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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教授主编的《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一、二册即将付梓，他命我在书前说几句话，这实在不敢当。可他偏偏在该书“后记”中又再次提及十几年前的往事，面对这种“超怀旧”的诚意，读者可以想象我还有什么可逃脱的退路可走？
虽然我自知对中国政党学说的演变历史一知半解，可觉得向读者交待一下本书的成书背景，或许对理解一项专题研究所需要的起码积淀，还不算是一种纯粹的缀语。因为我借此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电脑技术和资讯事业极其发达的现时代，编史料书，爬故纸堆，说轻了是“替人作嫁”，遇有好事者，还不免惹一身吹毛求疵的讥讽与恶评，“费力而不讨好”。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无视盲目追求学术GDP的“痴人”，默默无闻地爬梳史料，甘坐几十年的“冷板凳”。我想，一方面，“功德无量”这四个大字应当馈赠给他们；另一方面，最后能在书架上和电脑中存留住的，很可能也只有他们的作品。
历史文本中的政党政治
德山与我同是林茂生教授的学生，只是我比他年长近一轮，早读了几年书。我们的真实关系是师兄弟。但他1995年读博时，我已留校任教十余年，那时林老师身体欠佳，就让学生们有杂事去找我这个大师兄。由于我十年间失去了晋升职称的资格，那时还是个讲师，所以系里就颁了一个由学校自行规定的博士生“副导师”的头衔，以示安慰。这样一来二往，我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有点模糊了。
正如德山在“后记”中所说，我们曾一起讨论过他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政党学说考析”的初稿。那时他就对中国政党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一脉的历史和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正巧那时我正翻阅《甲寅》杂志，于是就一起探讨起秋桐（章士钊）1911年上半年涉及政党主题的一组文章来。以后在清末民初以来大量的政党议论中，众多旷世精英的名字一再闪现，于是在纷繁混乱的故纸堆中，就逐渐显现出了某些思想线索。自然，那时德山所掌握的资料还远不如现在这样纯熟，但他十几二十年用功不辍，以至于将一手史料积累到现在的这个程度，编成专书，实在可嘉。这部《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上迄1894年底，下限1929年末，横跨35载，总计收入文献419篇，凡130余万字。再根据历史脉络，以1914年为断线，将此前后划分为两个部分，按性质名曰“借用与幻灭”和“本土化与相续性”。不谦虚地说，这两部《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扎扎实实地填补了中国政党学说史研究的空白，为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面对这些“陈旧”的思想史文本，我们会看到，眼下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时髦”议题，如政治生活中为什么需要政党？政党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求是什么？政治价值对政党性质和目标的影响如何？政党与政治设置（议会、政府、联邦制）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哪一种更好？政党政治与政治共同体规模呈现怎样的关系？政党领袖与普通党员的关系如何？政党的内部行为应有哪些规矩和限定？面对中国传统如何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对革命运动的作用怎样？我们的前人比今人的思考并不显匮乏，其水准也未必就低于时人。阅读这些历史文献，不仅感觉并不陌生，反而倒更似感同身受，进而在历史之手可能造成的停滞与循环中，刺激出强烈的学术好奇心。正如人们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陷入一种研究状态时，往往不是问题一个一个地被解决，反而是牵涉越深，问题越多，也越加地复杂化。
按常识，所谓“party”本来就是指一部分志同道合者的聚会。当这种“兴趣小组”带有政治性质时，显然就与该组织的特定价值、利益和目的密切相关。无论该政党如何试图以“公共意志”之名掩盖其“部分利益”之实，都不会根本改变现代政党的世俗性质。我们的先人们曾坦诚地正视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才要研究限制党争（包括党内恶争）弊病的恶性蔓延。1927年，陈独秀曾应瞿秋白之邀写过《国民党四字经》，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后来，毛泽东又在宏大历史哲学的角度上断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由此看来，近代以来一些革命政党在革命过程中出于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目的，经常对自己做“改造”、“改组”、“清”、“洗”、“整”的处理，的确是为了该党“焕发生机”，但在终极的意义上，则是为自己的“正寝”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而已。
