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道德回归物质利益，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伦理的最大变化，也是高超群先生一文的历史假说。由此，围绕利益间的冲突和调整，有着重建法律、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亟切性。这或许能够成为承认利益政治、在利益基础上化约冲突、形成共识的基础。
　　应该说，这种利益政治的角度和主张，也许反映了当下的某种政治共识，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政治诉求，也能最大限度地尊重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也就是回归现实主义政治的声音。
　　但是，不能不说，据此做革命政治向利益政治的转换，仍然失之简单，不仅未能区分利益的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主体差别，由此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对应，例如强调大市场小政府的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代议民主，与各种阶级政治、法团政治相区别；也落入了革命政治自身的话语陷阱之中，似乎在继续唯物论的利益强调，将一切的政治诉求物化为单一的物质利益了。在这个意义上，对利益政治的过分强调，也许不仅不能申张利益，反倒可能沦为反革命的政治。
　　无论革命话语还是革命历史，利益都不是一个新鲜词，反倒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动员的标准用辞。将经济利益与生产方式、政治斗争路线的挂钩，更是历次党的大会上讨论的重点，从七千人大会到1974年整顿再到1979年经济改革，一直就是承包与放权、市场与改革的抓手所在。
　　这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不变所在，与革命道德并行不悖地贯穿在新中国建政后的政治张力之中。但是，如果说今天，仍有强调利益的必要并使之政治化，大概只有确认既有利益格局并提供权利保护的意义，这或许便是高先生的利益政治的初衷；可是，除此之外，并不能防范新的道德化与此利益政治的结合，例如新近的鼓吹儒家價值、回归家庭生活的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说，两者的结合近乎一种反革命的政治了。
　　在高文里，利益的主体尚且模糊，语焉不详。而这本来才是政治的核心所在，究竟承认谁、哪些主体？如果被承认，他们是以个体的方式被承认还是以阶级、社团或者民族的集团单位被承认？由此出发，便涉及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机制。
　　这反过来决定了利益本身的认知和群体纽带。因为，自杜鲁门1950年代的利益集团研究以来，对利益的关联认知的强调就与对利益的计算并重，而且越来越能解释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尤其当普通选民们在投票时，他们通常并不马上进行个人收益的计算来决定其政治选择，他们的政治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政客的感性认识、对政党的忠诚等等之上。在现代政治中，利益更多地是以认知的方式展开的，这本来也是与现代政治之政党出现的19世纪初期、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相一致的，也因此甚至产生了一个尽可能消灭物质利益的阶级差异的福利国家制度。利益，终究只是利益。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