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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
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关键词]交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逻辑起点;民俗类非遗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3-0029-08
有关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论认知，国内学术界持续探讨的热度，当下仍然很高，而且相关的理论研究已经延伸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选择、载体创建等核心层面①。研究者指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国内民族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和批驳”，并提出有关“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的主体是和谐的”等系列重要论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新载体和方式，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
我们知道，国家领导人运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术语，概括党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纲领性政策的核心要点，在2010年1月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的：“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②理论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词内涵的理论阐释，从2010年8月伊始即开始出现，不同的观念表述随后很快形成价值取向对立的两种阐释，并引发学界广泛的学术争鸣③，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一个特定的政策术语，很快提升为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核心理论命题。习总书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示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晰，理论内涵博大精深，需要仔细研读学习，深入思考。在笔者看来，似应特别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头，探究“交往交流交融”三个范畴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国情问题域，当下中国“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认知的逻辑起点、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不言而喻，上述三大板块的研究内容，已经说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研究，是一个知识信息量非同寻常的高端课题。
笔者撰写此文意在梳理近十年（2010-2018）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理论探讨的主要成果，依据个人最近二十年，重庆渝东南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生态田野调查的经验与理论成果，提出武陵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的合理利用问题。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恢复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新民俗活动，可能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实现。
一、近十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应用研究主要观念的简要评述
近十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阐释，基本上围绕如何“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核心问题展开，出于应用研究的不同目标定位，研究者认识视角的选择，各各不同，理论认识层次差别很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命题的内涵阐释进展并不明显。
例如，社会心理学视角辨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内涵，从心理学家提出的“接触假设”理论开始，所谓“在某些条件下，对立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减少它们之间存在的偏见”，有关“某些条件”包括地位平等、亲密的接触，团体内部合作并有成功机会，团体内部存在支持平等的规范等[2]。这种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实际上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学理论，简化为当下社会团体合作现象去认识了。我们似应特别留意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新时期的民族学理论命题，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期民族关系具体演化的现象问题，属于抽象层次完全不同的两类知识，混淆不得。
也有研究者把民族视为一个特别放大的，具有“亲密认同感”的群众“团队”，以此为认识前提，阐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内涵的基本认识：“民族是一个客观的，且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代代相传，群体间有亲切认同感。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各民族自身优势的发挥和团结互助精神，逐渐实现共同繁荣，“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演变出更高级的发展层次”。具体而言，可以表述为：“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间相互整合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族际整合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民族交流”则是“民族交往过程之中的表现形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而“民族交融”，体现“民族交往交流过程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相应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民族交流的深入和共性的增多”，而且民族发展现象的所指，“既不包含旧民族的消失，也不包含新民族的产生”[3]。这类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解为“民族发展现象中各民族之间”不同演进层次的理性描述，虽然相关结论可取，但关键问题在于，立足于现象化应用的认识层次，是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内涵的表面化理解。一言以蔽之，同样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简化为加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去讨论了。 还有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表述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认知问题的说法。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从民族關系上看，“交往交流是实现交融的基础”，因为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中，交往才是基础性的第一步，只有“具体的交往互动”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才有可能消除隔膜，增进了解，实现交融。“交流”比交往是更进一步的，因为这关联“信息的相互传递，观念的相互借鉴，观念的相互影响以及情感的相互表达”，交流的内容具体、丰富许多。相较于交往，交流显然更走得近一些，更具有“人情味”，因为特别讲究交往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和对等性”，所以属于“深层次的交往”。其二，“交融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各民族现实的交往交流中，“交融”应是交往交流的理想目标，但“交融不是同化，不是融合，而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一体’”。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交融”辞条的解释：交融本质上指的是社会一体化，即社会的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具体到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现象语境中，“交融”指的是，“各民族在利益上相互依存，在价值观上协调统一，在命运上形成共同体”[4]。应该说，这样理解民族交往演化的阶段特征，及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在要素互补演进的相互关系，是很精彩的。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正面阐释，而是当代中国“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的经验理性认知，是现象后者对理论前者实践应用的理性概括，理论抽象层次实际并没有达到哲学思维方式的“顶层”。