每当阅读上述史料，我就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类似或相同的某些论述踪影。可后来经过一种人为的逻辑建构，本身具有世俗性质的政党竟堂堂皇皇地穿上了超然至上的“神圣”外衣，光芒四射，不可触摸，不能质疑，成了一个政治上，甚至思想上的禁忌。作为顾及实现治理目标的政治家，这样说话还可理解，可是以“明理”为志业的知识人士也无视常识，悬置分析，那就难辞信口雌黄，弃责逐利之怨咎了。当然，至于现代政党如何从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思想建构过程，还有众多需要冷静分析的问题等待探讨，不是一两句讥讽怨怒所能奏效的。总之，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直面政党性质，对其加以限制——这一简单而“实事求是”的透视，与其说是先人敲打后人的一辑警世危言，不如说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道德遗产。
从目前这两卷《文献汇编》所收的目录看，第一卷以“竞争型政党”述说篇目为多，但“革命党”、“革命的政党”论说篇目亦占一定的比例。而第二卷则“革命党”篇目渐多，基本与“竞争型政党”篇目相当，且新“革命党”开始发声。再读德山近日给我发来的后来政党学说的篇目索引，新“革命党”的民族化探求，对“党治”理论的批判，对“竞争型政党”理论的借用、吸纳和改造，使其在政党学说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包容性与优势地位。由是之据，我相信，这些紧随目前这两卷之后的内容将会给读者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近代政党学说发展状况的轮廓。
众所周知，在中国，“君子不党”是孔子遗留下的千年古训。政党政治乃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其具体路径大致上是经由日本转口的德意志思想精髓，英美思想的吸收紧随其后，俄国思想则是更后来一步的事情。与“国家”、“主权”、“宪政”、“联邦”、“民主”、“权威”、“合法性”，…… 众多概念或观念一样，“政党”也是其中的重要者之一。而且，姑且省略宗教因素的底蕴不谈，这些概念或观念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一个不可拆解的政治思想系统。这样看来，如此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或观念群丛移植中国，未经消化的水土不服是必然的。在这部资料集中，此种议论与担忧也比比皆是。于是就又引出了时下学术界所热议的关于“西学”与“国粹”孰重孰轻，如何相互吸纳的讨论。 政治思想史里的中西学思维
今年，在我供职的这所学校，一位著名思想史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提出要讨论这一政治困局背后之“国家意识”和“国家理性”的问题。这种突破现实冲突而追究理念层面的超敏锐的“问题意识”，使我兴奋不已，受益良多，但由于记错了讨论的时间，我坐失聆听这场精彩讨论的机会。正当我沮丧之时，偶遇学校的另一位著名中国近代史家，当我问及昨天那场讨论的情况如何时，他劈头就说，他们主要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性质进行讨论，无非就是“人民”、“领土”、“主权”一类老生常谈，可问题值得深思。像“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源于欧洲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已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了，我们沿用至今。可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还是中国的现代社会，显然都不是欧洲典型的“民族国家”可以概括得了的，这是常识。你们政治学界曾有过几篇像样的文章，去仔细地分析这些概念在中国传播、演变和被解读（包括误读）的过程吗？对于前人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有过深刻的清理和反思吗？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虽然并未把我完全打懵，因为随即我就本能地反唇相讥说：“你是在说你们中国近代史界研究的不足吧？！”可回头细想，他的话至少刺激我冒出了两个联想：
其一是，如果中日两国总是停留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政治，那么，遇有诸如“主权”争议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硬概念，任何一方都不肯轻易放手，否则在其国内将会被以“贼”相称，其结果难免按原始暴力的规则处理纠纷。但“主权”的内核其实是利益，当今聪明的人类，为什么不能暂且搁置“主权”概念这样一种形式约束，而径直地按利益分割的思维去处理问题，从而避免使用暴力这样一种在根本上致使双方受损的结局呢？此时，所谓“思想”或“观念”等人类认知的要素，就成为一种并不亚于“实力”的硬指标了。
