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要：自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 3年)以降，或从更早的时候起，直到明朝(1368－1644年)早期，中国史籍中不乏对于罗马一拜占庭世界的记载。学者们认为，自唐代以来，中国人都以“拂菻”一词称呼拜占庭。但是，除了那些往来于“西域”和中华帝国腹地的商人们，古代中国人对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范围却并没有十分清楚的概念，甚至对拂菻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或者其具体所指代的文明范畴有所误解。于是，对“拂菻”一词的理解，或者对于中国史籍中各个时期之“拂菻传”所指代的范围，就不能笼统理解为对拜占庭的描述，本文试图就宋史《拂菻传》中的一段记载说明这一问题，就教于学界同仁们。
关键词：《宋史》 拂秣国传 塞尔柱人
自从司马迁编纂《史记》，将西域地区诸国纳入《大宛列传》加以描述以来，中国历代史家就把对域外各国的记载纳入史籍中，尽管它们在各个时期往往冠以不同的篇名，如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汉书》、《后汉书》、《魏书》中的《西域传》，《魏略》中的《西戎传》，《梁书》中的《诸夷传》等等。在这些史籍文献中，借助于一些并不十分系统的记载，人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与远西地区，特别是叙利亚一小亚细亚一君士坦丁堡的东地中海地区，通过正式使节、非正式商团和战俘、移民往来联系的蛛丝马迹，从而能编织出从古典到中世纪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交通图的大体网络。
然而，由于封闭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恋土、恋家、守孝娣的国人，很少能真正走出中华帝国的疆域，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一些在行商和战俘、移民群体中传播甚广的道听途说的信息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在正史文献中，于是成为不可违的“圣人之言”，影响着后人的判断。对于西域及远西地区国名、地名、人名的考察，以及相关地名所反映的实际地域的判断，往往成为当代学者们的极度困惑，其中，据称是直接或间接涉及拜占庭帝国的名词，包括“大秦”、“梨轩”、“拂菻”等，经常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般地，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并不怀疑19世纪中期以来一些“汉学家”的判断，即所谓的“大秦”是指代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张星娘主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引用了德国学者夏德(F，Hirth)。和爱德京斯(J，Edkins)的判断。其中，前者认为，“大秦”和“拂菻”是指叙利亚地区，而后者强调大秦或拂菻“实指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张星娘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但他强调了同一个名词在不同时代的指代意义。他认为，《后汉书》中之“大秦”应指罗马帝国，《魏书》之“大秦”应指叙利亚；其所谓的国都“安都城”(张星娘认为此处就是安条克)实质上是一个区域的首府，当时它是基督教的宗主教首府(Patriarch)之一；而《隋书》《唐书》中的“拂菻”，专指拜占庭帝国。到赵汝适修《诸蕃志》时，则专指叙利亚无疑了。。对于“梨轩”所指代的地区，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但也多认为是在近东一带，特别是东地中海，似乎不可能包括罗马或拜占庭统治的欧洲地区。无论如何，中外学者在这方面著述甚丰，详细考察非本人学力所能，因此，仅就《宋史·拂菻国传》中几节文字的理解，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们。
首先，“拂菻”一词用来指代拜占庭帝国，据称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420—589年)。但张星娘认为，它最早见于正史是在《隋书》中，但中文文献中对此名称显然有不同的写法，如在《魏书》《高宗纪》和《显祖纪》中作“普岚”；在《北史·西域传》中，作“伏卢尼”；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拂懔”。杜环《经行纪》问世之后，在《隋书》、《旧唐书》及《新唐书》中，就都作“拂菻”了，而且这个词似乎很快取代了“大秦”的称呼。如《旧唐书》卷一九八说：“‘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对于此一中文词来自何种语言的音译，学者们曾经有过多次争论，但目前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尚属伯希和所言，即“拂菻”一词乃中亚诸语对“罗马”(Rum、Rome)不同称谓的汉化。