与此同时，研究者注意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整体把握的重要性，先界定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再阐释其内涵要素的核心内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阐释思路比较清楚。例如，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界定：这是“指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从相识、相知、相认等层面构成了各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它既全面把握我国民族发展的本质规律，又鲜明昭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趋势……为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行为指南。”“民族交往”概念，一般“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民族关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分为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等类型”;“民族交流”概念，则“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相识过程，为处于常态、异态或跳跃式（发展）的民族，提供其横向量的扩展与纵向质的演进的发展动因，解决民族间互动互利的共生问题”;“民族交融”的特定内涵在于，“是指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而其并非是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简单的合二为一，也不意味着‘理想’结果的自然实现，是经过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实现的共处共生。”[5]
如果将上述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同视角研究成果与国家社科基金（09BMZ027）成果之一《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1）[6]一文论证思路与主要观点比较，上述2011年后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进展，因为解决现象问题的应用需要，其实并不明显。因为上述观点几乎都没有超越《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阐述的基本结论：“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形式;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民族交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论断，有力回应了现阶段要‘促进民族融合’的提法。”而且这篇理论研究成果，有关“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具体形式”的全面论证，有两个论断笔者以为是特别值得学界今天继续深入思考、讨论的：
1、 有关交往概念学科属性的判断：“交往是一个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概念。广义的交往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狭义的交往包括具体的人（人们）之间的交往。”[6]换言之，一个学科的理论视角（例如政治学），甚至交叉学科的视角（例如社会心理学）不足以阐释清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交往”本义，因为认识层面同样没有上达哲学思维方式顶层。
2、 研究者理解的，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交往概念的一种界定：“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群体）与人（群体）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形式，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综合。”[6]
第二个论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第一个论断涉及的哲学层面问题的解答，而关键是，深入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用本质的关注。马克思强调以物质生产为纽带的唯物主义交往，而且对于“作为人的存在的交往，注入了更具哲学范式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类实践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交往的普遍化及交往的普遍异化，需要从这个哲学高度去给予交往一种终极关怀，赋予现实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一种终极价值”[7]的“顶层”理论建构，而不宜自足于一种理论视角的一己之见。
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最终都体现在民族群体个体的交际层面。“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几个密切相关层次，专家认为可以接地气地解读为行为的交往、思想的交流与感情的交融三阶段 ，但其落脚点在“交”，即前提是“相互交汇，有所接触”，而“往来、流动、融合是随‘交’之持续后的由浅入深的结果，其重在持续交往，平等交流，包容性交融，交往交流的最终结果在于交融。这是一种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增加共识，增强一致的‘交融’”[8]，而非脱离国情的人为推动“民族交融一体”的政策结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非常利于指导当下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开展。当然，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研究而言，“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本义，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到位”的理论阐释，不能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经验理性的概括表述，虽然这样的应用性阐释也非常精彩。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往”落脚点
2010年前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推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专著、论文数量之巨颇让学界惊讶。本文仅就代表性学术论文有关“交往”概念的界定比较切入，论及马克思交往理论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建构特点，及其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资源应用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实施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界的著名学者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交往概念的阐述，应重视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直接研读，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因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概念，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9]。三年后有学者跟进提出，从“发展”的意义上重释马克思交往概念，“只能是合理地存在于实证的历史学或实证的社会学之中”[10]，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十年，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走向。2005年范宝舟博士的专著《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即相关学术走向的集大成作品。当然，重读经典文本的“社会学”与“哲学”的学科方法论交叉视域，也给后来研究者带来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种种方法论难题。笔者认同俞吾金先生的观念：广义范围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因此，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去剖析“交往”概念，就是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视角阐释交往概念的理论内涵，“这足见‘交往’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对‘交往’理解深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对马克思哲学认识深化的过程”[11]，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认识关联。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回顾近年社科普及应用视角阐释马克思交往理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应用自觉，思路清晰，概念明确，见解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论文，当首推李砚忠《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涵、特征与现实意义》[12]一文，理由如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源流”关联的正确判断。