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的非户籍劳动力面臨着选择：为了子女的教育离开京沪广深，还是在大城市继续工作，让子女回老家上学，与子女分居两地。
　　义务教育是基本国策，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但国策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今天遇到了困难。很多地方政府要求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其父亲（或母亲）及本人必须拥有本地户籍。要做到这一点，要么劳动力根本不流动，要么户籍可以随父母工作的变动而即时变动。这两点，当前都不可能。
　　政府限制非户籍劳动力子女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是因为快速的非户籍人口的涌入，降低了本地居民子女的教育质量，招致本地户籍居民的强烈反对。当然还有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增加了本地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教育资源紧张只是一种想象。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高峰是1993年（116.7万），这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户籍。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点53.33万，下降幅度超过50%。随着非户籍学生的增长，从2007年开始，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才开始反弹，上升到2012年76.04万人，但也仅为1993年的65%。如果不是非户籍人口增加，上海很多教师恐怕要失业了。
　　特大城市城镇职工众多，养老的历史负担很重。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在依靠外来的年轻劳动力缴纳的养老金去弥补这一亏空。京沪等地在征缴社保的时候，从来都不手软。2013年，北京社保收入同比增长近20%，远高于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增幅，增量主要来自于非户籍人口带来的缴费人数的增加。上海的养老账户赤字，也是在2011年开始政府强制非户籍人口缴纳社保后，才扭亏为盈。
　　城市在享受了非户籍人口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却无视他们子女的教育，甚至希望通过提高义务教育的准入门槛，抑制非户籍人口的流入、甚至逼退现有的非户籍人口。这招不仅不利于非户籍人口的职业发展与子女教育，也伤害城市里退休老人的利益，他们的养老金可能没了着落。
　　事实上，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局面即将停止，城市现在要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限制外地人的流入，而是如何吸引外地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各个城市会发现，原来人并没有那么多，吸引他们要远比赶走他们容易得多。