蔡神龟”之说。古代九江人以蔡龟作贡品，故有“九江纳锡大龟”的记载。
寻阳县治之所以设置于蔡山，也许与上述渊源有关。按照中国古人的理念，水之北为阳，寻阳城设在当时的长江主泓道以南，其名就应该像淮阴、江阴那样取名为寻阴，而不应该是寻阳。但从史料可知，长江出武穴，流经寻阳时，江水呈分叉状向东漫流。在这些众多的分流中，寻阳城南还有一支水流，名叫寻水，故寻水之北的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寻阳。北宋陈舜俞的《庐山记》写得很清楚：“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寻水之阳，因名寻阳。”
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也写道：“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这里的“一水通大雷”，指主泓道；“一水西南流注于江”，指分叉河道。
寻阳县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湖北黄梅县全部，广济县绝大部分，宿松县湖区以南至望江县华阳沿江一带，九江县大部分，湖口、彭泽两县北部沿江一带（即古之柴桑、彭泽二县之间自长江至庐山一带）。巧合的是，这个范围正好涵盖了古彭蠡的水域范围。
寻阳县东汉时属扬州庐江郡；三国时属吴国荆州蕲春郡；西晋时先属荆州武昌郡，后属扬州庐江郡。
西晋永兴元年（ 304年），对于寻阳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年西晋政府划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立寻阳郡。寻阳由县升格为郡，管辖范围大致为今九江、广济间长江两岸，也包括古彭蠡范围。
由于长江中上游人类活动频繁，来沙量剧增，导致长江三角洲淤积加剧，水位上升。有人测算，自五千年至今，长江下游水位上升了二十米左右。这一现象无疑对寻阳郡长江段和彭蠡湖影响极大。长江主泓道和彭蠡湖水位也因上游来沙猛增，产生淤积，水位抬升。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原先众多分叉江道和湖汊，有的自然合并，有的人为围垦，彭蠡湖退缩变成了陆地，长江在这种自然和人力作用下向南运动。寻阳县治也随着长江主泓道的南移而迁到江南鹤问寨（今九江西），而移郡治至柴桑县（今九江西南）。完成了寻阳地理上的第一次迁移。
后寻阳县并入柴桑县。南朝梁末移郡治至柴桑之湓口城（即今九江）。隋改柴桑县为寻阳，治湓口城，即今九江市。唐贞观八年（ 634年），省楚城更置浔阳县——注意，这里的“浔”加了水字旁。有了这三点水，也便有了浔阳江。按照中国古代的地理概念，水之南为阴，浔阳城位处长江之南，名字不应为阳，而应为阴。可是，这个浔阳却生生镌刻成了一座历史名城，这完全是因为过去的寻阳之故，浔阳不过是寻阳的继承而已。浔阳一名的出现，也完全是因为长江南迁后，文人墨客的一时兴起，在寻字左边点上了三点水。这也说明，长江南迁后，水道已经完全确定，彭蠡湖已完全退化，鄱阳湖基本发育成熟。
历朝历代，上来一个新皇帝，心血来潮把名字改了，后代之君又心血来潮将名字改回去，反反复复，一个城市的名字往往有三五个甚至十几个，这种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浔阳也是如此。不管如何变，浔阳总是与浔阳江和彭蠡湖（鄱阳湖）密切相关。
彭蠡湖的退缩，长江主泓道的南移，直接导致赣江水系与长江在湖口遭遇顶托，阻滞了赣江下游盆地来水的迅速排泄，使赣江下游盆地水位不断上升并逐渐向南扩展，出现了公元420年和425年的鄡阳、海昏城沉没事件，这也可以说是现代鄱阳湖形成的标志。
说到“海昏”，也许从名字本身能探寻到有价值的信息。所谓“海”，应该理解为一片湖泊，“昏”则为日落之时，为西。那就是说，海昏本意为：湖泊之西。
鄡阳县沉没之前，在余干、鄱阳、都昌（鄡阳）、永修（海昏）、南昌、进贤这些城池包围的这片土地，应该是河汊纵横、湖泊遍布之地。只是那个时候湖泊的水位比较低，威胁不到鄡阳、海昏这些城市。再说这个湖泊与北面的彭蠡湖比，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在史册上籍籍无名。只有等到彭蠡湖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这个湖泊才以改天换地的姿态傲立于世。
公元420年，北面有彭蠡湖和长江的顶托、倒灌，南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汹涌灌入，这片原本面积不大的湖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开疆拓土，甚至不惜将两座城池毁尸灭迹，沦入湖底，这难道不是上天要造就一个鄱阳湖吗？
寻阳也好，浔阳也罢，它是彭蠡湖退化和长江南迁的亲历者，也是现代鄱阳湖生成的见证者。它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见惯了朝代更替的风风雨雨和自然山川演绎的沧海桑田，它无言，以城名、以楼名、以江名，也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
从寻阳变为浔阳的意味中，寻找到了诸多地理变迁的玄妙。也由此确认鄱阳湖这只手掌的前世，是如此意蕴丰富，令人徘徊悱恻……