即马克思交往理论表明，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交往过程之中，“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要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个体特色”，就是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相关的逻辑关联性，当然需要全面、系统的学理论证，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从“交往的概念与历史发生”“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交往理论的现实意义”三个逻辑关联的问题域，提纲式地对上述判断作出简明、完整的阐释，篇幅不长，却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特别启发我们科学理解“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应用的理论逻辑起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二，对“交往”概念学术史的简明梳理，清楚说明“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提出“交往”理论认识的重要性问题，到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学手稿》“把‘交往’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能力和成果的交换关系”，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考察“交往”问题④，展开对“交往”概念的系统研究。认识到“‘交往’就是人与物、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它并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动态地表现为主体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实现其在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其中“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成为马克思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环节，并推动形成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诸如，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等，为马恩“正确解决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依据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交往”概念实际应用的相关语言表述，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明确的学术界定。这样，科学阐释“交往的历史发生”过程有了学理认识基础，“交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人类学意义得到科学彰显，而我们深刻认识世界人文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价值成为可能。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交往”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却可以将马克思经典文本“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依据逻辑思维形式发展的基本原理，理解其内涵与外延。即，其一，“交往”定义可以作如下表述：交往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们通过实物、信息及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其二，“交往”外延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概念的应用内涵非常宽泛，既包括“个人之间的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还包括“民族内部的交往和民族间的交往、普遍交往”等。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⑤等诸多同题论文比较，李砚忠文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定义及其内涵与外延的明确阐释，显示了研究者的理论勇气与学养。
第四，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多义性、交往形式的多样性、交往理论特征多向度的统一性”的事实存在，面对“歧义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当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不同解读，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体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科学性，得出自己三点明确的概要判断：其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交往的主体首先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抽象的人或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所考察的社会交往现象是在物质生产活動中形成的，是感性的，具体的”;其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把对人的考察放置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活动的结构中，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展现人的价值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人的价值发生的应然状态来把握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价值的应然状态”[12]。这是非常利于我们当下领会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实践价值的。
总之，马克思交往理论从根本意义上明确“现实中的个人”才是人类交往的主体，“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社会交往现象发生发展的原生动力，人的价值发生、发展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永恒矛盾运动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在世界历史发生过程考察应用中得出的基本结论。领会这种思维范式认识层次的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其他界定，如果与上文表述存在区别，但精神意蕴也可能是相通的;反之，则变质为阐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空泛之论。 例如，“交往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交往主体（如现实的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等），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交互活动。相互关系涵盖着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交往中形成的交换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交互活动既包括物质之交往活动方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互动，其中，物质方面的交往活动在整个交往体系中是根本性的，具有决定地位，它决定着精神交往的形式和内容。”[13]这个交往概念的内涵表述虽然比较繁复，但基本意思与上文相通。
又如这样的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交往’概念的科学内涵，有自身维度的表达，具有历史维度、实践维度、物质维度、社会维度和价值维度，依据这些维度，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交往概念内涵的关键。”[11]多维度的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丰富内涵，当然是可取的，但知识学习与知识应用不可以等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践认知维度，才是破译马克思交往理论精髓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哲学思维范式是指蕴含于哲学理论中的思维逻辑。综观人类哲学知识的学术发展史，哲学思维范式从本体论思维范式，再到认识论思维范式，又到人类学思维范式，其思维逻辑发展的三阶段转型特征十分清晰。笔者非常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原创性的评价：对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维范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出“全新的”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从而完成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把哲学“彻底‘从天上降到地上’，此后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皮尔斯、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将这一思维范式进一步拓展，开创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新局面。”[14]
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出发点，要而言之，不是抽象的世界或者自我，而是“现实中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对人类日常生活的价值研究，显示出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日常生活交往命题的哲学思考，从而将人类“交往交流交融”人际交往发生的原初“交往”功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表现出人类学思维范式理性确定性所在的交往（社会）理性。因此人类学思维范式对理性的追求，十分用心的是“个体之间发生交往的现实世界”及其“具体交往关系”的日常生活考察，而不是把深受科技理性处理后的“非日常生活”⑥置于社会理性认知实践的第一位。因此研究者阐释《人类学视野中的交往与族群关系》有这样的论断：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而且这种交往活动“大多以一种非正式的规则来规约”，并“渗透在风俗、习惯、礼节和仪式等传统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中”，其正面影响“能够促进某一地区某一族群的共同价值观和族群认同感的形成，增加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负面影响又可能会加深“族群之间的隔膜、疏离或对立，增加人们在跨区域民族社会交往方面的难度和成本。”[15]这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的本质及其保护与利用价值，是很有启发性的。
