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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1月胡适、刘半农等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鼓吹抛弃旧体诗，打倒旧体诗以来，旧诗不爽已百年有余。
这一百年，旧诗遭到了无情的嘲弄、谩骂，从而被大多数读书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彻底抛弃，同时，它又在顽强地抵抗和绝望中自救图存，经历了低潮、复兴、再低潮、再复兴的曲折历程。薪火尚存，绵延不绝。这一百年，风云激荡，变化万千。我们在表层所看到的是旧体诗的起起伏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在这个表象背后，是什么看不见的客观规律在主宰这一场变故，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便于我们认识客观规律，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诗词事业的健康发展。
旧体诗的发展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到今天，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27年，大约十年时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旧体诗受虐阶段。当时正值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中国陷于军阀混战，政治混乱之中。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思想文化界最为活跃和激进的时期。近代以来，西风东渐，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一股脑涌入中国，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观念。他们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把从属于封建制度的一切文化全部打倒，在建立新的国家，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建立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他们认为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四书五经，封建道德文化，八股文乃至于文言文，诗词歌赋都必须抛弃。甚至有人提出“汉字”是万恶之源，必须予以废止。在这种极端的社会思潮之下，形式与内容被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旧体诗格律过严、桎梏情感，是“孔家店”里的谬种妖孽。废除旧体诗一时间成为革命的突破口，推广白话文，白话诗成为革命的旗帜和代名词。于是，写格律诗被称为老封建、顽固、反动、腐朽、迷恋骸骨，好像谁再写旧体诗就是老土，“out”啦。短短几年，旧体诗迅速没落，从几千年文学的正宗被一脚踢下神坛永远被开除出“文学史”。从更深层次说，科举制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新学堂学习新知识，作为科考进身之阶的四书五经、八股文、诗词歌赋不再被系统教学。旧诗的老根被拔掉了，使这场沦落更加不可逆转。虽然这一时期有王国维、章太炎、严复等人坚持旧体诗不可打倒;吴宓、蔡元培等人主张诗体改良，松桎梏，去晦涩，吸收白话，然而大势已去，徒增螳臂挡车之感。思想文化层面的唾弃，伤了旧体诗的枝干，教育上的改革尤其是教育内容的变化则刨了旧体诗的根。
第二个阶段，自1928年至1949年，是旧体诗自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经过大规模致命摧残之后的旧体诗界，重整旗鼓，砥砺自救，缓慢复苏。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人与教育的无与伦比的作用。1928年后，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社会稳定的阶段，在白话诗独霸诗坛的情况下，旧体诗也在发展。尤其在文化界、教育界，各种各样的旧体诗社团或强或弱的在活动。出版刊物、赏诗酬唱相对活跃。这种规律的潜在运行，首先是人。受过旧诗系统教育，习惯于用旧体诗表达感情的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乐见白话诗不讲声韵，浅显粗疏而张扬，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习惯旧体诗的思维，习惯用旧体诗的语言描述当下的语境。一部分人坚持写作旧体诗，一部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刻的人士既写白话文也写旧体诗，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更有甚者，就是一些白话运动的骁将，那些亲手将旧体诗斩于马下的激进知识分子，如刘半农、林语堂、沈尹默、闻一多等人都重又捡回旧诗，“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重谈旧诗的格律之美，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能跳得痛快，跳得好”。除知识界外，社会上政界、军界、财界许多有浑厚旧学功底的人也一直去写作旧体诗。
其次是教育。1928年以后，中国新教育体制牢固确立，教学内容除现代科学技术，西方文理之外，传统文化依然占据较大位置。语文中古文、古诗词歌赋仍然是中小学生必备的课程，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大树虽然连根被砍，但小的根脉依然输送着养分，使旧体诗词不至于即刻干枯。更有的中小学教师不但本人写旧体诗，还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吟诵和写作能力，为旧体诗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建国后，一些老科学家老教育家都精通格律，能写出漂亮的诗词，民国的教育恐怕是源头的活水。
正是有了这些人，有了这样的教育，旧体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当列强环伺，外族入侵之际，在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之时，中华古典诗词中岑参、杜甫、辛弃疾、陆游、岳飞、文天祥的诗魂又在中国人的心中复活。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各阶层人士重新捡起旧体诗词作刀枪，抒发爱国之热情、报国之壮志、怜民之情怀，涌现出一大批鼓舞人民抗战杀敌的优秀诗作，形成旧体诗创作的一次复兴。有人把这次复兴归结为“家国不幸诗人幸”，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还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浸润还在，因此中国人血液中诗的密码还在，方才有此短暂的光辉。