四
一只手掌的掌纹，何尝不是山川大地厚土演绎而来。
古人关于华夏山水的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山海经》，一部是《水经注》，都有涉及江西山水的章节。
《山海经》一书中未记载庐山，而记载了柴桑山。这也说明《山海经》写作者所在年代，还未有庐山之名，但却有柴桑山—— 又南行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兽多麇鹿，多白蛇飞蛇。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成书时，尚未立柴桑县。东晋郭璞注柴桑山云：“今在浔阳柴桑县南，其庐山相连也。”郭璞认为柴桑山在浔阳柴桑县南，是与庐山相连的一座山。明嘉靖中叶，扬州人桑乔贬官到九江，写了一部《庐山纪事》，明确指出：“柴桑山即今面阳、马首（头）、桃花尖诸山。”因此，柴桑山是庐山的一部分。
但我以为，《山海经》说的柴桑山，其实就是指庐山，并非其局部。因为一座山在写作者眼中没有名字时，他除了依据当地住民的称谓外，就是著作者根据山体状态来命名。因为那是个命名空间无限广阔的时代，山川大地没有名字，他就可以直接命名写在著作中，后人根据书本所记，就传布开来。
《山海经》作者根据山体多柴桑的特点，命名为柴桑山，是十分贴切的。从先后次序来讲，是先有了柴桑山名，后来的柴桑县名则是依据柴桑山而来。再说，《山海经》是一部记述山体的专门著作，不可能舍大求小，舍弃庐山不记，而记录其附属山体。
柴桑城在历史上存在近八百年，作为寻阳郡（地级）、江州（省级）治所亦近三百年， 历史上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均在这里演绎，不少历史名人曾在这里活动，如陶渊明、慧远、李白、白居易等都在柴桑踏石留印，遗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令后代读者神往之至。
《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群英会蒋干中计”“柴桑口卧龙吊孝”等故事，都与柴桑有联系，英雄的故事流布于匡山蠡水之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拍过一部戏曲片《柴桑口》，该片讲述诸葛亮吊祭周瑜时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闹不清楚柴桑口在什么地方，有说是在今七里湖赛湖村，这里是柴桑城故址；也有说是古柴桑所在的星子县，但说不清具体地址；还有说是甘棠湖……莫衷一是。
我通过多年走访，认为柴桑口就是九江口。九江口在哪儿呢，实际就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之下游不远的汇口，因为在这里长江的两条分叉也在这里合并，是长江两股水道和鄱阳湖水的总汇。从地图上看，汇口的陆地和江流形成近似于九十度的弯道，这里是今宿松县汇口镇所在地。汇口所在的平原，在古代叫桑落洲，是周瑜筑巢湖城的所在地，也是周瑜练兵的地方。周瑜去世后，灵柩应该停放于巢湖城中，诸葛亮前来吊祭，必至桑落洲的巢湖城。据载，周瑜就近葬于巢湖城中，后来江水崩岸，威胁墓地，后人将周瑜墓迁往宿松西北破凉镇梅墩畈圭山。汇口也叫泾江口，是当年陈友谅中流箭的地方。
此外，古代汇口属于柴桑县的东部边界，也是柴桑县水道的出口，因此叫柴桑口至于恰当。至于九江口，则是当城名为九江时的称谓，九江城的水道出口，能不叫九江口吗？当然，九江也暗含多条江的意思，多条江的水道总汇，就是九江口。一地多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探足这些名字，也是理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山海经》也写到了赣江，说：“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
赣江的名头很多，历史上豫章水、章水、湖汉水等称谓都指赣江。章水，又名章江，赣江的源头之一。古时称豫章水，唐时因避豫王讳，改称章水。章水发源于崇义县聂都山张柴洞，流经大余、上犹、南康，在南康市三江乡三江口与上犹江汇合，此后又称章江，流经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西河。在八境台与贡水交汇，始称赣江。湖汉水，指今赣江干流及其上源贡水。一水多名，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罢了。
赣江上游源自章水与贡水。章贡二水，一东一西，东为贡水，西为章水。若用长短和流域面积来比较，贡水远远超越章水。贡水主河长二百七十八千米，自东向西流，流域面积两万六千五百八十九平方千米；章水全长一百九十九千米，由西向东流，流域面积七千六百九十六平方千米。若论流域面积，贡水是章水的三倍多。
章水主要支流有两条：大余的章江、上犹的犹江。贡水的主要支流却有八条：龙南信丰的桃江、兴国的平江、于都的贡江、宁都的梅江、石城的琴江、安远的濂江、会昌的湘江、瑞金的绵江。章贡二水共十条河流，齐聚于赣州城下。赣州自古就有“十龙聚龟”之说，由此形成赣州城的独特形胜。