笔者主持的国家民委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基地，2019年度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对民俗类国家级非遗秀山花灯社会功能的田野调查，即是在上述马克思交往范畴相关原理指导下的实践应用。项目研究正在进行，本文仅就项目研究的理论思考，以秀山花灯为例，提出民族地区的民俗类国家级非遗，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改革中的交往功能利用问题。
三、民俗类国家级非遗秀山花灯“跳花灯”交往功能利用问题
国务院扶贫的“重庆片区”中，共有两个进入国家级民俗类非遗名录的项目：秀山花灯和丰都庙会，而属于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俗类非遗，秀山花灯之外，还有乌江流域贵州境内的思南花灯。笔者2006年以来十余年间出版的三本渝东南田野调查的相关著作《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2006）、《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2012）和《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2017）[16]，都把秀山花灯的“跳花灯”习俗，作为武陵民族区民间交往重点追踪考察的田野调查个案。
《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录入2005年9月到2006年7月三个有关秀山花灯“跳花灯”习俗遗存与现状的田野调查报告：第一期田野调查报告《秀山花灯群众基础雄厚，历史悠久，主要传人健在，民俗文化形态存留》（2005，9.1-9.8），第二期田野调查报告《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有益思路》（2006，3.2-3.5），第三期田野调查报告《白粉墙村花灯传人两种生态现状的启示》（2006，7.19-7.20）。一年左右的调研结论很明确：“对秀山花灯而言，民国时期甚至以前的老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传统，其文化传承的价值应该说都值得重视，老传统是民俗传统，新传统也是民俗传统。秀山花灯在当代作为节日民俗新传统的区域文化（交往）功能，集中体现于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建设社区先进文化方面，是非常宝贵的民俗资源，值得深入研究，合理保护，充分利用。”[17]28
秀山花灯民间交往功能的主要载体，是一年一度春节期间群众性的“跳花灯”习俗活动，只要以花灯传人为核心的灯班存在，这个本地区民间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活动，就会不断地开展下去。《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即从区域民俗文化品牌创意视角，对此作出阐释：“秀山花灯灯班主要成员的族源调查显示，秀山土家族原住民不及1/10，汉族、苗族等族群文化的不断融入，成为秀山土家族民俗文化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地域特征。‘共同的地域’（即杂居）已经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语言’正在渐渐成为当下现实，而‘表现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已经不是子虚乌有。”[18]
“跳花灯”民俗的保护、利用，就是秀山花灯交往功能的保护、利用。秀山花灯民间交往功能保护、利用、开发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主要是在《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专著中，作为个案研究全面阐释的。所以，本书特别在“前言”部分有一个概要的学术总结：秀山花灯十余年研究从“一个个具体历史文化问题和一个个具体田野调查点开始”，先后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数十篇。在此基础上再出版一部新的专著，主要内容与前两部专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渝东南区域民族文化主体功能定位的认识，必须跃升到武陵民族区民族文化主体交往功能认识的国家战略高度，解决武陵民族区“面”的考察需要，发现并提出民族文化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全局”性问题，阐释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民俗文化交往功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国家政策内涵及其现实意义[16]。 2005年笔者在秀山花灯第一阶段田野调查中，已经意识到政府主导的当代秀山花灯传承保护存在的问题。简言之，地方管理部门对秀山花灯“体现民众共同意愿的社区地域性、时间节律和遵循的程序仪式规范性、百姓大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民间性”[17]224等民俗文化交往功能是漠视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区域文化部门大力推动秀山花灯走上舞台化艺术精品打造之路。然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一年一度的春节“跳花灯”汇演又是非常热心的，这种各村寨自愿组织“花灯班”于春节期间，到县城“跳花灯”表演的节日活动，延续了秀山花灯的民间交往习俗，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民俗”，今天看来是值得认真讨论其现实可行性的。从近期“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第三期田野调查报告的访谈记录，可见秀山本地民间春节期间的跳花灯热情依然存在。
寨踵花灯班（石家花灯班），目前常规活动成员约20人，“人员构成较为整齐，各角色配备齐全”，虽然“村寨青年人多外出打工，平时凑不齐一个花灯班（表演），只有春节放假期间才能够进行活动。如今正月跳灯活动只要有人牵头组织，仍可以正常进行。”
凉桥花灯班“人员有23人”，是本村的灯班，也有外村人参加，“大部分是农民，因青年人外出打工，现代文化冲击等原因，凉桥村本村的正月跳花灯活动十几年没有开展了，但只要政府或商家需要，基本上可以做到灯班随叫随到，随时演出。”
小坪村花灯班“以师传为主要方式，目前花燈班成员有16人”，班主潘光（广）兵，2009年入选秀山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小坪村本村的正月跳花灯活动已经多年未开展了，但花灯班日常外出演出活跃”，每年要参加本地的各类演出，2019年正月还与邻县酉阳龙坝村开展了跳花灯活动……[19]
总之，新世纪初武陵山片区“打工潮”的强力冲击下，区域民间的民俗文化交往活动受到巨大影响，秀山花灯2006年顺利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7年后即没有了春节“跳花灯”汇演活动的政府安排，直到2019年除了商业性的“跳花灯”表演，节日民俗的秀山花灯“跳花灯”民间公共交往活动似乎已经绝迹⑦。2012年后的多次田野调查表明，秀山民众对于政府引导的节日“跳花灯”民俗活动仍然保留着美好的记忆。所以笔者认为，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舞台化精品打造的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当下其民间交往功能，影响其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严重缺失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根据本地丰富、成功的历史经验，可能成为当下“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特殊的民间文化交往载体，推动武陵山区美丽乡村建设愿景的达成。
注释：
①诸如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姚宇.基于祭祖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J]山西行政学院学报，2018（1）;雷雪芹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8（2）;张志巧等.布洛陀文化与壮族地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等。
②转引自陈永亮文，由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首次提出。
③即《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两文提出的“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说与阐明国情尊重“中国民族发展客观规律”说的众多文章。
④据李砚忠这篇论文的统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共有七十多处使用了“交往”“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概念。
⑤例如姚秋磊.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3月;杨芳丽.从地域性到世界性——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等研究文献。
⑥参见姚秋磊硕士学位论文，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规则禁忌等民俗活动即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政治、经济、管理、艺术、哲学等活动被称之为“非日常生活”。
⑦笔者认为，秀山县城群众性广场舞包装的秀山花灯元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陈永亮.关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思考[J].民族论坛，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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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2-23 责任编辑：王 珏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
