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1995～2006年期间，全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农村社会救济投入、农村自然灾害救济投入以及农村医疗点和农村用电量等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在分析地区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和各省、区、市地区效应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各地区不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本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进行了全国比较。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panel data模型；农民人均纯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97-04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国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姚莲芳，2007；刘嗣明，2007；曾福生，2007）。但是，直到目前，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计量分析仍相对薄弱，尤其是采用Panel Data模型，即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来同时分析在地区效应的作用下，国内各省、区、市农村公共产品对该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影响问题，尚属空白。
　　Panel Data模型具有可以同时对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优势。为此，本文以1995～2006年期间，全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农村社会救济投入、农村自然灾害救济投入以及农村医疗点和农村用电量等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在分析各省、区、市地区效应对农民纯收入影响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本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进行了全国比较。
　　
　　1.Panel Data模型变量及模型设定
　　
　　根据资料的连续性和可得性状况，本文利用1995～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全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历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省、区、市财政农业资金投入（包括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林业建设资金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亿元）、农村初中和小学教育经费总投入（亿元）、农村社会救济（万元）和自然灾害救济资金（万元）以及农村医疗点数量（个）、农村用电量（亿千瓦小时）等6个变量反映我国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状况，并作为解释变量，以此建立我国地区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纯收入影响的Panel Data模型。根据对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在对数形式下各变量水平方程不存在单位根，样本数据基本为平稳状态。为此，在建立Panel Data模型时，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同时为消除不同时期价格影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资金、教育资金投入、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资金都用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了剔除。
　　利用panel data模型形式设定的检验方法（李子奈等，2000；Cheng Hsiao,2003），计算得到的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
　　 F2=5.350 F1=1.502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F(203，150)=1.2 F(174，150)=1.2
　　由于F2>1.2，所以拒假设H2；又由于F1>1.2，因而也拒绝假设H1。因此，模型采取变系数第三类模型形式。同时由于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全国30个省、区、市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影响，因此选取固定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为；
　　lsrit=αi+β1ilczit+β2iljyit+ β3ilshit+β4ilzhit+β5ilylit+β6ilydit+uit（1）(i=1,2,…30；t=1,2,…,12)
　　式中，ai为30个省、区、市的地区效应，lsrit、lczit、ljyit、lshit、lzhit、lylit、lydit分别为各省、区、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农村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农村医疗点和农村用电量（为滞后一年数据）的对数值，β1i、β2i、…、β6i，分别为上述6个自变量的全国30个省、区、市的不同系数，由于各变量值都用自然对数表示，因此估计的变量系数实际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种弹性值。采用GLM法（Cross-section 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估计的F1=1.502，仅略大于临界值F(174，150)=1.2，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同样还可以建立第二类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形式，分析在地区效应不同的情况下，各地区采用相同变量系数时，即从全国30个省、区、市的平均状况
　　去研究各种农村公共产品对地区农民纯收入水平的平均影响程度。为此，下面将从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别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2.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2.1 农村公共产品的平均效应
　　 使用Eviews5.0软件，用GLS法（Cross-section 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加权方式为Cross-section weights(PCSE)，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SRit=5.2999+a*i+0.2123LCZit+0.2656LJYit
　　(-0.00913)(2.1575)(3.3877)
　　+0.026LSHit+0.0267LZHit-0.000446LYL_it
　　(9.5580)(5.2582) (5.3305)
　　+0.1131LYDit
　　(2.9005)（2）
