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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刊是人们了解社会时事的重要渠道，它作为一种记录当时当地所发生的社会事件的传播载体，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环境的缩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学价值。在不同的时期，报刊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但无论呈现何种形态与特点，它都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报纸是报刊中的重要分类，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报纸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出报纸的发展演变，而且对于学习研究中国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报刊史料；报纸发展；古代；近代
1中国古代报纸的溯源发展与分析
报纸与期刊合称为报刊，它们记录了某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学者们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的重要工具。报纸是报刊的重要分类，它的演变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中國历史演变发展的缩影。
唐朝时期节度使们纷纷在京都设立了办事机构，称之为邸或进奏院，在进奏院负责的官吏被称为邸吏或进奏官，他们是最初的“新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早的报纸便可以追溯到唐朝。进奏官的职责是把唐朝廷的政治时事的动态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传发给各藩镇领主，这种书面报告（即官报的雏形）被统称为“唐代进奏院状”。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报纸与当时唐朝的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军事历史的重要史料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报纸还未能称之为完整的报纸，它没有报头并且不定期发放，在内容上也并不具备客观性，它的传发渠道主要是由当时的进奏官直接从都城发给各藩镇地的领主，其中的不少信息是进奏官自己收集并自主筛选的，有一定的主观性。
宋代设立的都进奏院的进奏官一般是由地方委派，但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都进奏院的主要职责是对各进奏院的各项活动进行统一的管理，这表明此时的中国“新闻业”已慢慢进入了共同管理的“时代”，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时的官报的政治色彩将会很强烈。宋代“邸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受到统一的管理并按照一定制度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雕版印刷被运用到了报纸的印刷之中，这就使得报纸的数量相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阅读群体的数量也逐渐增加。
明代时出现了由当时的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并下发自明代都城的官报，其名曰明代邸报，最出名的当属《万历邸钞》。明中叶以后，随着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民间报房应势而生，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急选报》便是当时极有可能出自民间报房的产物。
清代初年，出现了提塘（职责类似唐朝时的邸吏），他们在京城居住，报道的内容和唐代最初的报纸大致相同。随着社会环境与阅读需要的发展，清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清代单页小报，它们主要以当地的突发性重大新闻为报道内容，为中国人自己办报提供了经验之谈。
通过对中国古代报纸进行溯源、内容与发展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报纸的主要报道内容与皇家有关，行文间有着官方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报纸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对于我国古代王朝的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特点、形态都具有一定的反映能力；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这与我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的统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实用为主的科技等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与民众阅读需求的发展，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由固定趋向于多彩，形式也从官报发展到民报。
2中国近代报纸的形态发展与分析
19世纪初，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这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滥觞。外国传教士米怜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八月五日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报纸代表，它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页。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刊。在清史报刊史料的研究中，有些学者们比较偏重这份报刊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比较研究。可以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带有很强宗教色彩与强烈的政治色彩。
《中国教会新报》是由外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一份宗教性刊物的报纸。受当时环境的影响，这份报纸在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这时期中国正值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激起了当时国人的救亡图存运动，报纸成为了这些有识之士宣传思想的主要传播工具。而复刊之后的《万国公报》便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1905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在东京为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报——《民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内容深刻，受到海内外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的欢迎。孙中山曾说：“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和仁人志士们对于救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满腔爱国之心。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外局势空前关注，而报刊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手段，因此这时候的报刊也就成为了时政报道和评论的主要阵地。1918年在北京创刊的的《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对国内外大事进行了系统地报道与着重的评论，字里行间中不仅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还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大力推动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1922年我党便在上海创刊了《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这份报纸以报道、评论国内外的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语言中肯深刻，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欢，最高销量曾达10万份；同时这份报纸作为我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也深受亚欧等国家的关注。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出色的刊物是《中国青年》，它对早期党团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进行了宣传，是我们了解共青团史的重要资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中共公开的机关报是1938年创办于武汉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是该报董事长。该报宣传了我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堪称“人民的报纸”。1941年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份革命报纸。
通过对中国近代报纸的形态、发展及内容分析，不難发现，中国近代之后，报刊的发展情况以及内容展现都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基本一致。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的报纸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发展和变迁的缩影。可以说，时代的变迁改变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并使他们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近代报纸的发展出现了高潮；中国近代报纸的创刊过程经历了由西方人办报到华人办报、由民间办报到官方办报的大致过程，这表明，近代中国的官方及民众对报刊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古代的报纸还是近代的报纸，它们都与领导者的倡导联系密切，并且都都具有一定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
结语
报纸原件作为宝贵的史料，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见证，它能够使学习者更加详细细致地了解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报纸作为阅读工具，其内容多样，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都可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领域的文献资料；此外，从中国近代以来报纸的发展概况来说，报纸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思想舆论的阵地、文学的阵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因此，研究中国的报刊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或是文化史，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将中国古代的报纸与近代的报纸进行对比分析，是研究中国报刊史料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好过程。
参考文献
[1]宣英：《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研究》，《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2]蔡明伦、蔡伟：《“报闻”与“不报”：<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37期。