若忽略历史，以今天技术数据论，贡水应为赣江正源。但历史上，章水开发时间早于贡水，自古就形成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章水被南来北往的口碑相传，声名远扬，甚至以章江代指赣江，屡见不鲜。不过古人也把贡江称作湖汉水，《水经注》就曾以湖汉水指称赣江。这与将章水指称赣江是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私下对于古人称贡水为湖汉水有异议，似乎与湖广、汉水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一定是古人著述时多喝了几盅，闹出了此等糊涂事。
章水被称作正源的说法，源自古老《山海经》“贛水出聂都山”。后人迷信此说，盖以章水为赣江正源。甚至《水经注》也推波助澜，说：“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北过赣县东……”南野是汉初豫章郡十八县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上犹、南康、崇义、大余、信丰诸县范围。同治版《南安府志》卷十八
直到1956年，江西省水利厅遂正式把贡水定位赣江的正源。章水便成为赣江的支源。这无疑也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衡量事实的一个结论。
《水经注》是古代涉及水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涉及赣水的部分约四千二百多字，可谓篇幅不少。这些文字大多是交代主要支流如何与赣江交汇，章、贡合流为赣，赣水流经庐陵，有庐水西出长沙安成（今江西安福）县来与赣江会合；到了新淦（今新干）地界，有牵水（袁水）从宜春来会；途径南昌时，有盱水（今抚河）从南城来与赣江会；又有浊水（今锦江）注如赣江，水出康乐（今万载）县。
接下来郦道元写到余水（今信江）、鄱水（今饶河）、缭水（今潦河）、循水（今修水）与赣江相会的情形。他这样写道：
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馀水（今信江）注之。水东出馀汗县，王莽名之曰治干也。馀水北至鄡阳县注赣水。
赣水又与鄱水（今饶河）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王莽改曰乡亭。孙权以建安十五年，分为鄱阳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赣。 又有缭水（今潦河）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缭水东迳新吴（今奉新）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一水枝分别注入于循水（今修水）也。又北过彭泽县西，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今武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
郦道元总共写了十条与赣江相会的水，“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在叙述鄱阳湖周边的水系时，以赣水为纲，别水为目，将赣水提起来，其他的江河都顺便提溜起来，纲举目张。
在涉及鄱阳湖段文字时，郦道元这样写道：“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郦道元所处时代，正是鄱阳湖发育基本成熟之时，因此，他描写的赣水水系状况与今天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
赣江总揽江西境内的其他水系。在古代，赣江水系等同于鄱阳湖水系。特别是鄱阳湖未完全发育前，江西境内的水，就统称为赣水，及赣江水系。其他各水都汇入赣江，然后归于长江。
在我看来，赣江就像鄱阳湖这只巨掌的生命线，清晰、蓬勃、深刻，镂刻着天地运行的秘密……
五
在鄱阳湖这只手掌中，与岁月一起成长的故事，又被无数尘土掩埋。鄱阳湖周边有江州、洪州、饶州三座古老的州城。
说到州，可追溯到上古人皇时代，《三皇本纪》载：“（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意思是说，人皇的九个兄弟，分别掌控一个州，各自建立自己的城市，自此便有了九州。大禹治水，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其实是对人皇时代九州体系的继承。
从“州”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州”字从“川”，从“丶”。“川”指归向大泽大海的水流，如黄河、长江、淮河等；“丶”音义同“主”，意为“入住”“进驻”。“川”与“丶”合起来则表示“住到河边”，也可以说是分布在河川旁边的城市。古人在河边或平洼之地建筑有城墙抵挡洪水，形成城市。也就是说，大江、大湖旁边，筑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就是州。
州成为行政区划，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创部刺史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监察区名为州，州设刺史。西汉的州只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域。真正的行政区域还只是郡、县两级，郡太守直接与中央政权联系，不必通过州一级。