第三个阶段就是1949年全国解放到80年代，这一阶段是旧体诗的濒死期。这一阶段，从社会意识形态讲，孔孟之道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与旧的文学形式依然被看作封建余孽，只能被批判、被羞辱、被抛弃，传统文化传统的诗词歌赋在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文科教育中被边缘化。课程中分量越来越少，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格律诗词为何物了。
再从人来分析，清亡之前接受过传统文化和诗词教育的那一代人已经老去，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离世。民国时期受到过一些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的那一代青年，也步入中年，到文化大革命时也已迈入老年。而生在红旗下的那一代基本与旧体诗词绝缘，传承的薪火行将熄灭。旧体诗词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一息微弱，行将就木。
这一阶段的诗坛，我们听到的是白话诗高亢的旋律，昂扬的激情和震天撼地的豪迈。在旧诗被鄙视被抛弃的形势下，老一辈多已不去写旧诗，写了也无处发表，还要冒被诘问被怀疑的风险。极少数的文化教育界老人还会写几首旧体诗词，抒发自己的感情，但一般秘不示人。只有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发表的旧体诗词。毛泽东主席自不必说，他的几十首诗词一直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陈毅、叶剑英等人也有不少优秀的旧体诗发表。但这些革命家的旧体诗并没有引领全社会旧体诗词创作，同样也救不了旧体诗的衰落。倒是毛泽东主席对旧体诗词怀抱巨大的热情。他说他自己是“偏爱格律诗”的。“旧体诗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他号召“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色和风尚”。仔细分析毛泽东主席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认识到旧诗体现中国人民的特性，应当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又认为旧诗要改革。但这个改革应当怎么搞，朝哪个方向改，亦不明确。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没有做出成熟的样板。这样，那些能写旧诗的人便不敢写，怕越了雷池，怕被打成封建余孽，这恐怕是老一辈革命家公开写旧诗，而普通人则不敢写的重要原因。文化界郭沫若、臧克家等人过去新诗旧诗都写，他们与毛泽东主席討论过旧诗的改革，并积极推行旧诗的改革，但成绩并不显著。文革时期，从天津小靳庄发端，农民工人写诗，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搞赛诗会，迅速遍及全国，其意在于工人农民解放军占领文艺阵地。其诗作不讲格律，白话入诗，标语口号，慷慨激昂，但语言空洞，迹近打油，热闹一阵，便自我消亡。诗人们的改革，集中于白话入诗上，实则走了20年代一些诗人的老路，注定不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当1976年，我们在高音喇叭里听着常香玉演唱郭沫若的诗词，“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高亢的声波直入脑门，真使人有怀疑人生之感。旧诗走到这一步，似乎人死曲散，只等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然而山穷水尽之时，迎来了柳暗花明。
80年代初，一大批老革命恢复工作，被打倒的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一大批老专家老教授也被释放。禁锢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诗词界。这些老干部老教授是在20-40年代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他们许多人喜欢或写作旧体诗词。又是一轮“人还在，心不死”。旧体诗创作开始恢复，开始为人们所知，聂绀弩的旧体诗横空出世，立刻圈粉无数，受到各阶层人士超出想象的欢迎是一个重大的标志。也就从此时起，各地诗社、诗刊、诗词出版物开始建立和发展。山东诗词学会，就是邓颖超主席到山东时提出来，由山东一些老干部发起，于1984年成立的。全国各地旧诗开始复苏大约都是这个背景这个时间。這一时期旧诗的活动直到本世纪初都还是小众的诗词创作。诗词出版，诗词教育，诗韵改革都在进行，而工作的力度不大。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把其作为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工作来抓，旧诗至此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在对旧诗百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进行了分析之后，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旧诗百年的起起伏伏中，教育和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些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打倒了旧体诗词，同样也是那些人薪火相传诗词文化。他们有时狂暴，有时隐忍，有时大声疾呼，有时噤若寒蝉。而在这一表象背后的则是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当社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糟粕的时候，一切旧的文学形式被看作与旧的文化同罪，随着泼出去的脏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而当社会冷静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抱着批判扬弃的态度，抛弃糟粕，继承精华，旧诗便能得以残喘续命，甚至实现有前提的复兴。