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在聂斯脱利派的叙利亚文碑铭中也发现了与中国汉字“拂菻”相对音的"Phfim”或“Ephrim”，但他强调，中国人在模仿这一读音时，将“Ephrim”一词的前缀“e”省去了。而且，他坚信，“拂菻”必指大秦无疑。后来的学者们对于古代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的深入研究表明，“Ephrim”一词是叙利亚人和波斯人对罗马的称呼。此外，中亚地区、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纪突厥人、粟特人和波斯人居住区一些新出土的碑铭告诉我们，当地人们对罗马人还有另外一些称呼，如阿拉伯语中的“Frwm”，粟特语中的“From”，安息波斯人的“Purum”或“Prom”，中世纪波斯语中的“HrSm”或“Hrfim”等。
当裴矩为满足隋炀帝西向扩张的野心积极搜集西域各民族的历史地理及人文风俗资料、修编《西域图记》时，拜占庭正在积极说服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合作，以粉碎波斯人对丝绸之路北路的垄断。张绪山在其论文《6－7世纪拜占庭和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中，对拜占庭的这次交往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显然，裴矩应是向中国人描述“拂菻路”的第一人。而且，如张星粮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所言，裴矩所描述的“拂菻路”，“独异于以前史书”之处在于，它所描述的西行路线之一条，是穿越“北流河”，经当时中华帝国北方的铁勒部及突厥可汗廷而西行的。此路正是拜占庭查士丁二世时期(565－578年)拜占庭派往突厥的使者蔡马库斯(Zamarchus)所行之道。但令人惋惜的是，裴矩所编写的《西域图记》只余其前言还可查寻。
20世纪早期，夏德注意到，虽然中国古人在《隋书》中已经开始用“拂菻”一称取代以往的“大秦”，但对“拂蒜”和大秦都没有多加描述，只在谈及波斯时提到一句：“‘拂菻’，位于波斯西北4，500里。”而且，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外，人们对“拂菻”的实际情况似乎很少有详尽的了解，只是在《旧唐书》问世之后，这方面的缺陷才得到补充。632年以后，地中海东岸即西亚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东方中华帝国和所谓“远西”的拜占庭帝国之间出现了一个以安拉为最高崇拜对像的新兴帝国大食。随着大食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往来愈益频繁，人们对罗马帝国，即所谓大秦和“拂菻”的一度清晰化的认识也越来越被推远，成为往昔的回忆和想像。但是，751年唐朝大军与阿拉伯东征军队在中国西界的一次对抗，为后世华人深入了解西亚和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和民俗提供了新的机会，此即被阿拉伯人掳走的杜环在其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后给国人留下的《经行记》的意义。但从杜环对他的旅行所进行的描述看，他从来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也从来没有进入爱琴海内的任何一座小岛，他对东地中海帝国拜占庭的一些近乎海市蜃楼的记载，仍然没有脱离道听途说的层次。此后几个世纪，中国的史家们继续着前人的记载，再没有更新的东西进入正史的描述之中。但“拂菻”作为“宝国”的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于是，当塞尔柱突厥人入主小亚细亚的巨大变故发生之后，在后人编 纂的《宋史·拂菻国传》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的文字：
拂秫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
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孟判来献鞍马、
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
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簟篥、徧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
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
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
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
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祜六年，
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对于上述记载，我们有以下几点疑问：
首先，关于“拂菻”地望的描述。人们只要认真审视一下11世纪东地中海的地图，就可以推断出文本中所述“拂菻”所在的地理环境，其北面和西面都临海，东南方是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恰对应于处在黑海以南，地中海以东，阿拔斯哈里发国以西的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并没有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没有进入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