到东汉末年，州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形成州、郡、县三级制。这种制度前后延续了四百年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的面积不断缩小，数量不断增加，例如三国时期，魏有十二州，吴有四州，而蜀只有一州；西晋初年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末年增至二十一个州。再如南北朝时，州的范围逐渐缩小，南北方合计有五六十个州；至南北朝末期，州已經增加到三百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州已经有名无实了。这也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很多地名有“州”字的原由。
说到江州（今九江），又得扯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在落魄之时，担任过“江州司马”的闲职，写下了《琵琶行》。江州的名气因诗而名噪古今。
江州是晋朝的一级行政区划，包括今天的江西省和浙江省西部一带。唐、宋、元三代，江州仍为行政区划，治所在德化（今九江市），德化历史上还有柴桑、浔阳之名。
春秋时期，江州是吴国西边的边境，吴国为越国所灭，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因此属于不同时代的国别。秦属庐江郡，汉属淮南国。晋太康十年，以荆、扬二州疆域辽阔难以统理，割豫章、鄱阳、庐江等郡之地置江州，以江水为名，因而称江州。
江州古城，始名湓口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灌婴所筑。至今，九江市西园路浪井巷内尚有一口古井，名“浪井”。那井圈被岁月雕琢得凹凸不平，井壁上青苔斑驳，井底下泉水清澈可鉴。这井又称灌婴井、瑞井。
据晋张鉴《浔阳记》载：此井是西汉名将灌婴在高祖六年领兵屯扎九江时开凿，故称灌婴井。后年久湮塞。三国时，孙权曾驻九江，令人掘井。得石函井铭，文曰：“汉六年颍阴侯开。”下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孙权大喜，以为瑞兆，遂名瑞井。
浪井是一口不同寻常的井，“每遇江涛汹涌，人闻井有浪声”。大诗人李白在江州和庐山客居，作诗《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一首，诗中写道：“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李白认为是井近长江，地下有泉眼相通，因而江浪涌动，井中似有涛声。
明代桑乔在《庐山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靖年间，浔阳北门内有人掘井挖到了泉眼，井水涌现波涛，汹汹有声，且与江涛相应。其势泛溢不可止，此人惧而将井填塞。看来，浪井并非浪得虚名，如真能挖到泉眼，就可以形成浪井奇观。
浪井已历两千多年，不知从何时起，井底已听不到涛声了。据说是由于江岸筑堤，垒石护坡，地下通道被堵的缘故。这种推理还是比较接近理性的。
再说洪州城，它的兴建也与汉初大将灌婴驻守此地有关。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灌婴率部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四公里的皇城寺附近修筑了一座方圆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的土城，称为灌城，这也是南昌城肇基的开始。
洪州，也名豫章（今南昌）。传说豫章是一种异木，高有千丈，围有百尺，古人斫斩它来占卜九州的吉凶。《神异经·东荒经》这样记载：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复生，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豫章亦作“豫樟”，是枕木与樟木的并称。豫，为枕木；章为樟木。这两种木像一对双胞胎，很难分辨，但长到第七年，枕樟就能分辨出来。豫章作为木材，与长松、文梓﹑楩﹑楠这些树木一样，挺拔云霄，参天如盖。这种木材多生长在长江以南，北方少见。由于樟木的木理多文章，故称“樟”。因木质芳香，抗虫害、耐水湿，是建材、造船、家具、雕刻的最好材料。 江西出产樟木箱，因香樟木能够散发出特殊的浓郁的香气，经年不衰。这种香气使得香樟木家具非常得人喜爱。它防虫防蛀、驱霉隔潮。羊毛、羊绒、丝绸、棉麻、羽绒等高档衣物，邮票、字画、书籍等收藏品放置其中，不虫不蠹不发霉，气味芳香，沁人心脾。
过去，在江西农村，谁家有女孩子，到一定年龄，父母就会请木匠师傅打制樟木箱，先不上油漆，等女孩儿找好对象，确定婚期，才将白坯樟木箱打磨上漆。有些人家，在女儿出生那年，会在自家屋后种一棵樟树。女孩长大后，那树也跟着粗壮，做箱子正合适。