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关键词]交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逻辑起点;民俗类非遗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3-0029-08
有关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论认知，国内学术界持续探讨的热度，当下仍然很高，而且相关的理论研究已经延伸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选择、载体创建等核心层面①。研究者指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国内民族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和批驳”，并提出有关“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的主体是和谐的”等系列重要论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新载体和方式，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
我们知道，国家领导人运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术语，概括党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纲领性政策的核心要点，在2010年1月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的：“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②理论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词内涵的理论阐释，从2010年8月伊始即开始出现，不同的观念表述随后很快形成价值取向对立的两种阐释，并引发学界广泛的学术争鸣③，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一个特定的政策术语，很快提升为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核心理论命题。习总书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示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晰，理论内涵博大精深，需要仔细研读学习，深入思考。在笔者看来，似应特别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头，探究“交往交流交融”三个范畴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国情问题域，当下中国“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认知的逻辑起点、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不言而喻，上述三大板块的研究内容，已经说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研究，是一个知识信息量非同寻常的高端课题。
笔者撰写此文意在梳理近十年（2010-2018）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理论探讨的主要成果，依据个人最近二十年，重庆渝东南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生态田野调查的经验与理论成果，提出武陵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的合理利用问题。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恢复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新民俗活动，可能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实现。
一、近十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应用研究主要观念的简要评述
近十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阐释，基本上围绕如何“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核心问题展开，出于应用研究的不同目标定位，研究者认识视角的选择，各各不同，理论认识层次差别很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命题的内涵阐释进展并不明显。
例如，社会心理学视角辨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内涵，从心理学家提出的“接触假设”理论开始，所谓“在某些条件下，对立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减少它们之间存在的偏见”，有关“某些条件”包括地位平等、亲密的接触，团体内部合作并有成功机会，团体内部存在支持平等的规范等[2]。这种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实际上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学理论，简化为当下社会团体合作现象去认识了。我们似应特别留意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新时期的民族学理论命题，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期民族关系具体演化的现象问题，属于抽象层次完全不同的两类知识，混淆不得。
也有研究者把民族视为一个特别放大的，具有“亲密认同感”的群众“团队”，以此为认识前提，阐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内涵的基本认识：“民族是一个客观的，且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代代相传，群体间有亲切认同感。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各民族自身优势的发挥和团结互助精神，逐渐实现共同繁荣，“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演变出更高级的发展层次”。具体而言，可以表述为：“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间相互整合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族际整合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民族交流”则是“民族交往过程之中的表现形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而“民族交融”，体现“民族交往交流过程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相应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民族交流的深入和共性的增多”，而且民族发展现象的所指，“既不包含旧民族的消失，也不包含新民族的产生”[3]。这类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解为“民族发展现象中各民族之间”不同演进层次的理性描述，虽然相关结论可取，但关键问题在于，立足于现象化应用的认识层次，是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内涵的表面化理解。一言以蔽之，同样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简化为加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去讨论了。 还有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表述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认知问题的说法。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从民族關系上看，“交往交流是实现交融的基础”，因为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中，交往才是基础性的第一步，只有“具体的交往互动”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才有可能消除隔膜，增进了解，实现交融。“交流”比交往是更进一步的，因为这关联“信息的相互传递，观念的相互借鉴，观念的相互影响以及情感的相互表达”，交流的内容具体、丰富许多。相较于交往，交流显然更走得近一些，更具有“人情味”，因为特别讲究交往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和对等性”，所以属于“深层次的交往”。其二，“交融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各民族现实的交往交流中，“交融”应是交往交流的理想目标，但“交融不是同化，不是融合，而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一体’”。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交融”辞条的解释：交融本质上指的是社会一体化，即社会的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具体到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现象语境中，“交融”指的是，“各民族在利益上相互依存，在价值观上协调统一，在命运上形成共同体”[4]。应该说，这样理解民族交往演化的阶段特征，及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在要素互补演进的相互关系，是很精彩的。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正面阐释，而是当代中国“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现象的经验理性认知，是现象后者对理论前者实践应用的理性概括，理论抽象层次实际并没有达到哲学思维方式的“顶层”。
