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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概念，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有时把它当作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新要素，有时当作未来的新文明形态。本文通过分析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两种理解，以及它们在指导建设生态文明实践
作为新的建设理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生态文明”写进了政治报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之中，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设立了明确的目标。然而，“生态文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概念，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场合赋予的涵义也不太一样。在一种情况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并列使用。此时，“生态文明”概念是作为文明的要素使用的。在另一种情况下，“生态文明”与“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使用。它被理解成一种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文明，是新的文明形态。本文打算通过分析“生态文明”概念的两种理解或两种用法，探讨它们在指导建设生态文明实践中各自的意义，并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从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转向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一、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
目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现状总体上属于工业文明。这种文明形态起始于西方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经过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到1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治理理念、生产和消费模式在内的文明运行模式。19世纪开始的西方资本扩张，日益把这种文明运行模式带向全球，成为世界范围内必须选择的文明形态。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包括：在生产方式上，机器大生产替代手工作坊，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在生活方式上，都市化程度持续提高，农村人口比例大幅度减小；在治理理念上，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深入人心；在价值观念上，崇尚和追求个性、工作成就、效率、消费、进步和创造能力，崇尚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在工业文明形态下，人类的能力得到了空前肯定，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在此过程中凝结和强化起来的人类中心论世界观也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资源和生态危机就是工业文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以及噪声、电磁波等物理性污染等是当时环境危机的主要问题。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危机向全球蔓延。同时，包括水、耕地、能源在内的资源短缺危机凸现，全球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甚至地球的地质和气候状况也在迅速发生着变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环境和生态危机，工业文明内部生长出了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这就是说，在基本上不改变工业文明运行模式、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的背景下，改善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形态下的要素，主要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立法层面体现出来，比较典型的理论和实践是欧洲的“生态现代化”。
荷兰学者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少数西欧国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最先提出来的。早期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M·Janicke, V·V·Prittwitz, U·Simonis, K·Zimmermann, G·Spaargaren, M·Hajer, A·P·J·Mol, A·Weale, M·Cohen, J·Murphy。这种理论认为，在生态学原则指导下，环境管理和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维基百科的解释是：生态现代化是一个乐观的环境议程，它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资源消费和提高利用效率，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Hajer则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环境问题的现代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解决方案，它要求技术和制度结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从本质上说，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效率导向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它通过科技进步和环境立法，在政府、企业和激进的环境运动之间找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S·Young所说的，生态现代化改善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了冲突，增加了合作；它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环境收益，如较少的水污染、破坏地点的美化和再利用、改进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活质量等；它对政府和企业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缓解和调节环境运动的一种途径，不需要对社会做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而且没有影响绿党的诉求；它对企业有吸引力，因为环境保护导致更高的资源生产率和收益，导致对环保相关新产品需求，产生了新的市场机会。[1]在一些欧洲工业化国家，生态现代化建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
由此可见，在目前工业文明模式下完全可以作出某些调整，在基本上不改变社会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使得“生态文明”作为一个要素吸纳进来，进而改善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二、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但我们还要看到，只做如上的调整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如果说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那么，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人类的生产性行为以外，还有来自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自然观和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目的，以及与此相呼应的人类社会治理理念。要是我们只满足于在经济生产领域以技术手段和利益驱动机制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那么，由于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结果，更大的利益驱动就会迫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原先的工业化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会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而进行。工业文明运行模式下所产生的环境、资源和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在该模式内所做的改善环境的努力，即引进作为要素的“生态文明”，终究会以环境非正义的形式带来全球尺度下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更大危机。因此，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蕴含着多个层面的内涵。它把人类的安康和文明的持存纳入自然生命系统的健康良好状态之中，从文明的各个要素上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关系。它与工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取向上的差异：工业文明是以效率优先、经济增长为取向的；而生态文明的取向，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存。围绕着这一取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可以有多层面的内涵：
首先，它以生态智慧的自然观为基础并坚守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生态智慧的自然观不把自然当作被动的、机械的、没有生命的惰性物质。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特征的系统，它具有灵动的内在动力，每一个自然存在物都具备自我演化的内在能力。自然的生命系统还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彼此之间处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而相互关联的自然生命系统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我创生过程。[2] 在这种自然观的导引下，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被看成是生态智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世纪伟大的法国人道主义者史怀哲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和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20世纪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从伦理上提出关心地球的大地伦理学，把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道德标准。[3]