豫章盛产樟木自不必说，还产高士贤人。徐稺（孺子）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贤人，经学家，世人称“南州高士”，为千秋传颂的“人杰地灵之典范”。徐孺子一生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不愿为官而乐于助人。他曾远涉江夏（今湖北云梦）拜著名学者黄琼为师，后来黄琼当了大官，屡次举荐他入朝为官。但徐稺却与他断交，并拒绝黄琼邀请他去当官。黄琼死后，徐稺身背干粮从南昌徒步数日赶到江夏哭祭。
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极为敬重徐稺的人品，还特为他专设一榻，他走后便悬挂起来。这则千古佳话，被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记述下来，一句“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成为不朽名句。陈蕃曾多次赠粮给徐孺子，徐稺认为“非自力而不食”，他将这些粮食全部转送给贫苦人家。
徐孺子谢世后，葬于南昌市进贤门外东潭巷铁树坡旧城壕沟边。后人为纪念这位东汉著名的高士，曾于南昌市内的青山湖畔建徐孺子祠堂。南昌市今天仍有孺子路、孺子公园、孺子亭、高（士）桥，均以徐稺的字号命名。
饶州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比之更古的还有“番”；饶州作为地级行政单位，是隋朝平陈统一战争之后，治所在鄱阳县。而“番”则可上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鄱阳正式建县，称番县，隶属于九江郡。
番令专属吴芮所有。一如彭泽令，就是陶渊明之别名也。
吴芮乃江右第一人杰。对于番令吴芮，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与吴芮有关的地方。我到过其出生地余干五彩山，也到过其故里浮梁瑶里，这两个地方古时候都属于番邑版图。这些地方与吴芮有着血缘关系，不可不知，不可不走访。
吴芮的先祖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国创立者吴太伯，等到吴国被越国所灭，越王勾践毙夫差，追杀吴王夫差家人。吴国的王子王孙四散逃命，其中一支就逃到了番地，他们辗转迁徙，到了吴芮的父亲吴申时代，就居住在余干县善乡龙山南麓（今社庚乡），吴芮即出生于此。
番，本意为外夷。其时鄱阳湖地区聚居三苗族后裔，中原一带称三苗族为南蛮，鄙夷为番邦。而百越族源出三苗，故中原要统治百越，必先安抚番邑之地，才有笼络或进攻百越的跳板。
后来番邑（易）之地渐渐融入中原文化，才在番易字左右加耳旁，表示教化，而有了今天的鄱阳。鄱阳居鄱水之北，仍是水之北为阳的真实表达。
跟鄱陽最纠结不清的还是这个“饶”字。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绕着鄱阳转的这条饶江吧，就有前生后世说不清的渊源；还有饶州戏，至今还挂在鄱阳人的嘴边，在鄱阳人的耳畔婉转。
说到“饶”，绕不过饶姓。古代地名与姓氏有密切关联。饶也为姓氏，出自帝尧。饶姓在鄱阳繁衍流布到各地。饶州之名，与饶姓不无关联。
饶与尧同，饶过去为尧，为上古五帝之一唐尧之后裔。尧名放勋，帝喾之子，受封于唐，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谥号为“尧”，史称唐尧。几经演变，到秦灭六国，为避战祸，尧姓五十四世尧萱从平阳徙居江西鄱阳（古饶州）——注意这个尧姓与鄱阳开始发生关系。及至五十六世尧濙时为西汉，汉宣帝称帝尧乃上古五帝之一，也应该避讳，于是赐尧濙改姓“饶”，为饶姓始祖，并下诏全国，要天下凡姓“尧”的均改姓“饶”。
饶州作为地名，开始于新莽时期，称饶衍——实为饶姓繁衍之地。
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鄱阳郡为饶州。此后，饶州便开始与鄱阳争夺地名，两个名字在不同朝代反复争夺，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不是饶州就是鄱阳，不是鄱阳就是饶州。
若说饶州之名，与尧帝有没有关联，似乎还真能找到那么一点儿联系。在番邑之地，鄱阳湖中有座石虹山，其洞石壁有尧碑，大致内容为尧帝亲征讨伐三苗部落时所刻。尧为上古五帝之一，后世奉为百圣至圣，取地名时，自然会将此因素考虑进去。加之尧之后裔在鄱阳繁衍，故名饶州，理所当然。
在鄱阳，还有尧山，尧公庙。
曾驱车前往尧公庙，在暮色中朝庙门遥拜了一回。
饶州，也被后世诗化——山有林麓之利，泽有蒲鱼之饶。盛言饶州风物富饶之意。
饶州本为鱼米之乡——其有“七县之会饶州府，景秀江南鱼米乡”美誉。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中写道：“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富而户羡，蓄有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可知饶州之美也。
诚如景德镇盛产瓷器，曾称“饶玉”，皆因历史上景德镇不过是浮梁一镇，而浮梁不过是饶州府所辖一县耳。
饶玉，饶玉，饶润之玉。这个词被用来称呼景德镇青白瓷器，足够奢华，足够典雅，足够诗意和粹美！
六
鄱阳湖这只巨掌，土地丰腴如膏，湖里有鱼虾，陆地有稻果，是块育人的好地方。历朝历代，只要不是战乱年代，这里就是农业经济异常发达、人口兴盛之地。
