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称戊戌变法是 “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 ”。且不论戊戌变法能否或在何种意义上判分新旧中国，康有为在变法前的上清帝第六书（即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中，用“大地忽通、万国竞长 ”准确概括了催生 “新中国 ”的“新世 ”的显著特征。对于地球之广袤，自张骞开西域到元主征四海、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并非没有识见;至于万国之丛立，远自尧舜时代，九州万国的观念就已形成，周秦之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封建天下语境中的绥和万邦一变而为郡县中国所追求的万邦来朝，秦之前中国与分享礼乐的万国间并无显著的内外之别，秦之后中国对疆域外万国的“夷夏之辨 ”“异内外 ”则成为新常态。但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西欧科技与工具的进步，及理性资本主义的冲破一切藩篱，逐步造成了地球各大洲再无天堑;而满世界殖民与扩张贸易的欧美列强所代表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日益 “凌吞大地 ”“震靡万国 ”（见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而迫使地球各国竞逐富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所言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 ”，今日中国人视为常识，而当时，却是习惯了天朝上国地位的国人要面对的 “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
　　新世中万国竞争的实质是寻求富强，“一统垂裳 ”、笃守旧法的旧中国必须变成跻身列国、“采万国之良法 ”的新中国，才能渐进于富强而自立于地球村。但中国四千年连续性的文明奠安于周边没有其他竞争性文明的环境，在万国竞争时代如何安放？如果为了寻求富强而或遗失自身文明，如此生出的新中国能否持久并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戊戌变法后，新旧中国拉锯，革命与改良相抗相仍，中国最终演化成一个继承清王朝疆域且在国际比较中日臻富强的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但文明问题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这既包括前述的如何安放自我文明问题，也包括如何看待和消化西方文明问题。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魏源：《默觚下 ·治篇一》）魏源被认为最早提出了中国近代变革的 “根本性议程 ”（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
　　显然认为，体现中国文明精神的道德自觉，能够而且应该与时代所要求的厚植民生和增强国力相统一，“王伯（霸）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中国完全能够在消纳外来 “长技”的同时保持自身文明的特点与强大。魏源希望依托现有王权体系，通过扩大士人的政治参与来建设有力有为的中央政府和有活力的经济社会，化解清中期以来的内忧外患。康有为十分熟悉魏源的思路，他提出的变法主张，采纳西政的实质是要建立共赞富强、君民同体的新机制;他认为中国仍是广土众民的大国，又有先圣义理深入人心，只要君王锐意变法，则“王犹反手 ”（孟子），
　　“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 ”。康有为始终对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保持着一种基本的批判态度，常常将沙俄视为强秦而保持警惕，他所谓 “威四裔 ”化用的是舜御天下的典故，追求的是万国并立条件下的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与西方列强的霸国行径有着截然不同。通行历史叙述采纳了反改革派关于康有为 “貌孔实夷 ”的判断，把康有为看作一名推行西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而其后的中国历史则是求西方式现代化而不得，最终走上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性道路。如此叙述其实是消解掉了近代曾有的在万国竞争中想象万国咸宁的实践，而这种实践与孔孟以后两千年志士仁人面对百代皆行秦政所一再发起的行动一脉相承。 拿破仑统一欧洲战争而形成的维有别于汉学推动秦政儒家化 也纳体系，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实践和宋学标揭三代的现实批判 欧洲列强用炮舰、商品和传教打态度，康有为承继业师朱九江 “舍 开中国的大门，这个 “国际 ”体汉释宋，源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 系扩展到中国，但欧洲人眼中半为归 ”的思想，面对 “天下交通， 开化的中国并无资格成为这个体中外一家，必须标明大同至公 ”（廖 系中平等的一員。章永乐认为，平：《大同学说》）的新世，揣想孔 康有为正是因为一厢情愿地要让子所处的春秋列国并立情境，提出 中国跻身维也纳体系，且没能把了以未来为指向的大同三世说。在 握住这个体系的衰变，才看准了康有为这里，大同既是隐于拨乱、 中国亟须解决的国家重新建构问升平而行于太平的贯通三世之变的 题，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章永公理常道，又是人类进化而在未来 乐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所带可能到达的阶段。 来的新式 “大同主义 ”与新式政对于康有为在大同视域中思 党，视为更为有力的推动中国 “旧考和实践救中国与平天下，近年 邦新造 ”、直面 “万国竞争 ”弊病来出现了不少讨论和著作。《万国 的资源。与康有为推许的近代普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 鲁士整合诸邦的 “霸国 ”道路不变》是青年法学家章永乐研究康 同，新的 “大同主义 ”试图通过有为方案的一本比较有特色的学 自下而上的 “民众联合 ”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