其次是对于派出使节之“拂徧”王的考察。在上述元丰四年十月(即公历1081年11月前后)，正是拜占庭政权交替的混乱时期，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大部已经不属于拜占庭行政管辖范围。1071年，在亚美尼亚的凡湖附近发生曼兹克特战役，塞尔柱人军队打败了拜占庭军队，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其后，小亚细亚半岛上，以伊科尼姆为中心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高原逐渐成为突厥人的定居地。在文本所描述的时期，即1081年，在这片突厥人土地上掌权的是著名的塞尔柱人素丹马立克沙(1073－1092年)。不久之后，突厥人的一支以伊科尼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塞尔柱人国家，仿照拜占庭人的传统，以“罗马”自称，史籍上称之为罗姆素丹国(1077－1308年)。
既然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不是拜占庭，统治这片土地的君主也不是拜占庭人，第三个疑问接踵而来。文中所谓“拂徧”王“灭力伊灵改撒”(改撒是凯撒的谐音)是拜占庭的某位皇帝吗?关于这点，西方的权威汉学家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夏德认为它是迈克尔(Michael)一词的译音。’但是，汉语词汇中最接近希腊语“Michael”发音的是“米哈伊尔”，很难与“灭力伊灵”对音。而且，史籍中所描述的这位迈克尔整日醉生梦死，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希腊语绰号“Parapinakes”的原意就是“醉鬼”。很难想像，他会有派出使节远行东方神秘帝国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于1078年被废，即便有使节派出，也一定在1078年之前。那几位使节的漫漫东行路长达3、4年之久，而且必须途经突厥人控制的小亚细亚或黑海北岸欧亚草原，然后才得于1081年11月“全身”抵达北宋王朝的腹地开封，这样的一个故事本身太有传奇色彩了。
沙畹经过考证认为，派出使节到宋朝的“拂徧”统治者是当了1年拜占庭皇帝的尼斯弗鲁斯·梅利塞努斯(Nicephorus Melissenus，1081年称凯撒)。这一说法，也有疑义。仅从对音考虑，“Melissenus”与“灭力伊灵”确有接近之处。问题在于，拜占庭的统治者从来被称为皇帝(Emperor)、奥古斯都(Augustus，神圣者)，或者以希腊语“君主”(Basileus)称之，只有正式的皇储才称凯撒。因此，《宋史》中所陈“灭力伊灵改撒”，显然不应该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历史上确有一位获得凯撒头衔的将军尼斯弗鲁斯·梅利塞努斯，他曾经在小亚细亚兴兵自重，谋取皇位，并于1080年自称“皇帝”。但当科穆宁皇朝(1081--1185年)建立之后，梅利塞努斯接受了新朝皇帝——他的妻兄阿列克修斯——的封赏，得到了凯撒的头衔(1081年)，而在这一年， 《宋史》中所述的使节已经到达了开封城。显然，这种比附不可信，也无法查证。笔者以为，沙畹虽不失为中西交通研究的重要西方学者，但他对拜占庭历史并不熟悉，前说不足为信。
中国古人仿照希腊人发音曾经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当代希腊人对于中国古人将“Hellas”译为“希腊”十分赞赏，他们特别反对英美的译名“Greece”，这与“Hellas”没有任何可对音之处。因此，“灭力伊灵改撒”一名，一定是曾经存在过的某位拜占庭或者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者，它的中文名字也应该十分接近该统治者名字的真实发音。所幸，这一时期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真正掌权者是罗姆素丹国的马立克沙(Malik Shar)，只有这个名字可以与“灭力伊灵改撒”有较完整的对音。而且素丹国的素丹，是唯一可能向远东中国派出重要使节的人物。由此可以判断，于1081年11月到达中华帝国腹地的所谓“拂徧”的使节就是塞尔柱人的使节，而非拜占庭人的使节。
其三，对于所谓“拂菻”国气候的考察，也有诸般疑义。众所周知，中古时期的拜占庭是希腊历史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国土在两片海域和两块陆地之间。这两片海域是黑海与爱琴海；陆地包括巴尔干一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叙利亚一耶路撒冷海岸。在这两块陆地上，除黑海南岸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外，多数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即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多雨。人们储存冬天的雨水和雪水用于春夏两季农田果园之用及日常需求，并建立了纵横交错的高架渠将城外水库中的水输入城乡用水系统。但《宋史》文本中对“拂菻”气候的描述却是“国地甚寒”，“每岁惟夏秋雨”，这显然带有典型的内陆气候特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和东部，就是这种气候。而在北宋时期，这里恰是塞尔柱人占领区。
其四，文中所述“拂菻”的民居“土屋无瓦”也值得探究。众所周知，诞生了希腊文明的爱琴海区域，盛产大理石，古代的希腊建筑，特别是神庙，多用石料。5－6世纪之后，人们也使用砖瓦建造房屋，如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典型的砖石结构。爱琴海周围的民众，也多使用石料建房，还喜欢在墙外涂上白色和蓝色的涂料以衬托大海和蓝天之美。《后汉书·大秦传》所记载的情况是：“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垦之”。这正是希腊和东地中海民居的特点。这种建筑风格和使用质料的习惯，在今天的希腊仍处处可见。即使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民居用石料的成分也比较多，甚至还在大山中建筑地下城市，修建教堂、市场等。所以，“土屋无瓦”的描写并不能如实代表拜占庭或者小亚细亚多数地区的情况，至多可以用来描述黑海岸定居的农业民族。