　　式中，括号内数字为相对应的系数t检验值，可以看出，除农村医疗点个数变量不显著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方程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996，F值为2601.857，表明方程拟合很好。从回归系数值可以看出，我国地区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农村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以及农村用电量等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增大，对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各省、区、市的平均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个百分点，都会影响本地区农民纯收入平均提高0.21个百分点；各地区平均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都会影响农民纯收入平均提高0.26个百分点；农村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经费分别增加1个百分点，都会影响农民纯收入分别平均提高0.026和0.027个百分点；农村平均用电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都会影响农民纯收入平均提高0.11个百分点。方程中的常数为5.3，反映了1995～2006年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2.2地区效应分析
　　在上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a*i表示地区效应，其数值大小反映了各地区对农民纯收入平均增长水平的偏离程度，它是除了模型中的6个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之外，各地区还确实存在的由各种复杂要素所形成的、不可观测与度量的对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起作用的一种综合影响，而且这种综合影响效应对不同省、区、市来说是不同的，但又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由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出的各省、区、市地区效应排序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各省、区、市中，所形成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的综合影响力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共有
　　10个省、区、市，其中综合影响力最大的是天津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6.56%（5.30+1.26），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1.26个百分点；其次是上海（6.52%）和北京（6.36%）分别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1.22和1.06个百分点。在农民纯收入地区综合增长能力高于全国的10个省、区、市中，西部地区有3个，分别是青海、宁夏和重庆，分别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0.75、0.64和0.1个百分点。
　　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的综合影响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共有20个省、区、市，其中综合影响力相对最弱的是云南省，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低0.73个百分点，其次是四川、河南、山东和陕西等省，分别低0.66、0.63、0.54和0.53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纯收入综合增长综合影响力最弱的省中，除山东和河南省外，其余3个省都在西部。然而，像广东、江苏这两个东部发达省份，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农民纯收入综合增长的影响力也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0和0.21个百分点，应引起高度重视。
　　以上分析表明，各地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的综合影响力最强的不一定都是东部省、市，东部个别省的综合影响力也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省份的综合影响力也不是全都很弱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有个别省、市的综合影响力高于全国水平，甚至比许多东、中部省份的综合影响力还要强。
　　
　　3.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变系数部分，即不同地区不同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本文包括对每一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农资金等6个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二是常数和30个省、区、市的地区效应估计结果。由于本文重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所以不再对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中的地区效应进行介绍。
　　3.1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各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率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回归结果中，除辽宁省不显著外，其余29个省、区、市都通过了0.02%显著水平的检验，表明这29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对回归系数排序表明（见表2），有18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促进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其中既有东部省、市，也有中、西部省份。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最大的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4个省、市的财政支农资金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促进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1、1.42、1.39和1.3个百分点。 另外， 还有12个省的财政支
　　表2 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人均纯收增长率影响效果排序
　　财政资金教育经费社会救济灾害救济医疗点用电量
　　地区排序地区排序地区排序地区排序地区排序地区排序
　　 福建1.51河北2.29内蒙古0.18海南0.36黑龙江0.81宁夏2.55
　　 浙江1.42广东1.65广西0.11贵州0.23重庆
　　山西2.36
　　 江苏1.39海南1.32陕西0.10天津0.22江苏0.75重庆1.92
　　 上海1.30内蒙古1.31重庆0.06安徽0.21安徽0.63湖北1.83
　　 山东1.16湖南1.28辽宁0.05新疆0.20天津0.54河南1.83
　　 吉林1.03湖北1.14云南0.04浙江0.19上海0.54广西1.80
　　 安徽0.83云南1.13湖南0.04四川0.15贵州0.53四川1.42
　　 天津0.65黑龙江1.13黑龙江0.03甘肃0.13云南0.41江西1.38
　　 贵州0.41甘肃0.98广东0.03吉林0.13广东0.35新疆0.79
　　 新疆0.38安徽0.72北京0.02江西0.12河南0.30天津0.78
　　 陕西0.27辽宁0.63青海-0.01山西0.11湖北0.24贵州0.65
　　 北京0.24广西0.56河南-0.01江苏0.08四川0.23吉林0.62
　　 内蒙古0.20青海0.54湖北-0.01河北0.08湖南0.20湖南0.37
　　 广东0.16北京0.40上海-0.01青海0.08甘肃0.19甘肃0.36
　　 青海0.11四川0.35宁夏-0.01黑龙江0.06新疆0.18云南0.27
　　 江西0.11河南0.30山东-0.02山东0.05河北0.10海南0.17
　　 山西0.09天津0.26福建-0.03福建0.05北京0.06上海0.14
　　 辽宁0.03山东0.20甘肃-0.05湖北0.03山东-0.04辽宁-0.03
　　 宁夏-0.06江西0.17河北-0.07广东0.03广西-0.08北京-0.13
　　 重庆-0.13山西0.16山西-0.07湖南0.03山西-0.10江苏-0.16
　　 四川-0.21陕西0.09四川-0.07北京0.02海南-0.13黑龙江-0.22
　　 河南-0.27福建0.02江苏-0.09上海0.01江西-0.16陕西-0.38
　　 甘肃-0.32宁夏0.02安徽-0.09河南0.01浙江-0.29河北-0.39
　　 湖南-0.33重庆0.02江西-0.12陕西0.00宁夏-0.30福建-0.45