汉高帝初年（约前202年），设豫章郡，郡治南昌，江西从此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下辖十八县。汉初豫章郡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余干、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建成、蠡阳、南野，分布在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袁水沿岸及鄱阳湖周边，即与今天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今天的南昌、赣州、吉安、宜春等主要城市都是在那时县城的基址上发展而来。
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按照这个统计数字，以十八县计，平均每县有三千七百四十八户，近两万人口。汉初十八县有八个县处于鄱阳湖周围，它们是南昌、彭泽、鄱阳、余干、柴桑、海昏、历陵（今德安）、蠡阳。这八个县人口按平均数值计算，有约三万户，十五万多人口。 到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豫章郡人口大幅增长，全郡有四十万户，一百六十余万人口，其中鄱阳湖周边县域人口逾七十万。可见人口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国家稳定，人口才能发展，这似乎是不变的真理。
之后魏晋南北朝，人口不增反减，主要原因是战乱和灾害频繁，加之鄡阳、海昏沉陷，导致人口锐减。据《宋书·州郡志》载，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属江州管辖的寻阳郡、豫章郡、鄱阳郡的户口数字：“寻阳太守，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万六千八……豫章太守，领县十二，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三……鄱阳太守，领县六，户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万九百五十。”寻阳郡三县总共人口才一万多人，人口凋敝可见一斑。据此计算，鄱阳湖地区人口约为两万二千一百零一户，十四万九千五百三十一口，与东汉永和五年相比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唐朝是大一统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鄱阳湖地区人口，唐初的武德八年（625年），为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六户，近六十万口；唐中期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为一十一万五千多户，七十余万口。人口基本恢复到了汉永和五年的水平。看来战乱和社会动荡是导致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宋代经济发展迅猛，人口极度膨胀，州郡县数量继续增加，至北宋末的崇宁元年（1102年），鄱阳湖地区属江州、隆兴府、饶州、南康郡管辖，人口达到一百一十二万余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7%。
元代江西人口超过了以往历史时期，据宋濂编撰的《元史·地理志》记载：“江州，下。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口五十万三千八百五十二。”“龙兴路，上。户三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一百四十八万五千七百四十四。”“饶州路，上。户六十八万二百三十五，口四百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康路，下。户九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口四十七万八千三百九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鄱阳湖地区人口达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余户，六百五十多万口，占全国人口的11.06%。这个时期，江西全境人口超过千万，已形成全国人口中心。
明代人口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元末战乱，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又组织有计划地将江西人口向湖广、皖、豫、苏等人口稀薄区域迁徙，致使江西人口出现低迷状态。《明史·地理志》载：“江西。领府十三，州一，县七十七。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口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弘治四年，户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万九千八百。万历六年，户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口五百八十五万九千二十六。”