与此同时，研究者注意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整体把握的重要性，先界定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再阐释其内涵要素的核心内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阐释思路比较清楚。例如，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界定：这是“指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从相识、相知、相认等层面构成了各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它既全面把握我国民族发展的本质规律，又鲜明昭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趋势……为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行为指南。”“民族交往”概念，一般“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民族关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分为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等类型”;“民族交流”概念，则“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相识过程，为处于常态、异态或跳跃式（发展）的民族，提供其横向量的扩展与纵向质的演进的发展动因，解决民族间互动互利的共生问题”;“民族交融”的特定内涵在于，“是指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而其并非是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简单的合二为一，也不意味着‘理想’结果的自然实现，是经过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实现的共处共生。”[5]
如果将上述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同视角研究成果与国家社科基金（09BMZ027）成果之一《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1）[6]一文论证思路与主要观点比较，上述2011年后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进展，因为解决现象问题的应用需要，其实并不明显。因为上述观点几乎都没有超越《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阐述的基本结论：“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形式;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民族交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论断，有力回应了现阶段要‘促进民族融合’的提法。”而且这篇理论研究成果，有关“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具体形式”的全面论证，有两个论断笔者以为是特别值得学界今天继续深入思考、讨论的：
1、 有关交往概念学科属性的判断：“交往是一个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概念。广义的交往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狭义的交往包括具体的人（人们）之间的交往。”[6]换言之，一个学科的理论视角（例如政治学），甚至交叉学科的视角（例如社会心理学）不足以阐释清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交往”本义，因为认识层面同样没有上达哲学思维方式顶层。
2、 研究者理解的，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交往概念的一种界定：“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群体）与人（群体）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形式，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综合。”[6]
第二个论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第一个论断涉及的哲学层面问题的解答，而关键是，深入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用本质的关注。马克思强调以物质生产为纽带的唯物主义交往，而且对于“作为人的存在的交往，注入了更具哲学范式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类实践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交往的普遍化及交往的普遍异化，需要从这个哲学高度去给予交往一种终极关怀，赋予现实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一种终极价值”[7]的“顶层”理论建构，而不宜自足于一种理论视角的一己之见。
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最终都体现在民族群体个体的交际层面。“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几个密切相关层次，专家认为可以接地气地解读为行为的交往、思想的交流与感情的交融三阶段 ，但其落脚点在“交”，即前提是“相互交汇，有所接触”，而“往来、流动、融合是随‘交’之持续后的由浅入深的结果，其重在持续交往，平等交流，包容性交融，交往交流的最终结果在于交融。这是一种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增加共识，增强一致的‘交融’”[8]，而非脱离国情的人为推动“民族交融一体”的政策结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非常利于指导当下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开展。当然，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研究而言，“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本义，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到位”的理论阐释，不能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经验理性的概括表述，虽然这样的应用性阐释也非常精彩。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往”落脚点
2010年前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推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专著、论文数量之巨颇让学界惊讶。本文仅就代表性学术论文有关“交往”概念的界定比较切入，论及马克思交往理论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建构特点，及其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资源应用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实施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界的著名学者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交往概念的阐述，应重视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直接研读，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因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概念，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9]。三年后有学者跟进提出，从“发展”的意义上重释马克思交往概念，“只能是合理地存在于实证的历史学或实证的社会学之中”[10]，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十年，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走向。2005年范宝舟博士的专著《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即相关学术走向的集大成作品。当然，重读经典文本的“社会学”与“哲学”的学科方法论交叉视域，也给后来研究者带来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种种方法论难题。笔者认同俞吾金先生的观念：广义范围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因此，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去剖析“交往”概念，就是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视角阐释交往概念的理论内涵，“这足见‘交往’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对‘交往’理解深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对马克思哲学认识深化的过程”[11]，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认识关联。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回顾近年社科普及应用视角阐释马克思交往理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应用自觉，思路清晰，概念明确，见解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论文，当首推李砚忠《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涵、特征与现实意义》[12]一文，理由如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源流”关联的正确判断。