其次，生态文明要求个人全面而丰富的发展。正是在自身的全面发展中，人才得以展开与自然的全面而丰富的关系；反过来说，正是在与自然的全面而丰富的关系之中，人自身可以得到全面而丰富的发展。这就是说，人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更具有审美情感、道德责任以及精神信念的全面发展的人。一旦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人，我们对周围世界或自然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全面，就会超出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进入更加敬意的关系之中。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物理联系；在我们的理智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在我们的道德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尊敬关系；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赞美关系；在我们的灵性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敬畏关系。同样，一旦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展开，我们自身的丰富性也就呈现出来。[4]生态文明形态下的人绝不是消费主义观念中的人。
再次，生态文明的社会治理要求是在生态自然观和价值观导引下的对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的诉求。相对于工业文明来说，生态文明治理理念的核心要点是排除大公司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控制，进而抵制仅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文明发展取向。而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意愿是其中关键所在。科尔曼谈到过生态社会治理的10个支撑性理念，它们是：生态智慧、尊重文化多样性、权力下放、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女性主义、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基层民主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5] 这些理念从根本上说都体现了生态社会治理的民主要求。
最后，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以自然的生命系统为灵感来进行工业和产品设计。即把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纳入自然的生态循环过程中，这被称作具有“生态智能”的生产和产品设计。它遵循的是一条“从摇篮到摇篮”而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类生产活动路线。[6]在这一理念下构建起来的经济一定是可持续的循环经济。
总之，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是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核心取向而展开的，而生态文明社会各个方面的表征都必须有利于这一核心的取向。
三、从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到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重要的一点是找到这一文明的动力机制。这就是说，生态文明的发动机究竟在哪里？
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其主要内容是将经济活动生态化。由于它是在基本上不改变工业文明运行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动力机制就比较容易把握。我们依旧能够在利益和效率的驱动下，通过利用经济和立法手段调整经济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降低和减缓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和速度。事实上，这其中的动力机制大体上是清楚的。欧洲的生态现代化正是以能够被各方利益群体所接受而得以进入政治议程。
那么，建设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其动力机制何在？对多数人来说，目前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工业文明的运行轨道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已经愈益意识到人类文明是嵌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即自然界的背景之中的，它的持存是以它是否能够与自然界保持良好的促进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人类的安康和福祉与自然界的良好状态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向往的文明是以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共生关系为取向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的话，那么，建设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就有了最初始的动力。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去做的就是，在文明的方方面面建立起与这一取向相协调的内容。
从建设作为要素的生态文明到建设作为形态的生态文明，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任何正面的努力都应该受到鼓励。然而，我们在做目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人类如何实现作为未来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 关于“生态现代化”，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3-104页。
[2] 参见张妮妮“生态智慧中的灵性因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一期。
[3] 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第5页。
[4] 参见张妮妮“敬意的自然观：怀特海和孔子的进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第八期。
[5] 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第七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见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第379-397页。
[6] 威廉·麦克唐纳、迈克尔·布朗嘉特《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包和春]
作为新的建设理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生态文明”写进了政治报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之中，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设立了明确的目标。然而，“生态文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概念，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场合赋予的涵义也不太一样。在一种情况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并列使用。此时，“生态文明”概念是作为文明的要素使用的。在另一种情况下，“生态文明”与“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使用。它被理解成一种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文明，是新的文明形态。本文打算通过分析“生态文明”概念的两种理解或两种用法，探讨它们在指导建设生态文明实践中各自的意义，并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从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转向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一、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
目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现状总体上属于工业文明。这种文明形态起始于西方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经过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到1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治理理念、生产和消费模式在内的文明运行模式。19世纪开始的西方资本扩张，日益把这种文明运行模式带向全球，成为世界范围内必须选择的文明形态。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包括：在生产方式上，机器大生产替代手工作坊，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在生活方式上，都市化程度持续提高，农村人口比例大幅度减小；在治理理念上，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深入人心；在价值观念上，崇尚和追求个性、工作成就、效率、消费、进步和创造能力，崇尚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在工业文明形态下，人类的能力得到了空前肯定，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在此过程中凝结和强化起来的人类中心论世界观也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资源和生态危机就是工业文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以及噪声、电磁波等物理性污染等是当时环境危机的主要问题。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危机向全球蔓延。同时，包括水、耕地、能源在内的资源短缺危机凸现，全球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甚至地球的地质和气候状况也在迅速发生着变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环境和生态危机，工业文明内部生长出了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这就是说，在基本上不改变工业文明运行模式、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的背景下，改善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形态下的要素，主要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立法层面体现出来，比较典型的理论和实践是欧洲的“生态现代化”。
荷兰学者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少数西欧国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最先提出来的。早期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M·Janicke, V·V·Prittwitz, U·Simonis, K·Zimmermann, G·Spaargaren, M·Hajer, A·P·J·Mol, A·Weale, M·Cohen, J·Murphy。这种理论认为，在生态学原则指导下，环境管理和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维基百科的解释是：生态现代化是一个乐观的环境议程，它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资源消费和提高利用效率，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Hajer则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环境问题的现代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解决方案，它要求技术和制度结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从本质上说，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效率导向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它通过科技进步和环境立法，在政府、企业和激进的环境运动之间找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S·Young所说的，生态现代化改善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了冲突，增加了合作；它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环境收益，如较少的水污染、破坏地点的美化和再利用、改进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活质量等；它对政府和企业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缓解和调节环境运动的一种途径，不需要对社会做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而且没有影响绿党的诉求；它对企业有吸引力，因为环境保护导致更高的资源生产率和收益，导致对环保相关新产品需求，产生了新的市场机会。[1]在一些欧洲工业化国家，生态现代化建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