《宋史》中所谓“拂菻”盛产“牛、羊、马、独峰驼”，这更非拜占庭的产出。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主要产出是水果、橄榄、葡萄和小麦等，只在小亚细亚山区的苦寒地及黑海北岸的欧亚草原上，才有文中所描述的牲畜。
最后，对“拂菻”王之服饰的描述：“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缠头跨马”。这实实在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素丹的形象。穆斯林重视缠头，以表示他们与非穆斯林有所区别。这种习俗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因当地炎热干旱，又缺水少雨，人们缠头(或女性包头)抵挡炎炎烈日，也可防御沙尘。伊斯兰教诞生之后，戴头巾的习俗被赋予了宗教色彩。教法家们强调：“上帝和天使保佑那些戴着头巾参加星期五礼拜的人”，“戴上头巾拜上两拜，胜过不带头巾的人参拜七十”。随着土耳其人骑马奔出草原，战胜了南方的农牧民族，又登堂入室地君临天下，其头巾也就成为等级的象征，素丹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就是很常见的了。
反之，拜占庭皇族有史以来以紫衣家族著称，如著名的君士坦丁七世，被冠之以出身“紫衣家族”的称号，瓦西里二世的墓志铭上也标明他出身于“紫衣家族”。拜占庭皇帝头戴皇冠，即使在13—14世纪受到突厥人服饰的影响而有时缠上头巾，也仍然于头巾上再加皇冠以标志自己的高贵。历代教堂圣像画上出现的皇帝形象，都是这种装束，很少变化。至于《宋史》中所述“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当是中国文人只知认佛，不知道还有清真寺或者基督教堂存在的缘故。其对货币的不确描述：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也出于同样的缘故。况且，东正教的皇帝即使进入教堂，也是以普通信徒的身份出现，在教堂中并没有至尊的位置，只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特别是哈里发，因为他本身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才有资格在清真寺内主持聚礼，可以在比较显要的位置上安席。
仅就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中国宋史中之“拂菻国”，并不是指拜占庭国家，而是小亚细亚的罗姆素丹国。古代中国史籍不断延续前人的记载，有时并不清楚他们所称道的是一个国家名还是一个地域名。隋唐时代人们所说的“拂菻”或者大秦，可能是拜占庭，但到了宋代，由于突厥人入主小亚细亚而带来的变化，文献中的“拂菻”已经与拜占庭毫无关系，而是小亚细亚的罗姆素丹国。
[作者徐家玲(1 949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30024]
[收稿日期：2009年7月29日]
(责任编辑：李 嫒)
关键词：《宋史》 拂秣国传 塞尔柱人
自从司马迁编纂《史记》，将西域地区诸国纳入《大宛列传》加以描述以来，中国历代史家就把对域外各国的记载纳入史籍中，尽管它们在各个时期往往冠以不同的篇名，如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汉书》、《后汉书》、《魏书》中的《西域传》，《魏略》中的《西戎传》，《梁书》中的《诸夷传》等等。在这些史籍文献中，借助于一些并不十分系统的记载，人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与远西地区，特别是叙利亚一小亚细亚一君士坦丁堡的东地中海地区，通过正式使节、非正式商团和战俘、移民往来联系的蛛丝马迹，从而能编织出从古典到中世纪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交通图的大体网络。
然而，由于封闭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恋土、恋家、守孝娣的国人，很少能真正走出中华帝国的疆域，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一些在行商和战俘、移民群体中传播甚广的道听途说的信息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在正史文献中，于是成为不可违的“圣人之言”，影响着后人的判断。对于西域及远西地区国名、地名、人名的考察，以及相关地名所反映的实际地域的判断，往往成为当代学者们的极度困惑，其中，据称是直接或间接涉及拜占庭帝国的名词，包括“大秦”、“梨轩”、“拂菻”等，经常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般地，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并不怀疑19世纪中期以来一些“汉学家”的判断，即所谓的“大秦”是指代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张星娘主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引用了德国学者夏德(F，Hirth)。和爱德京斯(J，Edkins)的判断。其中，前者认为，“大秦”和“拂菻”是指叙利亚地区，而后者强调大秦或拂菻“实指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张星娘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但他强调了同一个名词在不同时代的指代意义。