其二是，近几十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状况也的确令人不安。这种担忧就是，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往后几代政治学学者，虽然不好说对国学越来越陌生，但说其掌握的西学知识要大大多于国学知识，恐怕也还算不上危言耸听。仅以对“脑-- 心”关系的论述而言，与西方强调“逻各斯”（Logos）的“理性”相比，中国思维对“心”（它至少囊括了“心思”和“情感”两个方面）的重视和剖析，起码在另一个维度上使人类思维的容纳空间更加丰满。可当代中国青年学人，却似乎更加偏重和高看“逻各斯”，而漫不经心地判定中国的“心”学不慎缜密。在二者之间的倚重方面，多有失衡。不用多说，这又与上述“观念”与“实力”的对子形成关联。
由以上两点联想再回到上面那位著名中国近代史家所提出的质疑，他对中国政治学界的责问就显得相当地靠谱了。
以上赘述无非是想证明思想史研究对当下政治生活之不可或缺的直接影响。
如今全球化的背景，其实已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铺垫下了相当优厚的知识基础。因为强大西学知识日益深入和精致地被探讨，就为中国政治思想分析树立了一个明确或潜在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的辅助下，中国思想自身的独有特征就会在比较的框架中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特别是当研究者所关注的是西方原生概念或理念被中国知识界使用后所发生的“创造性扭曲”时，就像中西合璧的Chinglish，如“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会释放出某种“意想不到的韵律”、“生动的幽默”以及“记忆上的深刻”。此时，“他者”已被融化，一个新的多元“自我”就此生成。
可话又说回来，强大的西学知识背景，替代不了对中国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我武断地推想，眼下对中国现代政党学说有兴趣的人，甚至专此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未必都对这些史料了如指掌，就更遑论深入地融汇和分析了。如是，那么，德山教授主编的这套史料书就显得相当地重要和珍贵了，它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政党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脉络与内容，并从中提炼出“问题意识”，提供了一个起码可以说是“按图索骥”的基础。
最后想建议有心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青年读者，在“纯文本”的意义上，这些珍贵的史料是“死”的，只有把它们投射进其原初的语境中去，在历史发展之整体脉络的理解中，才能使它们“起死回生”并“生机盎然”，进而对当下的政治生活产生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虽然我自知对中国政党学说的演变历史一知半解，可觉得向读者交待一下本书的成书背景，或许对理解一项专题研究所需要的起码积淀，还不算是一种纯粹的缀语。因为我借此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电脑技术和资讯事业极其发达的现时代，编史料书，爬故纸堆，说轻了是“替人作嫁”，遇有好事者，还不免惹一身吹毛求疵的讥讽与恶评，“费力而不讨好”。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无视盲目追求学术GDP的“痴人”，默默无闻地爬梳史料，甘坐几十年的“冷板凳”。我想，一方面，“功德无量”这四个大字应当馈赠给他们；另一方面，最后能在书架上和电脑中存留住的，很可能也只有他们的作品。
历史文本中的政党政治
德山与我同是林茂生教授的学生，只是我比他年长近一轮，早读了几年书。我们的真实关系是师兄弟。但他1995年读博时，我已留校任教十余年，那时林老师身体欠佳，就让学生们有杂事去找我这个大师兄。由于我十年间失去了晋升职称的资格，那时还是个讲师，所以系里就颁了一个由学校自行规定的博士生“副导师”的头衔，以示安慰。这样一来二往，我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有点模糊了。
正如德山在“后记”中所说，我们曾一起讨论过他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政党学说考析”的初稿。那时他就对中国政党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一脉的历史和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正巧那时我正翻阅《甲寅》杂志，于是就一起探讨起秋桐（章士钊）1911年上半年涉及政党主题的一组文章来。以后在清末民初以来大量的政党议论中，众多旷世精英的名字一再闪现，于是在纷繁混乱的故纸堆中，就逐渐显现出了某些思想线索。自然，那时德山所掌握的资料还远不如现在这样纯熟，但他十几二十年用功不辍，以至于将一手史料积累到现在的这个程度，编成专书，实在可嘉。这部《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上迄1894年底，下限1929年末，横跨35载，总计收入文献419篇，凡130余万字。再根据历史脉络，以1914年为断线，将此前后划分为两个部分，按性质名曰“借用与幻灭”和“本土化与相续性”。