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退位诏书实乃建国纲领，堪比《临时约法》。作者认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须予驳难。作者论证，中华民国是革命建国而非前朝皇帝授权变政；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分属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各有“法统”和“政统”，法理上不可能存在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即便是承接诏书的袁世凯，其总统权力也是严格按照民国法定程序，通过选举，由民国参议院颁玺授予，从时间上讲，民国成立在前，清帝颁诏退位在后，逻辑上前者也不可能由后者授权创建。至于领土，中国版图，清朝君主所失甚多，仅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稍后丧失的领土便多达150余万平方公里。民国政府“五族共和”的主张及维护领土主权的内外努力，虽未完全保住既有疆土，却也避免了全局性崩盘，这一历史事实，不应漠视。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制度变革，这是武装斗争手段换来的制度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清帝退位诏减少了流血冲突，缩短了革命进程，确有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建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应是南方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