他认为，《后汉书》中之“大秦”应指罗马帝国，《魏书》之“大秦”应指叙利亚；其所谓的国都“安都城”(张星娘认为此处就是安条克)实质上是一个区域的首府，当时它是基督教的宗主教首府(Patriarch)之一；而《隋书》《唐书》中的“拂菻”，专指拜占庭帝国。到赵汝适修《诸蕃志》时，则专指叙利亚无疑了。。对于“梨轩”所指代的地区，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但也多认为是在近东一带，特别是东地中海，似乎不可能包括罗马或拜占庭统治的欧洲地区。无论如何，中外学者在这方面著述甚丰，详细考察非本人学力所能，因此，仅就《宋史·拂菻国传》中几节文字的理解，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们。
首先，“拂菻”一词用来指代拜占庭帝国，据称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420—589年)。但张星娘认为，它最早见于正史是在《隋书》中，但中文文献中对此名称显然有不同的写法，如在《魏书》《高宗纪》和《显祖纪》中作“普岚”；在《北史·西域传》中，作“伏卢尼”；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拂懔”。杜环《经行纪》问世之后，在《隋书》、《旧唐书》及《新唐书》中，就都作“拂菻”了，而且这个词似乎很快取代了“大秦”的称呼。如《旧唐书》卷一九八说：“‘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对于此一中文词来自何种语言的音译，学者们曾经有过多次争论，但目前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尚属伯希和所言，即“拂菻”一词乃中亚诸语对“罗马”(Rum、Rome)不同称谓的汉化。
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在聂斯脱利派的叙利亚文碑铭中也发现了与中国汉字“拂菻”相对音的"Phfim”或“Ephrim”，但他强调，中国人在模仿这一读音时，将“Ephrim”一词的前缀“e”省去了。而且，他坚信，“拂菻”必指大秦无疑。后来的学者们对于古代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的深入研究表明，“Ephrim”一词是叙利亚人和波斯人对罗马的称呼。此外，中亚地区、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纪突厥人、粟特人和波斯人居住区一些新出土的碑铭告诉我们，当地人们对罗马人还有另外一些称呼，如阿拉伯语中的“Frwm”，粟特语中的“From”，安息波斯人的“Purum”或“Prom”，中世纪波斯语中的“HrSm”或“Hrfim”等。
当裴矩为满足隋炀帝西向扩张的野心积极搜集西域各民族的历史地理及人文风俗资料、修编《西域图记》时，拜占庭正在积极说服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合作，以粉碎波斯人对丝绸之路北路的垄断。张绪山在其论文《6－7世纪拜占庭和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中，对拜占庭的这次交往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显然，裴矩应是向中国人描述“拂菻路”的第一人。而且，如张星粮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所言，裴矩所描述的“拂菻路”，“独异于以前史书”之处在于，它所描述的西行路线之一条，是穿越“北流河”，经当时中华帝国北方的铁勒部及突厥可汗廷而西行的。此路正是拜占庭查士丁二世时期(565－578年)拜占庭派往突厥的使者蔡马库斯(Zamarchus)所行之道。但令人惋惜的是，裴矩所编写的《西域图记》只余其前言还可查寻。
20世纪早期，夏德注意到，虽然中国古人在《隋书》中已经开始用“拂菻”一称取代以往的“大秦”，但对“拂蒜”和大秦都没有多加描述，只在谈及波斯时提到一句：“‘拂菻’，位于波斯西北4，500里。”而且，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外，人们对“拂菻”的实际情况似乎很少有详尽的了解，只是在《旧唐书》问世之后，这方面的缺陷才得到补充。632年以后，地中海东岸即西亚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东方中华帝国和所谓“远西”的拜占庭帝国之间出现了一个以安拉为最高崇拜对像的新兴帝国大食。随着大食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往来愈益频繁，人们对罗马帝国，即所谓大秦和“拂菻”的一度清晰化的认识也越来越被推远，成为往昔的回忆和想像。但是，751年唐朝大军与阿拉伯东征军队在中国西界的一次对抗，为后世华人深入了解西亚和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和民俗提供了新的机会，此即被阿拉伯人掳走的杜环在其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后给国人留下的《经行记》的意义。但从杜环对他的旅行所进行的描述看，他从来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也从来没有进入爱琴海内的任何一座小岛，他对东地中海帝国拜占庭的一些近乎海市蜃楼的记载，仍然没有脱离道听途说的层次。此后几个世纪，中国的史家们继续着前人的记载，再没有更新的东西进入正史的描述之中。但“拂菻”作为“宝国”的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于是，当塞尔柱突厥人入主小亚细亚的巨大变故发生之后，在后人编 纂的《宋史·拂菻国传》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的文字：