不谦虚地说，这两部《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扎扎实实地填补了中国政党学说史研究的空白，为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面对这些“陈旧”的思想史文本，我们会看到，眼下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时髦”议题，如政治生活中为什么需要政党？政党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求是什么？政治价值对政党性质和目标的影响如何？政党与政治设置（议会、政府、联邦制）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哪一种更好？政党政治与政治共同体规模呈现怎样的关系？政党领袖与普通党员的关系如何？政党的内部行为应有哪些规矩和限定？面对中国传统如何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对革命运动的作用怎样？我们的前人比今人的思考并不显匮乏，其水准也未必就低于时人。阅读这些历史文献，不仅感觉并不陌生，反而倒更似感同身受，进而在历史之手可能造成的停滞与循环中，刺激出强烈的学术好奇心。正如人们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陷入一种研究状态时，往往不是问题一个一个地被解决，反而是牵涉越深，问题越多，也越加地复杂化。
按常识，所谓“party”本来就是指一部分志同道合者的聚会。当这种“兴趣小组”带有政治性质时，显然就与该组织的特定价值、利益和目的密切相关。无论该政党如何试图以“公共意志”之名掩盖其“部分利益”之实，都不会根本改变现代政党的世俗性质。我们的先人们曾坦诚地正视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才要研究限制党争（包括党内恶争）弊病的恶性蔓延。1927年，陈独秀曾应瞿秋白之邀写过《国民党四字经》，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后来，毛泽东又在宏大历史哲学的角度上断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由此看来，近代以来一些革命政党在革命过程中出于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目的，经常对自己做“改造”、“改组”、“清”、“洗”、“整”的处理，的确是为了该党“焕发生机”，但在终极的意义上，则是为自己的“正寝”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而已。
每当阅读上述史料，我就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类似或相同的某些论述踪影。可后来经过一种人为的逻辑建构，本身具有世俗性质的政党竟堂堂皇皇地穿上了超然至上的“神圣”外衣，光芒四射，不可触摸，不能质疑，成了一个政治上，甚至思想上的禁忌。作为顾及实现治理目标的政治家，这样说话还可理解，可是以“明理”为志业的知识人士也无视常识，悬置分析，那就难辞信口雌黄，弃责逐利之怨咎了。当然，至于现代政党如何从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思想建构过程，还有众多需要冷静分析的问题等待探讨，不是一两句讥讽怨怒所能奏效的。总之，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直面政党性质，对其加以限制——这一简单而“实事求是”的透视，与其说是先人敲打后人的一辑警世危言，不如说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道德遗产。
从目前这两卷《文献汇编》所收的目录看，第一卷以“竞争型政党”述说篇目为多，但“革命党”、“革命的政党”论说篇目亦占一定的比例。而第二卷则“革命党”篇目渐多，基本与“竞争型政党”篇目相当，且新“革命党”开始发声。再读德山近日给我发来的后来政党学说的篇目索引，新“革命党”的民族化探求，对“党治”理论的批判，对“竞争型政党”理论的借用、吸纳和改造，使其在政党学说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包容性与优势地位。由是之据，我相信，这些紧随目前这两卷之后的内容将会给读者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近代政党学说发展状况的轮廓。
众所周知，在中国，“君子不党”是孔子遗留下的千年古训。政党政治乃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其具体路径大致上是经由日本转口的德意志思想精髓，英美思想的吸收紧随其后，俄国思想则是更后来一步的事情。与“国家”、“主权”、“宪政”、“联邦”、“民主”、“权威”、“合法性”，…… 众多概念或观念一样，“政党”也是其中的重要者之一。而且，姑且省略宗教因素的底蕴不谈，这些概念或观念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一个不可拆解的政治思想系统。这样看来，如此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或观念群丛移植中国，未经消化的水土不服是必然的。在这部资料集中，此种议论与担忧也比比皆是。于是就又引出了时下学术界所热议的关于“西学”与“国粹”孰重孰轻，如何相互吸纳的讨论。 政治思想史里的中西学思维
