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体育赛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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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1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秘书长Matthieu Reeb宣布驳回俄罗斯针对国际田联禁止其运动员参加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的上诉,68名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因兴奋剂问题,集体被里约奥运会拒之门外。紧随其后,CAS又宣布支持国际残奥委员会(IPC)禁止全部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残奥会的决定,俄罗斯的全部残奥会运动员也将与本届奥运会失之交臂。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俄罗斯整个国家因兴奋剂丑闻笼罩在厚厚的阴霾中。
  对于CAS的裁决决定,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称,这一决定是令人怀疑的,甚至不排除是残奥会的某些官员为了排挤有力竞争者而实施的恶意行为,它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不公,也是对所有残疾人的打击。对此,CAS仲裁庭认为,俄罗斯残奥委员会并未就IPC主张的事实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因此IPC禁止所有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残奥运的决定是恰当的,他们计划将公布裁决决定的所有理由。俄罗斯残奥队的律师Alexei Karpenk确认了CAS裁决具有终局的效力,但表示他们将会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CAS之前世今生
  在一届又一届的奥运会上,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和它的仲裁庭、仲裁员们,如同一双无形但强有力的大手,对奥运赛上纷繁复杂的事务进行决断,由此决定着许许多多运动员的命运、参赛国家的荣辱,同时也改写并塑造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与未来,也因此它被誉为“体育最高法庭”。那么,作为奥运会上如此重量级的角色,CAS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其在奥运赛场上扮演着何种角色,如何发挥着作用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国际体育竞技有关的争议逐渐增多,但能够专业处理体育争议并有权作出有约束力决定的独立权威机构却严重缺位,这使得国际体育组织的上层开始思考并逐步酝酿体育争议解决机制。1981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当选后,其产生了设立专门体育争议管辖机构的设想。第二年,作为国际奥委会(IOC)成员的前海牙国际法院法官Keba Mbaye先生主持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研究如何为快速成立体育仲裁院提供立法准备。由此,通过设立仲裁管辖权的方式解决直接或间接与体育有关争议的设想就这样被宣布了。在萨马兰奇的力推下,1984年6月,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主席Mbaye先生和秘书长Gilbert Schwaar先生的领导下,于瑞士洛桑成立。
  CAS的基本运作遵循《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仲裁章程与规则》,审理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CAS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有时则表现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奥运会为例,运动员、教练员或裁判员,从正式报名参加奥运会开始,就要接受CAS及其下设的临时仲裁法庭的管辖。所有报名表中都包含接受CAS专属管辖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CAS的管辖条款约定:“…… CAS所做的裁定应当是终局裁定,有约束力且不能上诉。我因此放弃向任何其他法庭或仲裁庭提起任何诉请、仲裁、诉讼或寻求任何其他形式救济的权利。”
  体育纠纷产生后,当事人可以在CAS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庭组成人员。由CAS仲裁庭处理的案件主要有四类:普通体育案件、根据体育组织章程上诉的案件、调解社会体育团体之间的纠纷和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第一类普通案件中常见的有商业赞助协议、体育赛事转播权纠纷等,第二类案件则常见于运动员不服某一体育组织就某一事项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这一情形。此外,CAS的仲裁规则中还包含了非强制性的调解程序,通过调解员的介入,为当事人提供选择性的协商方案,并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与CAS受案类型相对应,其处理案件的程序包含四类:一般仲裁程序、上诉仲裁程序、非强制性的建议程序和调解程序。在CAS仲裁程序中,有两个典型阶段,分别是书面程序和口头程序,前者包含案件陈述的交换,后者主要指仲裁庭的开庭审理。虽然CAS的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但当事人如果对仲裁裁决有异议,仍然可以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大刀阔斧改革的CAS
