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
　　在一个摊位上，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
　　2007年平安夜，Williams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摘自《南方周末》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