从这个数据看，鄱阳湖地区四府二十四个州县，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数为二百七十六三千八百四十口；弘治四年（1491年）为二百零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八口；万历六年（1578年）为一百八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口。明朝本是经济繁荣、社会较为稳定的时代，江西人口不是逐年增长，却是逐年减少，人口仅为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人口数的27.7%。这是极不正常的，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江西人口被大量外迁。广为流传的民谣“江西填湖广”就是反映这一事件的佐证。
清代社會经济的复苏，经过康乾盛世的再造，鄱阳湖地区人口又迅速增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三七千一百八十六口，咸丰元年（1851年）为八百九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六口。此时已再次创人口新高。但太平天国运动在江西展开的拉锯战，使鄱阳湖地区人口损失严重，社会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
民国时期，战乱与灾害不断，鄱阳湖地区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民国五年（1916年）为六百零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九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四百零二万六千三百六十一口。人口下降数字非常突出。
从人口的起落可以看出社会的繁荣和衰败。历朝历代，人丁繁衍，代代相继，演绎着鄱阳湖波澜壮阔的人文历史。
七
鄱阳湖流域水网密布，若返回到古代，从鄱阳湖乘船可以到达江西的绝大部分乡镇。
秦始皇南征百越就是通过鄱阳湖流域向浙江、福建、广东、湖南而扩展疆域的。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挖大庾岭，打通了与岭南最便捷驿道。元代江西行省驿站达一百五十四处，其中马站八十五处，有马两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处，有船五百六十八艘。
明清时期，南昌府、九江府、南康府、饶州府所辖滨湖各县共有十七驿，七总铺，一百四十八铺。其中南昌府设七驿四十铺，南昌府城一驿，南昌县两驿三铺，新建县三驿十五铺，进贤县一驿二十二铺。这些驿站有章江驿、市汊驿、武阳驿、新兴驿、邬子驿、樵舍驿、吴城驿，沙井铺、乌溪铺、八尺铺、进贤铺、茭塘铺等分布在鄱阳湖西南一线。九江府设三驿三总铺二十九铺，分布于府城和德化、德安、湖口县境内。南康府设三驿二总铺三十七铺，散布在鄱阳湖东西两岸的都昌、星子两县。饶州府设四驿二总铺四十二铺，占据鄱阳湖东南的鄱阳、余干县境。这些驿站、铺，是沟通古代省际和地区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鄱阳湖收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江之水约五百二十七条支流，统汇长江。据《鄱阳湖地区古城镇的历史变迁》介绍，鄱阳湖水系交通有六十二条航线可到达江西七十个县，有大小港站一百一十七个，码头二百三十六座，泊位四百二十二个，形成长江干线的天然水网。
鄱阳湖位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的汇集之地，由此形成鄱阳湖平原。这里江流密布，河网如叶脉一样有序地分布在大地上。这块膏腴之地聚集着人类群落，逐渐形成城镇，人类依靠水网穿梭于各城镇之间。
鄱阳湖四周分布着姑塘镇、南康镇、吴城镇、三江镇、武阳镇、民和镇、瑞洪镇、鄱阳镇、周溪镇、三叉港镇、都昌镇、左里镇、双钟镇……随着水运交通的萎缩，原先因水而兴的热闹市镇也逐步冷清，有的完全消失，如过去的姑塘、青山、屏风等街市因为陆路交通的不便而只剩遗址。
鄱阳湖周围的城镇，最初形成因素，大多是处于交通要冲、人口汇集中心的码头而形成市镇，也有少数是因为军事防御或政府关税和经贸需要而建。军事型城镇是指处于军事要冲、根据军事防御需要而设立的城堡，后发展为城镇，如湖口县城双钟镇，南北朝时因据钟山、临长江设湖口戍，后于南唐时期析彭泽县之彭泽乡及五柳乡之半置湖口县；关税型城镇处于榷关之地，人流量大，商贾云集，居民繁杂，如姑塘镇等，依托榷关地位而形成城镇，后来因战火损毁；经贸型城镇是因为交通枢纽地位而兴起的城镇，如吴城镇，地处赣江和修河交汇处，依托鄱阳湖的水网形成经贸中心……
濒临各江河的市镇更是数不胜数，它们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鄱阳湖水系的巨掌之中，如星辰般点亮着江西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