当前，党中央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旧诗的发展提供了百年来最好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旧诗的复兴和繁荣是万众期待的。置身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当从百年历史中汲取什么，应当如何为旧诗的传承和发展去奋斗，我觉得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旧诗永远也回不到古代的那种繁荣了。我们搞旧诗改革，传承与发展必须从这个基点出发。旧诗的格律，表现方式，使用的语言，语境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自新文学改革，新文化运动，这个传统的语境和表现架构被打碎了。社会不可能开倒车，小学生不可能自入校开始便从《三字经》《四书五经》发蒙读书，再使用文言文说话，作文，思考了。现在的文学语言系统与古时完全是两个频道了。我们就是在各个阶段教育中增加传统文化的比重，也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教育的基础，知识的基础，语境的基础的鼎革决定了写旧诗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时代变了，我们望着唐诗宋词两座高峰浩叹，要想达到那时的辉煌只是幻想。
第二，诗界革命迫在眉睫、任重道远。旧诗格律声韵的改革必然创造出新的诗词形式。这个形式要符合当代人的语境，知识结构和表述方法。要有时代性，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声韵在改，格律能不能改、怎么改都在进行中。改革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途径是尽量扩大参与面，不断推进新的实践，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赞许。改革的重点是求新，追求新主意，使用新语言，创造新意境。在改革推进中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的人肯定会继续喜欢旧诗的形式，遵守格律和老韵，更不排除会有很多国学功底深厚，富有家学渊源的诗人写出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好作品。我们要反对一味泥古拟古，更要警惕对格律形式的僵化和自创戒律，自窒生机。要主动向新诗学习。学习新诗的意境、形式、语言来丰富旧诗的创作。只有百花齐放，兼容并包，互相碰撞，互相借鉴，才能完成这一改革，推进旧诗的繁荣。
第三，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百年旧诗的沉浮，我们看到教育的威力，如果没有民国时期传统国学的教育，旧诗的一线生机，一丝薪火恐怕早就断了。而要推进旧诗的传承和发展，国学的教育是重中之重。学校的教育是基础，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国学和旧诗的比重。在青少年中播下诗的火种。学校外的教育是重要的补充，要在政府的支持改革下，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地开展对成人的国学教育、诗词教育，支持诗词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扩大普及面。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诗词社团活动，要给旧诗的发表提供平等的园地，支持诗词进入文学殿堂。相信有党中央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有广泛的教育基础，有最广大旧体诗爱好者的热情参与，中国旧诗会迎来发展进程中姹紫嫣红、花香蝶舞的又一个高峰。
这一百年，旧诗遭到了无情的嘲弄、谩骂，从而被大多数读书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彻底抛弃，同时，它又在顽强地抵抗和绝望中自救图存，经历了低潮、复兴、再低潮、再复兴的曲折历程。薪火尚存，绵延不绝。这一百年，风云激荡，变化万千。我们在表层所看到的是旧体诗的起起伏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在这个表象背后，是什么看不见的客观规律在主宰这一场变故，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便于我们认识客观规律，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诗词事业的健康发展。
旧体诗的发展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到今天，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27年，大约十年时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旧体诗受虐阶段。当时正值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中国陷于军阀混战，政治混乱之中。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思想文化界最为活跃和激进的时期。近代以来，西风东渐，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一股脑涌入中国，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观念。他们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把从属于封建制度的一切文化全部打倒，在建立新的国家，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建立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他们认为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四书五经，封建道德文化，八股文乃至于文言文，诗词歌赋都必须抛弃。甚至有人提出“汉字”是万恶之源，必须予以废止。在这种极端的社会思潮之下，形式与内容被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旧体诗格律过严、桎梏情感，是“孔家店”里的谬种妖孽。废除旧体诗一时间成为革命的突破口，推广白话文，白话诗成为革命的旗帜和代名词。于是，写格律诗被称为老封建、顽固、反动、腐朽、迷恋骸骨，好像谁再写旧体诗就是老土，“out”啦。短短几年，旧体诗迅速没落，从几千年文学的正宗被一脚踢下神坛永远被开除出“文学史”。从更深层次说，科举制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新学堂学习新知识，作为科考进身之阶的四书五经、八股文、诗词歌赋不再被系统教学。旧诗的老根被拔掉了，使这场沦落更加不可逆转。虽然这一时期有王国维、章太炎、严复等人坚持旧体诗不可打倒;吴宓、蔡元培等人主张诗体改良，松桎梏，去晦涩，吸收白话，然而大势已去，徒增螳臂挡车之感。思想文化层面的唾弃，伤了旧体诗的枝干，教育上的改革尤其是教育内容的变化则刨了旧体诗的根。