拂秫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
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孟判来献鞍马、
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
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簟篥、徧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
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
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
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
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祜六年，
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对于上述记载，我们有以下几点疑问：
首先，关于“拂菻”地望的描述。人们只要认真审视一下11世纪东地中海的地图，就可以推断出文本中所述“拂菻”所在的地理环境，其北面和西面都临海，东南方是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恰对应于处在黑海以南，地中海以东，阿拔斯哈里发国以西的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并没有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没有进入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
其次是对于派出使节之“拂徧”王的考察。在上述元丰四年十月(即公历1081年11月前后)，正是拜占庭政权交替的混乱时期，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大部已经不属于拜占庭行政管辖范围。1071年，在亚美尼亚的凡湖附近发生曼兹克特战役，塞尔柱人军队打败了拜占庭军队，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其后，小亚细亚半岛上，以伊科尼姆为中心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高原逐渐成为突厥人的定居地。在文本所描述的时期，即1081年，在这片突厥人土地上掌权的是著名的塞尔柱人素丹马立克沙(1073－1092年)。不久之后，突厥人的一支以伊科尼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塞尔柱人国家，仿照拜占庭人的传统，以“罗马”自称，史籍上称之为罗姆素丹国(1077－1308年)。
既然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不是拜占庭，统治这片土地的君主也不是拜占庭人，第三个疑问接踵而来。文中所谓“拂徧”王“灭力伊灵改撒”(改撒是凯撒的谐音)是拜占庭的某位皇帝吗?关于这点，西方的权威汉学家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夏德认为它是迈克尔(Michael)一词的译音。’但是，汉语词汇中最接近希腊语“Michael”发音的是“米哈伊尔”，很难与“灭力伊灵”对音。而且，史籍中所描述的这位迈克尔整日醉生梦死，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希腊语绰号“Parapinakes”的原意就是“醉鬼”。很难想像，他会有派出使节远行东方神秘帝国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于1078年被废，即便有使节派出，也一定在1078年之前。那几位使节的漫漫东行路长达3、4年之久，而且必须途经突厥人控制的小亚细亚或黑海北岸欧亚草原，然后才得于1081年11月“全身”抵达北宋王朝的腹地开封，这样的一个故事本身太有传奇色彩了。
沙畹经过考证认为，派出使节到宋朝的“拂徧”统治者是当了1年拜占庭皇帝的尼斯弗鲁斯·梅利塞努斯(Nicephorus Melissenus，1081年称凯撒)。这一说法，也有疑义。仅从对音考虑，“Melissenus”与“灭力伊灵”确有接近之处。问题在于，拜占庭的统治者从来被称为皇帝(Emperor)、奥古斯都(Augustus，神圣者)，或者以希腊语“君主”(Basileus)称之，只有正式的皇储才称凯撒。因此，《宋史》中所陈“灭力伊灵改撒”，显然不应该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历史上确有一位获得凯撒头衔的将军尼斯弗鲁斯·梅利塞努斯，他曾经在小亚细亚兴兵自重，谋取皇位，并于1080年自称“皇帝”。但当科穆宁皇朝(1081--1185年)建立之后，梅利塞努斯接受了新朝皇帝——他的妻兄阿列克修斯——的封赏，得到了凯撒的头衔(1081年)，而在这一年， 《宋史》中所述的使节已经到达了开封城。显然，这种比附不可信，也无法查证。笔者以为，沙畹虽不失为中西交通研究的重要西方学者，但他对拜占庭历史并不熟悉，前说不足为信。