　　 黑龙江-0.37新疆-0.05新疆-0.13辽宁-0.01陕西-0.52青海-0.56
　　 海南-0.42浙江-0.06浙江-0.18宁夏-0.01内蒙古-0.54广东-0.72
　　 河北-0.45贵州-0.14吉林-0.18重庆-0.02福建-0.55山东-0.92
　　 广西-0.47江苏-0.21天津-0.20云南-0.02青海-0.72安徽-1.08
　　 湖北-0.51吉林-0.68贵州-0.21内蒙古-0.08辽宁-0.95浙江-1.08
　　 云南-0.59上海-0.77海南-0.28广西-0.10吉林-1.39内蒙古-2.94 农资金的增长率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并不同步，其中
　　西部有5个省，中部有4个省，东部有3个省。表明这些省、区今后需要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改善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提高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
　　3.2 农村教育投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除福建、重庆和宁夏3个省、区、市以外，其余27个省、区、市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都十分显著地影响当地农民纯收入的提高。其中，有21个省、区、市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率对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起正向推动作用，促进作用最强的省是河北省，其次还有广东、海南、内蒙古和湖南等省区（见表2），这5个省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促进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2.29、1.65、1.32、1.31和1.28个百分点。但是，还有6个省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和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并不同步，其中西部地区有贵州和新疆，中部有吉林省，而东部有上海、江苏和浙江3个省、市。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市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果不仅不同步而且在全国相对较差，表明这些地区更需要重视农村初中、小学教育，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3.3社会救济资金的增长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所有省、区、市的财政用于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长率对农民纯收入的提高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其中，有10个省、区、市的财政用于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长率显著地促进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促进作用最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还有广西、陕西、重庆和辽宁等省、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各省、区的农村社会救济资金投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分别促进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0.18、0.11、0.10、0.06和0.05个百分点（见表2）。另外的20个省、区、市财政用于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加，并不会促进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其中，海南、贵州、天津、吉林和浙江等省、市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的影响很不同步。这表明，在各种原因严重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省、区、市，即使增加了社会救济资金，也难以改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减弱的趋势，最终使得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加不能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步提高。
　　3.4农村自然灾害救济资金的增长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除辽宁和陕西2个省外，其余28个省、区、市财政用于农村自然灾害救济资金的增长都显著地影响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其中，有6个省、区农村自然灾害救济资金的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并不同步，主要有广西、内蒙古、云南和重庆等区、市；另外的22个省、区、市的财政自然灾害救济资金的增长显著地提高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促进作用最大的是海南省，其次是贵州、天津、安徽和新疆等省、区、市（见表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各地区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分别促进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0.36、0.23、0.22、0.21和0.20个百分点。
　　3.5农村医疗服务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由于缺乏财政用于农村医疗服务资金的资料，同时考虑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以农村医疗点数量代表农村医疗服务公共产品。与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不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中，除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其余29个省、区、市的农村医疗点数量的增加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有26个省、区、市增加农村医疗点数量有利于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力最大的是黑龙江省，其次还有重庆、江苏、安徽等省、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医疗点数量增加1个百分点，会分别影响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81、0.78、0.75和0.63个百分点。另外，还有13个省、市农村医疗点数量的增加，与农民纯收入的提高并不同步，其中东部有5个省，中部有2个省，西部有6个省、区。吉林和辽宁农村医疗点数量的增长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很不同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医疗点数量增长率减少1个百分点，反而可能分别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1.39和0.95个百分点，说明这些地区应不断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农民医疗费用。