[3]姚子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期。
[4]孙国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报刊与党报委员会》，《党史纵览》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管笑盈（1994—），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法学类硕士，单位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报刊史料；报纸发展；古代；近代
1中国古代报纸的溯源发展与分析
报纸与期刊合称为报刊，它们记录了某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学者们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的重要工具。报纸是报刊的重要分类，它的演变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中國历史演变发展的缩影。
唐朝时期节度使们纷纷在京都设立了办事机构，称之为邸或进奏院，在进奏院负责的官吏被称为邸吏或进奏官，他们是最初的“新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早的报纸便可以追溯到唐朝。进奏官的职责是把唐朝廷的政治时事的动态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传发给各藩镇领主，这种书面报告（即官报的雏形）被统称为“唐代进奏院状”。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报纸与当时唐朝的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军事历史的重要史料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报纸还未能称之为完整的报纸，它没有报头并且不定期发放，在内容上也并不具备客观性，它的传发渠道主要是由当时的进奏官直接从都城发给各藩镇地的领主，其中的不少信息是进奏官自己收集并自主筛选的，有一定的主观性。
宋代设立的都进奏院的进奏官一般是由地方委派，但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都进奏院的主要职责是对各进奏院的各项活动进行统一的管理，这表明此时的中国“新闻业”已慢慢进入了共同管理的“时代”，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时的官报的政治色彩将会很强烈。宋代“邸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受到统一的管理并按照一定制度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雕版印刷被运用到了报纸的印刷之中，这就使得报纸的数量相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阅读群体的数量也逐渐增加。
明代时出现了由当时的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并下发自明代都城的官报，其名曰明代邸报，最出名的当属《万历邸钞》。明中叶以后，随着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民间报房应势而生，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急选报》便是当时极有可能出自民间报房的产物。
清代初年，出现了提塘（职责类似唐朝时的邸吏），他们在京城居住，报道的内容和唐代最初的报纸大致相同。随着社会环境与阅读需要的发展，清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清代单页小报，它们主要以当地的突发性重大新闻为报道内容，为中国人自己办报提供了经验之谈。
通过对中国古代报纸进行溯源、内容与发展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报纸的主要报道内容与皇家有关，行文间有着官方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报纸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对于我国古代王朝的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特点、形态都具有一定的反映能力；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这与我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的统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实用为主的科技等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与民众阅读需求的发展，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由固定趋向于多彩，形式也从官报发展到民报。
2中国近代报纸的形态发展与分析
19世纪初，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这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滥觞。外国传教士米怜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八月五日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报纸代表，它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页。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刊。在清史报刊史料的研究中，有些学者们比较偏重这份报刊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比较研究。可以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带有很强宗教色彩与强烈的政治色彩。
《中国教会新报》是由外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一份宗教性刊物的报纸。受当时环境的影响，这份报纸在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这时期中国正值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激起了当时国人的救亡图存运动，报纸成为了这些有识之士宣传思想的主要传播工具。而复刊之后的《万国公报》便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1905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在东京为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报——《民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内容深刻，受到海内外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的欢迎。孙中山曾说：“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和仁人志士们对于救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满腔爱国之心。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外局势空前关注，而报刊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手段，因此这时候的报刊也就成为了时政报道和评论的主要阵地。1918年在北京创刊的的《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对国内外大事进行了系统地报道与着重的评论，字里行间中不仅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还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大力推动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1922年我党便在上海创刊了《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这份报纸以报道、评论国内外的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语言中肯深刻，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欢，最高销量曾达10万份；同时这份报纸作为我党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也深受亚欧等国家的关注。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出色的刊物是《中国青年》，它对早期党团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进行了宣传，是我们了解共青团史的重要资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中共公开的机关报是1938年创办于武汉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是该报董事长。该报宣传了我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堪称“人民的报纸”。1941年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份革命报纸。
通过对中国近代报纸的形态、发展及内容分析，不難发现，中国近代之后，报刊的发展情况以及内容展现都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基本一致。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的报纸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发展和变迁的缩影。可以说，时代的变迁改变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并使他们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近代报纸的发展出现了高潮；中国近代报纸的创刊过程经历了由西方人办报到华人办报、由民间办报到官方办报的大致过程，这表明，近代中国的官方及民众对报刊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古代的报纸还是近代的报纸，它们都与领导者的倡导联系密切，并且都都具有一定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
结语
报纸原件作为宝贵的史料，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见证，它能够使学习者更加详细细致地了解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报纸作为阅读工具，其内容多样，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都可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领域的文献资料；此外，从中国近代以来报纸的发展概况来说，报纸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思想舆论的阵地、文学的阵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因此，研究中国的报刊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或是文化史，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将中国古代的报纸与近代的报纸进行对比分析，是研究中国报刊史料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好过程。
参考文献
[1]宣英：《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研究》，《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2]蔡明伦、蔡伟：《“报闻”与“不报”：<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37期。
[3]姚子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期。
[4]孙国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报刊与党报委员会》，《党史纵览》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管笑盈（1994—），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法学类硕士，单位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