今年，在我供职的这所学校，一位著名思想史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提出要讨论这一政治困局背后之“国家意识”和“国家理性”的问题。这种突破现实冲突而追究理念层面的超敏锐的“问题意识”，使我兴奋不已，受益良多，但由于记错了讨论的时间，我坐失聆听这场精彩讨论的机会。正当我沮丧之时，偶遇学校的另一位著名中国近代史家，当我问及昨天那场讨论的情况如何时，他劈头就说，他们主要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性质进行讨论，无非就是“人民”、“领土”、“主权”一类老生常谈，可问题值得深思。像“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源于欧洲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已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了，我们沿用至今。可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还是中国的现代社会，显然都不是欧洲典型的“民族国家”可以概括得了的，这是常识。你们政治学界曾有过几篇像样的文章，去仔细地分析这些概念在中国传播、演变和被解读（包括误读）的过程吗？对于前人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有过深刻的清理和反思吗？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虽然并未把我完全打懵，因为随即我就本能地反唇相讥说：“你是在说你们中国近代史界研究的不足吧？！”可回头细想，他的话至少刺激我冒出了两个联想：
其一是，如果中日两国总是停留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政治，那么，遇有诸如“主权”争议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硬概念，任何一方都不肯轻易放手，否则在其国内将会被以“贼”相称，其结果难免按原始暴力的规则处理纠纷。但“主权”的内核其实是利益，当今聪明的人类，为什么不能暂且搁置“主权”概念这样一种形式约束，而径直地按利益分割的思维去处理问题，从而避免使用暴力这样一种在根本上致使双方受损的结局呢？此时，所谓“思想”或“观念”等人类认知的要素，就成为一种并不亚于“实力”的硬指标了。
其二是，近几十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状况也的确令人不安。这种担忧就是，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往后几代政治学学者，虽然不好说对国学越来越陌生，但说其掌握的西学知识要大大多于国学知识，恐怕也还算不上危言耸听。仅以对“脑-- 心”关系的论述而言，与西方强调“逻各斯”（Logos）的“理性”相比，中国思维对“心”（它至少囊括了“心思”和“情感”两个方面）的重视和剖析，起码在另一个维度上使人类思维的容纳空间更加丰满。可当代中国青年学人，却似乎更加偏重和高看“逻各斯”，而漫不经心地判定中国的“心”学不慎缜密。在二者之间的倚重方面，多有失衡。不用多说，这又与上述“观念”与“实力”的对子形成关联。
由以上两点联想再回到上面那位著名中国近代史家所提出的质疑，他对中国政治学界的责问就显得相当地靠谱了。
以上赘述无非是想证明思想史研究对当下政治生活之不可或缺的直接影响。
如今全球化的背景，其实已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铺垫下了相当优厚的知识基础。因为强大西学知识日益深入和精致地被探讨，就为中国政治思想分析树立了一个明确或潜在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的辅助下，中国思想自身的独有特征就会在比较的框架中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特别是当研究者所关注的是西方原生概念或理念被中国知识界使用后所发生的“创造性扭曲”时，就像中西合璧的Chinglish，如“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会释放出某种“意想不到的韵律”、“生动的幽默”以及“记忆上的深刻”。此时，“他者”已被融化，一个新的多元“自我”就此生成。
可话又说回来，强大的西学知识背景，替代不了对中国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我武断地推想，眼下对中国现代政党学说有兴趣的人，甚至专此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未必都对这些史料了如指掌，就更遑论深入地融汇和分析了。如是，那么，德山教授主编的这套史料书就显得相当地重要和珍贵了，它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政党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脉络与内容，并从中提炼出“问题意识”，提供了一个起码可以说是“按图索骥”的基础。
最后想建议有心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青年读者，在“纯文本”的意义上，这些珍贵的史料是“死”的，只有把它们投射进其原初的语境中去，在历史发展之整体脉络的理解中，才能使它们“起死回生”并“生机盎然”，进而对当下的政治生活产生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