　　3.6农村电力建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农村水利和电力建设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用农村用电量表示农村电力建设状况。回归模型显示，除辽宁省外，其余29个省、区、市的农村用电量系数都非常显著。有16个省的农村用电量的增长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见表2），宁夏农村用电量的增加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还有山西、重庆和湖北、河南等省、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几个省、市，如果农村用电量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将促使本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2.35、2.36、1.92、1.83和1.83个百分点。但是，也有13个省、区、市的农村用电量的增加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并不同步，其中内蒙古、浙江和安徽等省、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用电量增多而农民纯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这类省、市大部分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用电量相对较多，2005年江苏和广东两省农村用电量分别达到825.1亿千瓦小时和766.4亿千瓦小时，合计占到当年全国农村总用电量的36.38%，导致其边际收益率降低，农产品成本的扩大降低了产品的纯收入；另一方面，至于少数牧区，如青海和内蒙古用电量很少，2005年分别为3亿千瓦时和29.3亿千瓦时，即使增加用电量对牧民生产的影响也很微小，难以起到提高收入的效果。
　　
　　4.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上运用Panel Data模型，重点研究了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本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还对全国公共产品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作用以及各省、区、市的地区效应对农民纯收入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4.1我国地区主要农村公共产品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地区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农村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投入以及农村用电量等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扩大，对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农村初中和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的作用最大，其次是财政支农资金，农村用电量的促进作用居第三位，农村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资金的增加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力大体相同。但是，从30个省、区、市的平均水平来看，农村医疗数量的增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很不显著，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医疗数量的平均增长水平较小，另一方面是从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统计指标和内容发生了变化，降低了数据的可比性。
　　4.2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别
　　除少数地区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有助于增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但各地区不同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有别，差异显著。大多数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明显作用，影响程度最强的省是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吉林等省市；但是，还有1/3强的省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作用较弱，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同步。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对增加农民纯收入有着较强的作用，影响程度最强的是河北，其次还有广东、海南、内蒙古、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全国仅有近1/3的省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增加对提高农民纯收入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对大多数地区而言，增加社会救济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大。绝大多数地区增加农村自然灾害救济资金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弱。多数省农村医疗点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少数地区医疗点的增加还难以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多数地区农村用电量的增加促进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影响程度最强的是宁夏，其次是山西、重庆、湖北、河南、广西等省、市，但是，还有少数地区，尤其在我国东部一些省、市存在边际收益随用电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
　　4.3地区综合效应是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各种农村公共产品之外，还存在各地区所形成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地区综合效应。这种地区综合效应是本地区各种因素长期作用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影响力。相对而言，全国只有1/3的地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综合影响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3的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天津、上海、北京和海南等省、市的地区综合效应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力最强，而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是云南、四川、河南、山东和陕西等省。因此，在我国不仅国家和各地区要继续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其促进农民收入的效果，而且绝大多数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当地经济、文化以及制度等多方面的发展
　　和建设，进而逐步提高本地区对农民收入的综合影响力。
　　
　　参考文献：
　　［1］Chen Hsiao,Analysis of Panel Data.［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26.
　　［2］姚莲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观点综述，经济纵横［J］.2007，（5）：76-79.
　　［3］刘嗣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J］.社会主义研究，2007，（3）：139-141.
　　［4］曾福生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9）12-19.
　　［5］李子奈，叶阿忠等.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32-154.
　　［作者简介］吕晓英（1976—），女，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系，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数量经济。
　　吕胜利（1943—），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数量经济。
　　［收稿日期］2008-12-25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