第二个阶段，自1928年至1949年，是旧体诗自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经过大规模致命摧残之后的旧体诗界，重整旗鼓，砥砺自救，缓慢复苏。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人与教育的无与伦比的作用。1928年后，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社会稳定的阶段，在白话诗独霸诗坛的情况下，旧体诗也在发展。尤其在文化界、教育界，各种各样的旧体诗社团或强或弱的在活动。出版刊物、赏诗酬唱相对活跃。这种规律的潜在运行，首先是人。受过旧诗系统教育，习惯于用旧体诗表达感情的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乐见白话诗不讲声韵，浅显粗疏而张扬，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习惯旧体诗的思维，习惯用旧体诗的语言描述当下的语境。一部分人坚持写作旧体诗，一部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刻的人士既写白话文也写旧体诗，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更有甚者，就是一些白话运动的骁将，那些亲手将旧体诗斩于马下的激进知识分子，如刘半农、林语堂、沈尹默、闻一多等人都重又捡回旧诗，“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重谈旧诗的格律之美，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能跳得痛快，跳得好”。除知识界外，社会上政界、军界、财界许多有浑厚旧学功底的人也一直去写作旧体诗。
其次是教育。1928年以后，中国新教育体制牢固确立，教学内容除现代科学技术，西方文理之外，传统文化依然占据较大位置。语文中古文、古诗词歌赋仍然是中小学生必备的课程，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大树虽然连根被砍，但小的根脉依然输送着养分，使旧体诗词不至于即刻干枯。更有的中小学教师不但本人写旧体诗，还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吟诵和写作能力，为旧体诗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建国后，一些老科学家老教育家都精通格律，能写出漂亮的诗词，民国的教育恐怕是源头的活水。
正是有了这些人，有了这样的教育，旧体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当列强环伺，外族入侵之际，在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之时，中华古典诗词中岑参、杜甫、辛弃疾、陆游、岳飞、文天祥的诗魂又在中国人的心中复活。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各阶层人士重新捡起旧体诗词作刀枪，抒发爱国之热情、报国之壮志、怜民之情怀，涌现出一大批鼓舞人民抗战杀敌的优秀诗作，形成旧体诗创作的一次复兴。有人把这次复兴归结为“家国不幸诗人幸”，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还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浸润还在，因此中国人血液中诗的密码还在，方才有此短暂的光辉。
第三个阶段就是1949年全国解放到80年代，这一阶段是旧体诗的濒死期。这一阶段，从社会意识形态讲，孔孟之道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与旧的文学形式依然被看作封建余孽，只能被批判、被羞辱、被抛弃，传统文化传统的诗词歌赋在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文科教育中被边缘化。课程中分量越来越少，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格律诗词为何物了。
再从人来分析，清亡之前接受过传统文化和诗词教育的那一代人已经老去，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离世。民国时期受到过一些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的那一代青年，也步入中年，到文化大革命时也已迈入老年。而生在红旗下的那一代基本与旧体诗词绝缘，传承的薪火行将熄灭。旧体诗词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一息微弱，行将就木。
这一阶段的诗坛，我们听到的是白话诗高亢的旋律，昂扬的激情和震天撼地的豪迈。在旧诗被鄙视被抛弃的形势下，老一辈多已不去写旧诗，写了也无处发表，还要冒被诘问被怀疑的风险。极少数的文化教育界老人还会写几首旧体诗词，抒发自己的感情，但一般秘不示人。只有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发表的旧体诗词。毛泽东主席自不必说，他的几十首诗词一直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陈毅、叶剑英等人也有不少优秀的旧体诗发表。但这些革命家的旧体诗并没有引领全社会旧体诗词创作，同样也救不了旧体诗的衰落。倒是毛泽东主席对旧体诗词怀抱巨大的热情。他说他自己是“偏爱格律诗”的。“旧体诗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他号召“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色和风尚”。仔细分析毛泽东主席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认识到旧诗体现中国人民的特性，应当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又认为旧诗要改革。但这个改革应当怎么搞，朝哪个方向改，亦不明确。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没有做出成熟的样板。这样，那些能写旧诗的人便不敢写，怕越了雷池，怕被打成封建余孽，这恐怕是老一辈革命家公开写旧诗，而普通人则不敢写的重要原因。文化界郭沫若、臧克家等人过去新诗旧诗都写，他们与毛泽东主席討论过旧诗的改革，并积极推行旧诗的改革，但成绩并不显著。文革时期，从天津小靳庄发端，农民工人写诗，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搞赛诗会，迅速遍及全国，其意在于工人农民解放军占领文艺阵地。其诗作不讲格律，白话入诗，标语口号，慷慨激昂，但语言空洞，迹近打油，热闹一阵，便自我消亡。诗人们的改革，集中于白话入诗上，实则走了20年代一些诗人的老路，注定不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当1976年，我们在高音喇叭里听着常香玉演唱郭沫若的诗词，“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高亢的声波直入脑门，真使人有怀疑人生之感。旧诗走到这一步，似乎人死曲散，只等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然而山穷水尽之时，迎来了柳暗花明。