中国古人仿照希腊人发音曾经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当代希腊人对于中国古人将“Hellas”译为“希腊”十分赞赏，他们特别反对英美的译名“Greece”，这与“Hellas”没有任何可对音之处。因此，“灭力伊灵改撒”一名，一定是曾经存在过的某位拜占庭或者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者，它的中文名字也应该十分接近该统治者名字的真实发音。所幸，这一时期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真正掌权者是罗姆素丹国的马立克沙(Malik Shar)，只有这个名字可以与“灭力伊灵改撒”有较完整的对音。而且素丹国的素丹，是唯一可能向远东中国派出重要使节的人物。由此可以判断，于1081年11月到达中华帝国腹地的所谓“拂徧”的使节就是塞尔柱人的使节，而非拜占庭人的使节。
其三，对于所谓“拂菻”国气候的考察，也有诸般疑义。众所周知，中古时期的拜占庭是希腊历史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国土在两片海域和两块陆地之间。这两片海域是黑海与爱琴海；陆地包括巴尔干一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叙利亚一耶路撒冷海岸。在这两块陆地上，除黑海南岸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外，多数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即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多雨。人们储存冬天的雨水和雪水用于春夏两季农田果园之用及日常需求，并建立了纵横交错的高架渠将城外水库中的水输入城乡用水系统。但《宋史》文本中对“拂菻”气候的描述却是“国地甚寒”，“每岁惟夏秋雨”，这显然带有典型的内陆气候特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和东部，就是这种气候。而在北宋时期，这里恰是塞尔柱人占领区。
其四，文中所述“拂菻”的民居“土屋无瓦”也值得探究。众所周知，诞生了希腊文明的爱琴海区域，盛产大理石，古代的希腊建筑，特别是神庙，多用石料。5－6世纪之后，人们也使用砖瓦建造房屋，如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典型的砖石结构。爱琴海周围的民众，也多使用石料建房，还喜欢在墙外涂上白色和蓝色的涂料以衬托大海和蓝天之美。《后汉书·大秦传》所记载的情况是：“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垦之”。这正是希腊和东地中海民居的特点。这种建筑风格和使用质料的习惯，在今天的希腊仍处处可见。即使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民居用石料的成分也比较多，甚至还在大山中建筑地下城市，修建教堂、市场等。所以，“土屋无瓦”的描写并不能如实代表拜占庭或者小亚细亚多数地区的情况，至多可以用来描述黑海岸定居的农业民族。
《宋史》中所谓“拂菻”盛产“牛、羊、马、独峰驼”，这更非拜占庭的产出。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主要产出是水果、橄榄、葡萄和小麦等，只在小亚细亚山区的苦寒地及黑海北岸的欧亚草原上，才有文中所描述的牲畜。
最后，对“拂菻”王之服饰的描述：“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缠头跨马”。这实实在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素丹的形象。穆斯林重视缠头，以表示他们与非穆斯林有所区别。这种习俗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因当地炎热干旱，又缺水少雨，人们缠头(或女性包头)抵挡炎炎烈日，也可防御沙尘。伊斯兰教诞生之后，戴头巾的习俗被赋予了宗教色彩。教法家们强调：“上帝和天使保佑那些戴着头巾参加星期五礼拜的人”，“戴上头巾拜上两拜，胜过不带头巾的人参拜七十”。随着土耳其人骑马奔出草原，战胜了南方的农牧民族，又登堂入室地君临天下，其头巾也就成为等级的象征，素丹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就是很常见的了。
反之，拜占庭皇族有史以来以紫衣家族著称，如著名的君士坦丁七世，被冠之以出身“紫衣家族”的称号，瓦西里二世的墓志铭上也标明他出身于“紫衣家族”。拜占庭皇帝头戴皇冠，即使在13—14世纪受到突厥人服饰的影响而有时缠上头巾，也仍然于头巾上再加皇冠以标志自己的高贵。历代教堂圣像画上出现的皇帝形象，都是这种装束，很少变化。至于《宋史》中所述“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当是中国文人只知认佛，不知道还有清真寺或者基督教堂存在的缘故。其对货币的不确描述：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也出于同样的缘故。况且，东正教的皇帝即使进入教堂，也是以普通信徒的身份出现，在教堂中并没有至尊的位置，只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特别是哈里发，因为他本身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才有资格在清真寺内主持聚礼，可以在比较显要的位置上安席。
仅就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中国宋史中之“拂菻国”，并不是指拜占庭国家，而是小亚细亚的罗姆素丹国。古代中国史籍不断延续前人的记载，有时并不清楚他们所称道的是一个国家名还是一个地域名。隋唐时代人们所说的“拂菻”或者大秦，可能是拜占庭，但到了宋代，由于突厥人入主小亚细亚而带来的变化，文献中的“拂菻”已经与拜占庭毫无关系，而是小亚细亚的罗姆素丹国。
[作者徐家玲(1 949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30024]
[收稿日期：2009年7月29日]
(责任编辑：李 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