即马克思交往理论表明，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交往过程之中，“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要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个体特色”，就是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相关的逻辑关联性，当然需要全面、系统的学理论证，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从“交往的概念与历史发生”“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交往理论的现实意义”三个逻辑关联的问题域，提纲式地对上述判断作出简明、完整的阐释，篇幅不长，却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特别启发我们科学理解“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应用的理论逻辑起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二，对“交往”概念学术史的简明梳理，清楚说明“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提出“交往”理论认识的重要性问题，到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学手稿》“把‘交往’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能力和成果的交换关系”，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考察“交往”问题④，展开对“交往”概念的系统研究。认识到“‘交往’就是人与物、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它并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动态地表现为主体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实现其在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其中“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成为马克思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环节，并推动形成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诸如，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等，为马恩“正确解决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依据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交往”概念实际应用的相关语言表述，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明确的学术界定。这样，科学阐释“交往的历史发生”过程有了学理认识基础，“交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人类学意义得到科学彰显，而我们深刻认识世界人文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价值成为可能。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交往”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却可以将马克思经典文本“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依据逻辑思维形式发展的基本原理，理解其内涵与外延。即，其一，“交往”定义可以作如下表述：交往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们通过实物、信息及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其二，“交往”外延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概念的应用内涵非常宽泛，既包括“个人之间的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还包括“民族内部的交往和民族间的交往、普遍交往”等。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⑤等诸多同题论文比较，李砚忠文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定义及其内涵与外延的明确阐释，显示了研究者的理论勇气与学养。
第四，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多义性、交往形式的多样性、交往理论特征多向度的统一性”的事实存在，面对“歧义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当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不同解读，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体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科学性，得出自己三点明确的概要判断：其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交往的主体首先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抽象的人或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所考察的社会交往现象是在物质生产活動中形成的，是感性的，具体的”;其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把对人的考察放置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活动的结构中，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展现人的价值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人的价值发生的应然状态来把握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价值的应然状态”[12]。这是非常利于我们当下领会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实践价值的。
总之，马克思交往理论从根本意义上明确“现实中的个人”才是人类交往的主体，“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社会交往现象发生发展的原生动力，人的价值发生、发展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永恒矛盾运动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在世界历史发生过程考察应用中得出的基本结论。领会这种思维范式认识层次的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其他界定，如果与上文表述存在区别，但精神意蕴也可能是相通的;反之，则变质为阐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空泛之论。 例如，“交往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交往主体（如现实的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等），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交互活动。相互关系涵盖着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交往中形成的交换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交互活动既包括物质之交往活动方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互动，其中，物质方面的交往活动在整个交往体系中是根本性的，具有决定地位，它决定着精神交往的形式和内容。”[13]这个交往概念的内涵表述虽然比较繁复，但基本意思与上文相通。
又如这样的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交往’概念的科学内涵，有自身维度的表达，具有历史维度、实践维度、物质维度、社会维度和价值维度，依据这些维度，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交往概念内涵的关键。”[11]多维度的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丰富内涵，当然是可取的，但知识学习与知识应用不可以等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践认知维度，才是破译马克思交往理论精髓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哲学思维范式是指蕴含于哲学理论中的思维逻辑。综观人类哲学知识的学术发展史，哲学思维范式从本体论思维范式，再到认识论思维范式，又到人类学思维范式，其思维逻辑发展的三阶段转型特征十分清晰。笔者非常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原创性的评价：对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维范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出“全新的”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从而完成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把哲学“彻底‘从天上降到地上’，此后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皮尔斯、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将这一思维范式进一步拓展，开创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新局面。”[14]
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出发点，要而言之，不是抽象的世界或者自我，而是“现实中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对人类日常生活的价值研究，显示出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日常生活交往命题的哲学思考，从而将人类“交往交流交融”人际交往发生的原初“交往”功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表现出人类学思维范式理性确定性所在的交往（社会）理性。因此人类学思维范式对理性的追求，十分用心的是“个体之间发生交往的现实世界”及其“具体交往关系”的日常生活考察，而不是把深受科技理性处理后的“非日常生活”⑥置于社会理性认知实践的第一位。因此研究者阐释《人类学视野中的交往与族群关系》有这样的论断：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而且这种交往活动“大多以一种非正式的规则来规约”，并“渗透在风俗、习惯、礼节和仪式等传统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中”，其正面影响“能够促进某一地区某一族群的共同价值观和族群认同感的形成，增加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负面影响又可能会加深“族群之间的隔膜、疏离或对立，增加人们在跨区域民族社会交往方面的难度和成本。”[15]这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地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的本质及其保护与利用价值，是很有启发性的。