  1992年2月,一位名叫Elmar Gundel的马术运动员根据其与国际马术联合会签订的仲裁条款,就该联合会的一项决定向CAS提起仲裁。仲裁庭最终裁决该马术运动员败诉。Elmar Gundel不服仲裁庭的裁决,上述至瑞士联邦法院。Elmar Gundel在上诉中对CAS仲裁庭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提出了挑战。瑞士联邦法院于1993年3月15日作出裁决。裁决中,联邦法院认可了CAS作为仲裁庭的有效性。法院认为,CAS不是国际马术联合会的分支机构,也不接受该联合会的指示,在人事上也是独立的。该案仲裁庭也是由CAS 60名成员中的三位仲裁员组成的。但是,法院也注意到了CAS与IOC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CAS在财政上依赖IOC,IOC有权修正CAS的规则,同时IOC的主席有权任命CAS的成员。在瑞士联邦法院看来,这些因素将足以使人们对由CAS审理的IOC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子中CAS的中立性产生怀疑。瑞士联邦法院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CAS应当在机构和财政方面更加独立于IOC。由此,Gundel案件开启了CAS改革的大门。
  作为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根据《关于成立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巴黎公约》的内容,CAS之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以代替IOC,监督CAS的行政事项、财政收支,拟定CAS的仲裁员名单,并有权审查和修改CAS的仲裁规则。同时,CAS与ICAS之间是相互独立的,CAS独立行使管辖权,ICAS不得兼任CAS的仲裁员。最终,CAS的此次改革的全部成果凝结在了1994年11月22日生效并于2004年进行修订的体育仲裁规则中。
  经过1994年的改革,CAS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再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并经受住了瑞士联邦法院的终极检验。2007年5月27日,两名俄罗斯越野滑雪运动员就CAS取消他们参加盐湖城冬奥会一项运动参赛资格的裁决上诉至瑞士联邦法院。瑞士联邦法院在裁决中通过剖析CAS与ICAS目前的组织和结构,对CAS的独立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法院认为CAS不是IOC的附庸,而是充分独立的。CAS为包括IOC在内的所有组织提供法律服务,其所做的裁决是类似于联邦裁决的独立裁决。瑞士联邦法院还特别提到,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个现实可行的组织能够替代CAS,在快速且成本低廉地解决国际体育争端方面发挥相同的作用。毫无疑问,当前结构下的CAS已经逐步获得了体育世界的信任和认可。
  CAS最新进展及未来展望
  2016年上半年对CAS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2016年3月,IOC执行委员会决定将所有奥运会期间声称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案件全部移交至新成立的CAS反兴奋剂部门处理。该部门也是里约奥运会期间负责处理反兴奋剂上诉案件的机构。CAS反兴奋剂部门(ADD)将代替IOC纪律委员会审理并决定奥运会期间与反兴奋剂有关案件的处理。这是CAS在处理违反反兴奋剂规定案件过程中,为保证仲裁程序独立性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事后的争议解决之外,CAS在倒逼运动员及各个国家规范自身行为和重构制度规范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就CAS对俄罗斯作出的禁赛裁决,尽管俄罗斯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这丝毫不影响CAS裁决的权威性及执行效力。
  正如IPC主席Philip Craven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俄罗斯的反兴奋剂机构已经被腐蚀得破败不堪并已经全面妥协,在他们看来奖牌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道德底线,而CAS的决定则使他大受鼓舞。Philip Craven先生称,这次事件对残奥会来说是悲伤的,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奥委会希望CAS的裁决能够成为促使俄罗斯进行革新的促进因素,如果俄罗斯残奥委员会能够在确保公平竞争方面完成自身任务的话,国际奥委会将会再次欢迎他们的回归。
  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CAS也能为中国未来的体育仲裁制度建设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和制度借鉴。2016年国际体育大会在瑞士洛桑落幕,作为全球的体育产业大会,世界范围内最优秀、最有话语权的体育管理者和专家悉数出席,每一项决议或者讨论主题都会对世界体育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瑞士洛桑举办的国际体育大会上,国际体育仲裁院秘书长Matthieu Reeb先生表示,CAS会和北京商谈,准备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设立特别仲裁法庭。Matthieu Reeb先生点评道,“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了解中国体育环境。因为我们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设立了相似的仲裁架构”。
  编辑:成韵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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