80年代初，一大批老革命恢复工作，被打倒的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一大批老专家老教授也被释放。禁锢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诗词界。这些老干部老教授是在20-40年代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他们许多人喜欢或写作旧体诗词。又是一轮“人还在，心不死”。旧体诗创作开始恢复，开始为人们所知，聂绀弩的旧体诗横空出世，立刻圈粉无数，受到各阶层人士超出想象的欢迎是一个重大的标志。也就从此时起，各地诗社、诗刊、诗词出版物开始建立和发展。山东诗词学会，就是邓颖超主席到山东时提出来，由山东一些老干部发起，于1984年成立的。全国各地旧诗开始复苏大约都是这个背景这个时间。這一时期旧诗的活动直到本世纪初都还是小众的诗词创作。诗词出版，诗词教育，诗韵改革都在进行，而工作的力度不大。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把其作为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工作来抓，旧诗至此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在对旧诗百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进行了分析之后，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旧诗百年的起起伏伏中，教育和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些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打倒了旧体诗词，同样也是那些人薪火相传诗词文化。他们有时狂暴，有时隐忍，有时大声疾呼，有时噤若寒蝉。而在这一表象背后的则是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当社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糟粕的时候，一切旧的文学形式被看作与旧的文化同罪，随着泼出去的脏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而当社会冷静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抱着批判扬弃的态度，抛弃糟粕，继承精华，旧诗便能得以残喘续命，甚至实现有前提的复兴。
当前，党中央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旧诗的发展提供了百年来最好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旧诗的复兴和繁荣是万众期待的。置身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当从百年历史中汲取什么，应当如何为旧诗的传承和发展去奋斗，我觉得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旧诗永远也回不到古代的那种繁荣了。我们搞旧诗改革，传承与发展必须从这个基点出发。旧诗的格律，表现方式，使用的语言，语境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自新文学改革，新文化运动，这个传统的语境和表现架构被打碎了。社会不可能开倒车，小学生不可能自入校开始便从《三字经》《四书五经》发蒙读书，再使用文言文说话，作文，思考了。现在的文学语言系统与古时完全是两个频道了。我们就是在各个阶段教育中增加传统文化的比重，也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教育的基础，知识的基础，语境的基础的鼎革决定了写旧诗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时代变了，我们望着唐诗宋词两座高峰浩叹，要想达到那时的辉煌只是幻想。
第二，诗界革命迫在眉睫、任重道远。旧诗格律声韵的改革必然创造出新的诗词形式。这个形式要符合当代人的语境，知识结构和表述方法。要有时代性，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声韵在改，格律能不能改、怎么改都在进行中。改革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途径是尽量扩大参与面，不断推进新的实践，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赞许。改革的重点是求新，追求新主意，使用新语言，创造新意境。在改革推进中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的人肯定会继续喜欢旧诗的形式，遵守格律和老韵，更不排除会有很多国学功底深厚，富有家学渊源的诗人写出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好作品。我们要反对一味泥古拟古，更要警惕对格律形式的僵化和自创戒律，自窒生机。要主动向新诗学习。学习新诗的意境、形式、语言来丰富旧诗的创作。只有百花齐放，兼容并包，互相碰撞，互相借鉴，才能完成这一改革，推进旧诗的繁荣。
第三，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百年旧诗的沉浮，我们看到教育的威力，如果没有民国时期传统国学的教育，旧诗的一线生机，一丝薪火恐怕早就断了。而要推进旧诗的传承和发展，国学的教育是重中之重。学校的教育是基础，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国学和旧诗的比重。在青少年中播下诗的火种。学校外的教育是重要的补充，要在政府的支持改革下，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地开展对成人的国学教育、诗词教育，支持诗词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扩大普及面。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诗词社团活动，要给旧诗的发表提供平等的园地，支持诗词进入文学殿堂。相信有党中央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有广泛的教育基础，有最广大旧体诗爱好者的热情参与，中国旧诗会迎来发展进程中姹紫嫣红、花香蝶舞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