笔者主持的国家民委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基地，2019年度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对民俗类国家级非遗秀山花灯社会功能的田野调查，即是在上述马克思交往范畴相关原理指导下的实践应用。项目研究正在进行，本文仅就项目研究的理论思考，以秀山花灯为例，提出民族地区的民俗类国家级非遗，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改革中的交往功能利用问题。
三、民俗类国家级非遗秀山花灯“跳花灯”交往功能利用问题
国务院扶贫的“重庆片区”中，共有两个进入国家级民俗类非遗名录的项目：秀山花灯和丰都庙会，而属于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俗类非遗，秀山花灯之外，还有乌江流域贵州境内的思南花灯。笔者2006年以来十余年间出版的三本渝东南田野调查的相关著作《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2006）、《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2012）和《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2017）[16]，都把秀山花灯的“跳花灯”习俗，作为武陵民族区民间交往重点追踪考察的田野调查个案。
《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录入2005年9月到2006年7月三个有关秀山花灯“跳花灯”习俗遗存与现状的田野调查报告：第一期田野调查报告《秀山花灯群众基础雄厚，历史悠久，主要传人健在，民俗文化形态存留》（2005，9.1-9.8），第二期田野调查报告《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有益思路》（2006，3.2-3.5），第三期田野调查报告《白粉墙村花灯传人两种生态现状的启示》（2006，7.19-7.20）。一年左右的调研结论很明确：“对秀山花灯而言，民国时期甚至以前的老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传统，其文化传承的价值应该说都值得重视，老传统是民俗传统，新传统也是民俗传统。秀山花灯在当代作为节日民俗新传统的区域文化（交往）功能，集中体现于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建设社区先进文化方面，是非常宝贵的民俗资源，值得深入研究，合理保护，充分利用。”[17]28
秀山花灯民间交往功能的主要载体，是一年一度春节期间群众性的“跳花灯”习俗活动，只要以花灯传人为核心的灯班存在，这个本地区民间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活动，就会不断地开展下去。《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即从区域民俗文化品牌创意视角，对此作出阐释：“秀山花灯灯班主要成员的族源调查显示，秀山土家族原住民不及1/10，汉族、苗族等族群文化的不断融入，成为秀山土家族民俗文化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地域特征。‘共同的地域’（即杂居）已经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语言’正在渐渐成为当下现实，而‘表现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已经不是子虚乌有。”[18]
“跳花灯”民俗的保护、利用，就是秀山花灯交往功能的保护、利用。秀山花灯民间交往功能保护、利用、开发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主要是在《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专著中，作为个案研究全面阐释的。所以，本书特别在“前言”部分有一个概要的学术总结：秀山花灯十余年研究从“一个个具体历史文化问题和一个个具体田野调查点开始”，先后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数十篇。在此基础上再出版一部新的专著，主要内容与前两部专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渝东南区域民族文化主体功能定位的认识，必须跃升到武陵民族区民族文化主体交往功能认识的国家战略高度，解决武陵民族区“面”的考察需要，发现并提出民族文化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全局”性问题，阐释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民俗文化交往功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国家政策内涵及其现实意义[16]。 2005年笔者在秀山花灯第一阶段田野调查中，已经意识到政府主导的当代秀山花灯传承保护存在的问题。简言之，地方管理部门对秀山花灯“体现民众共同意愿的社区地域性、时间节律和遵循的程序仪式规范性、百姓大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民间性”[17]224等民俗文化交往功能是漠视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区域文化部门大力推动秀山花灯走上舞台化艺术精品打造之路。然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一年一度的春节“跳花灯”汇演又是非常热心的，这种各村寨自愿组织“花灯班”于春节期间，到县城“跳花灯”表演的节日活动，延续了秀山花灯的民间交往习俗，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民俗”，今天看来是值得认真讨论其现实可行性的。从近期“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第三期田野调查报告的访谈记录，可见秀山本地民间春节期间的跳花灯热情依然存在。
寨踵花灯班（石家花灯班），目前常规活动成员约20人，“人员构成较为整齐，各角色配备齐全”，虽然“村寨青年人多外出打工，平时凑不齐一个花灯班（表演），只有春节放假期间才能够进行活动。如今正月跳灯活动只要有人牵头组织，仍可以正常进行。”
凉桥花灯班“人员有23人”，是本村的灯班，也有外村人参加，“大部分是农民，因青年人外出打工，现代文化冲击等原因，凉桥村本村的正月跳花灯活动十几年没有开展了，但只要政府或商家需要，基本上可以做到灯班随叫随到，随时演出。”
小坪村花灯班“以师传为主要方式，目前花燈班成员有16人”，班主潘光（广）兵，2009年入选秀山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小坪村本村的正月跳花灯活动已经多年未开展了，但花灯班日常外出演出活跃”，每年要参加本地的各类演出，2019年正月还与邻县酉阳龙坝村开展了跳花灯活动……[19]
总之，新世纪初武陵山片区“打工潮”的强力冲击下，区域民间的民俗文化交往活动受到巨大影响，秀山花灯2006年顺利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7年后即没有了春节“跳花灯”汇演活动的政府安排，直到2019年除了商业性的“跳花灯”表演，节日民俗的秀山花灯“跳花灯”民间公共交往活动似乎已经绝迹⑦。2012年后的多次田野调查表明，秀山民众对于政府引导的节日“跳花灯”民俗活动仍然保留着美好的记忆。所以笔者认为，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舞台化精品打造的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当下其民间交往功能，影响其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严重缺失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根据本地丰富、成功的历史经验，可能成为当下“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特殊的民间文化交往载体，推动武陵山区美丽乡村建设愿景的达成。
注释：
①诸如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姚宇.基于祭祖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J]山西行政学院学报，2018（1）;雷雪芹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8（2）;张志巧等.布洛陀文化与壮族地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等。
②转引自陈永亮文，由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首次提出。
③即《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两文提出的“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说与阐明国情尊重“中国民族发展客观规律”说的众多文章。
④据李砚忠这篇论文的统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共有七十多处使用了“交往”“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概念。
⑤例如姚秋磊.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3月;杨芳丽.从地域性到世界性——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等研究文献。
⑥参见姚秋磊硕士学位论文，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规则禁忌等民俗活动即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政治、经济、管理、艺术、哲学等活动被称之为“非日常生活”。
⑦笔者认为，秀山县城群众性广场舞包装的秀山花灯元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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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2-23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