由此可见，在目前工业文明模式下完全可以作出某些调整，在基本上不改变社会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使得“生态文明”作为一个要素吸纳进来，进而改善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二、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但我们还要看到，只做如上的调整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如果说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那么，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人类的生产性行为以外，还有来自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自然观和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目的，以及与此相呼应的人类社会治理理念。要是我们只满足于在经济生产领域以技术手段和利益驱动机制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那么，由于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结果，更大的利益驱动就会迫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原先的工业化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会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而进行。工业文明运行模式下所产生的环境、资源和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在该模式内所做的改善环境的努力，即引进作为要素的“生态文明”，终究会以环境非正义的形式带来全球尺度下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更大危机。因此，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蕴含着多个层面的内涵。它把人类的安康和文明的持存纳入自然生命系统的健康良好状态之中，从文明的各个要素上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关系。它与工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取向上的差异：工业文明是以效率优先、经济增长为取向的；而生态文明的取向，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存。围绕着这一取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可以有多层面的内涵：
首先，它以生态智慧的自然观为基础并坚守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生态智慧的自然观不把自然当作被动的、机械的、没有生命的惰性物质。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特征的系统，它具有灵动的内在动力，每一个自然存在物都具备自我演化的内在能力。自然的生命系统还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彼此之间处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而相互关联的自然生命系统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我创生过程。[2] 在这种自然观的导引下，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被看成是生态智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世纪伟大的法国人道主义者史怀哲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和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20世纪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从伦理上提出关心地球的大地伦理学，把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道德标准。[3]
其次，生态文明要求个人全面而丰富的发展。正是在自身的全面发展中，人才得以展开与自然的全面而丰富的关系；反过来说，正是在与自然的全面而丰富的关系之中，人自身可以得到全面而丰富的发展。这就是说，人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更具有审美情感、道德责任以及精神信念的全面发展的人。一旦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人，我们对周围世界或自然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全面，就会超出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进入更加敬意的关系之中。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物理联系；在我们的理智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在我们的道德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尊敬关系；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赞美关系；在我们的灵性经验中，可以找到我们与自然的敬畏关系。同样，一旦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展开，我们自身的丰富性也就呈现出来。[4]生态文明形态下的人绝不是消费主义观念中的人。
再次，生态文明的社会治理要求是在生态自然观和价值观导引下的对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的诉求。相对于工业文明来说，生态文明治理理念的核心要点是排除大公司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控制，进而抵制仅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文明发展取向。而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意愿是其中关键所在。科尔曼谈到过生态社会治理的10个支撑性理念，它们是：生态智慧、尊重文化多样性、权力下放、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女性主义、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基层民主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5] 这些理念从根本上说都体现了生态社会治理的民主要求。
最后，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以自然的生命系统为灵感来进行工业和产品设计。即把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纳入自然的生态循环过程中，这被称作具有“生态智能”的生产和产品设计。它遵循的是一条“从摇篮到摇篮”而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类生产活动路线。[6]在这一理念下构建起来的经济一定是可持续的循环经济。
总之，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是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核心取向而展开的，而生态文明社会各个方面的表征都必须有利于这一核心的取向。
三、从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到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重要的一点是找到这一文明的动力机制。这就是说，生态文明的发动机究竟在哪里？
作为文明要素的生态文明，其主要内容是将经济活动生态化。由于它是在基本上不改变工业文明运行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动力机制就比较容易把握。我们依旧能够在利益和效率的驱动下，通过利用经济和立法手段调整经济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降低和减缓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和速度。事实上，这其中的动力机制大体上是清楚的。欧洲的生态现代化正是以能够被各方利益群体所接受而得以进入政治议程。
那么，建设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其动力机制何在？对多数人来说，目前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工业文明的运行轨道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已经愈益意识到人类文明是嵌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即自然界的背景之中的，它的持存是以它是否能够与自然界保持良好的促进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人类的安康和福祉与自然界的良好状态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向往的文明是以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共生关系为取向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的话，那么，建设作为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就有了最初始的动力。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去做的就是，在文明的方方面面建立起与这一取向相协调的内容。
从建设作为要素的生态文明到建设作为形态的生态文明，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任何正面的努力都应该受到鼓励。然而，我们在做目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人类如何实现作为未来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 关于“生态现代化”，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3-104页。
[2] 参见张妮妮“生态智慧中的灵性因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一期。
[3] 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第5页。
[4] 参见张妮妮“敬意的自然观：怀特海和孔子的进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第八期。
[5] 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第七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见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第379-397页。
[6] 威廉·麦克唐纳、迈克尔·布朗嘉特《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包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